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印度学研究是世界印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视野中来反思中国印度学和中国现代学术研究, 是理解印度学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印学者就印度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南亚语言人才的培养、印度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中国对印度哲学和印度教的研究等展开讨论。

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金德尔教授在其文《印度学：过去与未来的庄严空间》中指出, 印度学是人类价值、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文艺复兴的顶峰, 他以《佛国记》、《大唐西域记》等为例, 强调了中文材料对印度学研究的重要性。深圳大学郁龙余教授的《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一文指出, 佛学、梵学、印度学在中国是三个紧密相关而又不同的概念; 佛学、梵学的研究传统与来自欧美和现代印度的印度学研究是中国印度学研究的一纵一横的两大源头, 在北京大学交汇融合, 催生出了中国的印度学。中国社科院刘建研究员的《中国的印度学：成就与展望》一文简要回顾了近代以来中国对英属印度的认识和中国精英阶层对印度文化的误解以及两国交流的正常化历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出版发表的印度研究著作、译作达数百部, 学术论文有上千篇。目前在中国有上百位学者在各种机构从事印度研究, 学术势头仍在发展中。过去三十年间, 中国的印度研究具有全面性、客观性和深刻性。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师张忞煜的论文《再见昔日佛国：中国现代印度学的滥觞（1840~1916）》提出, 清末洋务派和维新派对印度的重新认识、佛教复兴以及西学东渐这三股与印度相关的思潮为中国高校正式开设印度学课程以及建立印度研究学科奠定了基础。培养印度学人才离不开印度语言的教授与学习。北京大学刘曙雄教授认为, 中国高校南亚语言文化人才培养, 既是中国印度学和南亚区域研究的基础性建设, 亦为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北京大学张幸副教授的演讲指出泰戈尔研究是南亚学和印度语言文学专业不可或缺的教学科研内容。提到泰戈尔研究, 就必须提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中译本。该译作的主编董友忱教授向参会学者介绍了他翻译泰戈尔作品的 “ 笔译三步工作法” 。泰戈尔是近代中印文学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而提到古代印度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影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刘建树指出, 《沙恭达罗》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印度哲学研究方面, 杭州佛学院吴承庭副教授概述中国从古至今数论文献的研究成果。印度学者师觉月曾说：“ 印度文化主要是通过佛教在中国得以凸显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印文化关系的历史中, 印度教占据了一个可以被忽略的地位。” 但是, 中国社科院邱永辉教授的《印度教在中国》一文表明, 在中国存在印度教的痕迹。

中国古代对印度的了解源自对佛教的关注。佛教研究是印度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多语种文本结合的佛教文献学研究以及考古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是国际佛教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届大会的论文亦反映出这两大热点。

德国学者Oskar von Hinü ber教授以南印度出土的图像、铭文为中心, 通过考察古印度家庭的规模以及家庭成员的名字展现出印度和中亚的文化联系。旅德学者胡海燕通过分析法显和玄奘对“ 行像” 这一佛教仪式的记载揭示了“ 行像” 是一个印度习俗, 可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梳理了《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 烈士” 故事、印度《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与唐代故事的关系, 从故事的神话性质、文学特征等视角, 对故事内容与衍变作了阐析。泰国学者Chirapat Prapandvidya教授用铭文追溯了公元5~13世纪泰国上座部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发展历程。北京大学陈明教授的论文《丝绸之路出土的古代中印交通史料概观— — 以汉文写卷为中心》揭示了《大唐西域记》等求法僧人著述对研究古代中印交通史的学术价值。印度学者S.R.Bhatt教授运用西方哲学概念阐释了早期佛教哲学中的实在与知识问题。Jitendra B. Shah的论文《佛教哲学中尼犍陀思想的痕迹》通过考察巴利三藏的记载揭示佛教哲学中的耆那教哲学的影响。深圳大学讲师蔡枫《佛陀：从神格人到人格神》一文指出, 在犍陀罗佛传雕刻的世界里, 作为人格化神的佛陀和作为神格化人的佛陀是相互依存、相互酬唱的。深圳大学博士后吴蔚琳论证了“ 四毗尼” 这一南传佛教概念的涵义在汉文佛典中逐渐中国化的发展脉络。

