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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牟宗三先生逝世20周年特辑专栏 |
| 王兴国 |
| 深圳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所，广东 深圳 518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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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0年余年以来，“现代新儒学”（或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伴随着其作为一股国际思潮的展开和蔓延，在中国大陆和海外，逐渐广为人知，并成为中国哲学研究中一个持续的热点和重点，其中的牟宗三哲学（“牟学”）研究一直炙手可热，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一情形更为凸显。今天，已经没有人可以否认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跳过或忽视“现代新儒学”。其实，当白诗郎（John Berthrong）教授将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比拟为中国的“京都学派”，就业已为“现代新儒学”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给予了一种关键性的定位，并暗示了它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今天的牟学研究，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全面摊开，就像一个大工地一般正在到处被开挖，竣工的作品虽不乏优良成果，但更多是一片狼藉之象。诚然，牟学的诸多方面，诸如其逻辑学、知识论、形上学、哲学史、方法论、诠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尤其是佛教哲学）、美学和牟学的思想渊源，以及牟宗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尤其是牟宗三哲学与康德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和罗素哲学的关系以及与现象学的关系，甚至其哲学的写作风格，均得到了不同角度和程度的关注与不无批判性的研究和总结；牟宗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在韩国和欧美渐有可观的成就。牟学的面孔似乎可能正日趋清晰地被展现出来。牟学的关注者和研究者除了哲学的从业者以外，已然遍及其他多种学科和知识领域的读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应验了牟宗三生前所预言的儒学（“现代新儒学”）“反哺大陆”并走向世界，经历了墨子刻（Tomas A. Metzger）教授所说的从“轻视”到“欣赏”和“静心思考新儒学的得失”的过程。然而，牟宗三犹如历史上的康德一样，仍然不免遭受被严重误解、甚至被诋毁的命运。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把儒学国际化或世界化、学院化、学理化与知识化的成就与贡献，然而恰因如此而引出了它是否是“走出历史”而打破了传统下的儒学与社会、历史的统一或同一关系的争论，与此紧密相联的则是牟学（包括其他新儒学）与中国传统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具体讨论，其中自然包括牟学（或“港台新儒学”）与“公羊学”的关系，在此境遇的刺激下，则出现了方克立先生所指称的“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在“内圣”与“外王”、尤其是与“新外王”的撕裂中，不仅区分出“心性儒学”与“外王儒学”（公羊儒学），而且将二者尖锐地对立起来，甚至把“港台新儒学”与自由主义并列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党同伐异，何止于石渠之争浴年初李明辉先生就“大陆新儒家”的问题与去向答澎拜新闻网站记者问，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诸多对“大陆新儒家”以及其与“港台新儒家”的讨论，这不仅回应和否定了关于牟学“走出历史”的论调以及余英时先生的儒学“游魂”说，且也不乏反讽的意味。然而，不能不看到，在海峡两岸的社会巨变中，从“现代新儒学”到“后牟宗三时代”的现代新儒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真正的继承与超越日益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在这一历程中，现代新儒家基于国际哲学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的时代精神，经历了自觉地从中西哲学的“判教”到“对话”、从追求“体系”（或“系统”）哲学到讲究“问题”哲学的重要转变。
事实上，“现代新儒学”自始以来就没有把自己高悬于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具体进程之外，只做纯粹观念的形式的游戏。尽管新儒家极其重视中华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像张君劢先生说的那样，它要“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但是并不以此为限，尤其是对于作为哲学家的大儒牟宗三来说，哲学虽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休戚相关，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与指南，但民族文化不是哲学本身的终极目的，不能成为哲学发展的限制，因为哲学旨在自己的道路中探寻人类所关切的普遍问题与最高峰问题。因此，以牟学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的“精神价值”绝不止于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超越现实的道德理想和自我主宰的“个体解放”。
今天的儒学仍然处在“返本开新”的历程之中，立足中国，背靠历史，心怀世界，走向未来，超越东西方的对立，重回经典，在“对话”中融摄与诠释，在诠释中会通与融合，蔽不新成，同时推进“在地化”与“世界化”的双向进程，探求一条康庄大道。在此意义上说，傅伟勋先生最早所指出的“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并未过时，牟学依然是一需要同情理解、历史批判、理性通过和超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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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兴国，哲学博士，深圳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所教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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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Vol. 32 
粤公网安备440305020079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