那烂陀大学校长Mukund Lal Srivastava阐述了玄奘的顶骨舍利前往新那烂陀大学的历史与旅程以及这件大事对加强中印关系的重要性。深圳大学ICCR讲席教授Nirmala Sharma的演讲《中国的不朽之作, 印度的灵感源泉》深入探索雷峰塔石砖中发现的陀罗尼, 揭示这些出土实物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意义。中国社科院王树英教授用印地语发表了题为《中印关系及中国对印度的研究》的演讲, 表达了中印人民友谊长存的美好愿望。上海外国语大学吴永年教授在其文《泰戈尔与21世纪文明发展中的印度和中国文化》中论证了泰戈尔精神对发扬中印友好的重要性。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王德华通过评述鸠摩罗什和谭云山父子对中印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强调中国梦与世界梦、印度梦是相通的。旅法学者朱新天教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其著《印度教万神殿艺术》, 展示了印度王后阶梯井的发掘历史和艺术样貌。深圳大学讲师黄蓉的《谭云山与中印学会始末》一文挖掘了谭云山文献, 梳理了中印学会缘起和发展历程, 探讨了中印两国共同的文化精神。深圳大学讲师朱璇通过比较四种《印度与中国》, 从史学、比较文化学和比较哲学视角探讨了“ 中印学” 的构建方式。

印度德里大学Dipti S. Tripathi教授的论文《梵语语法传统与通用语法》把印度的语法传统分为论、见和阿含三个门类。西安外国语大学戈富平教授在印地语演讲中指出, 印度对外来文化的适应性使印度民族文化心理具有吸收性。青岛大学侯传文教授认为, 《罗摩衍那》主体部分试图调解各种社会矛盾, 维护了和谐的社会生态和多元的文化生态; 后来加入部分树立权威, 打破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平衡。四川大学尹锡南教授的论文《〈诗律经〉的诗律论及其理论特征、历史影响》指出, 《诗律经》对《舞论》、《乐海》等印度文艺论著的诗律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圳大学杨晓霞副教授指出, 印度流散小说反映了印度移民的历史变迁和生活境遇, 展现了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杂交同化、兼容并包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马加力教授《印度古代至近代教育制度的演变》一文简述了印度吠陀教育、佛教教育、伊斯兰教育和英国统治时期殖民教育的概况, 指出殖民时期的教育为印度的发展充当了“ 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中央民族大学王晴锋副教授的论文《印度纳萨尔运动与中国》对20世纪60年代末印度革命派发起的纳萨尔运动进行历史分析, 指出这场运动对印度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湘潭大学周骅副教授在其文《圣雄甘地的生态哲学与当代价值》中论述了生态哲学是甘地主义的重要构成。

大会闭幕式上, 印度驻广州总领事唐施恩先生（Sailas Thangal）致闭幕辞。他说, 中国和印度携手举办一场关于两国共同文化遗产的大会, 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印度和中国需要走到一起, 展望未来, 构想中印关系的大局。闭幕式上, 深圳大学ICCR讲席教授舒明经（Shubra Tripathi）与参会学者分享了她把《道德经》翻译成印地语的心得。她强调了《道德经》在很多方面与印度教思想的相似性。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创始人鲍思岱先生（Michel Postel）介绍了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创建和藏品, 该博物馆是欧洲最著名收藏亚洲古代艺术品的博物馆之一。

从学术角度来看, 本届印度学家大会的研讨具有几个特点。首先, 大会促进了中外印度学学术界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体现出印度学作为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的整体性和互动性。其次, 在中印两国快速发展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 这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反映了印度学家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同时, 中印两大文明有两千年的友好往来历史, 中印两国日益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参与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 这种现实世界中的地位亦反映到学术研究领域, 那就是加强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会上的许多探讨对此具有重要意义。再次, 会议讨论所涉及的内容具有前沿性, 反映了印度学研究的新动向。令人可喜的是, 中国涌现出一批对研究印度充满学术热情的年轻学者, 日后将成为中国印度学研究的生力军。总之, 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中国的成功召开, 对推动中国印度学研究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