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需要信仰的。信仰源于人对自己生命不朽的追求和终极价值的关怀。中国传统儒学信仰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 就是叔孙豹所说的“ 三不朽” , 即：“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1]。有信仰, 人才活得有意义。动物是没有信仰的。孟子说, “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 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 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 犹其有四体也。” ^[2]（P72-73）没有这“ 四端” , 就是“ 非人” ^[2]（P72）。又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 察于人伦, 由仁义行, 非行仁义也。” ^[2]（P176）儒学信仰是一种内心律令— — “ 为仁由己” ^[3]（P121）、“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3]（P64）、“ 我欲仁, 斯仁至矣” ^[3]（P73）、“ 由仁义行, 非行仁义” — — 由自己作主宰、作决定, 不受任何外来超越界主宰, 完全由“ 我” 作主。靠这种内心律令而行动, 去实现信仰。动物的行动是缺乏内心律令的自然适应性行为。朱熹说：“ 天之生物” , “ 人为最灵, 而备有五常之性, 禽兽则昏而不能备” ^[4]（P193）。只有人才有内心律令。人是依内心律令而行动的动物。仁义是儒家的内心律令, 所以孟子说：“ 君子存之” , 舜“ 由仁义行, 非行仁

义” 。“ 由仁义行” 是内心律令下的行动。“ 行仁义” 是缺乏内心律令的行动, 是沽名钓誉, 是一种伪行,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内心律令亦即由信仰所引发的行为。

儒学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宗教将人的生命不朽和终极价值寄托于超越界的领域, 儒家将生命不朽和终极价值建立在现世界的领域。季路问事鬼神, 孔子说：“ 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季路再问死, 孔子说：“ 未知生, 焉知死?” ^[3]（P112）“ 子不语怪, 力, 乱, 神。” ^[3]（P71）基督教信仰确信有一个上帝或者神的先验存在, 儒学信仰不问也不绝对确信先验的存在。儒学信仰建立在生命的现世界, 即经验界的领域。儒家哲学认为, 即使有神, 也是神由人而生, 而不是基督教哲学所谓人由神（上帝）而生。《礼记》说：“ 夫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 自中出, 生于心也。” ^[5]（P705）儒家确信, 在现世界之外并不确实存在另一个超越界。“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子曰：‘ 吾不与祭, 如不祭。’ ” ^[3]（P27）神的存在与否来自于人的现世界的情感设想。神是人的设想, 而不是人的绝对确信。

人有信仰, 则必有所畏者。孔子说：“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 ^[3]（P174-175）孔子的天命, 不同于宗教信仰— — 外在的、超越界的律令或主宰— — 而是对自己的存在及其有限性的深沉自觉。儒学信仰的畏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畏。基督教信仰的畏, 是上帝律令的外压; 儒学信仰的畏, 是自我“ 知天命” ^[3]（P12）的内起。《论语》中的隐者讥讽孔子“ 知其不可而为之” ^[3]（P155）。就是说, 孔子的天命, 是指有限性的人对无限性（事的结果和己的未来）不自知的自知（知其不可）; 然而, 人并不因自己的有限性而陷于被动, 而是仍不失其主宰以行动（而为之）。儒学的天是非人格性的自然之性的天。朱熹《周易本意》释义“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说：“ 天行” “ 一日一周, 而明日又一周” , “ 君子法之, 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刚, 则自强而不息矣。” ^[6]（P34）可见, 中国传统儒学的信仰对象— — 天— — 不是宗教式的、外在的人格神或上帝。儒学信仰的内心律令是由自然之性的天而在内心泛起的一种精神意志。这种精神意志以天的无限性运动唤起有限性的人以无限性的精神力量。

无限的天昭示有限的人以无限的力量, 而这力量必有个着落处— — 安身立命处— — 方可显示。“ 内圣外王” 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内以修德成圣, 外以施行为王。《大学》云：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儒学信仰的力量着落处（安身立命处）在国与天下, 即江山、社稷、百姓。孔子说：“ 修己以安百姓” ^[3]（P157）, 宋儒张载说：“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 为去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7]（P134）儒学信仰是在对江山、社稷、百姓的强烈关注中实现个人的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的。儒学信仰既不同于基督教信仰, 也不同于佛教信仰。佛教信仰是出世的, 儒学信仰是入世的。基督教和儒学信仰虽都是入世的, 但基督徒在实现自己与上帝的沟通交流时, 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比如, 是通过自己在现世界自我奋斗的成功— — 新教加尔文主义— — 以确认其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在上帝天国得到实现; 而儒者是通过对现世界江山、社稷、百姓的关注而实现个人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的。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在现世界自我奋斗中, 专心终极关怀于上帝天国以实现生命不朽; 中国传统儒者在现世界治平大道中, 立足终极关怀于国与天下以实现生命不朽。现世界的国与天下是儒学信仰的安身立命处, 宗教信仰的个人安身立命处是超越界的上帝天国。

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传承的中华民族, 尤其是当国家、民族、人民前途命运遭受空前变故时, 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 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为实现个人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的价值追求, 甚至为此而牺牲：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近代以后, 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在西方坚船利炮下节节败退。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但却从未停止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经过90多年的革命建设改革, 实现了近代以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现在正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进。这些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一代又一代的具有坚定马克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并带领中国人民而取得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 这绝不是偶然的。从文化传续维度着眼, 中华民族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染, 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而化育为文化基因。这种儒家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近代中国以后, 在各种主义的传播交汇交流交锋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胜出并被先进的中国人接受, 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 外来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同本土的、传统的儒家文化— — 就信仰结构而言— — 具有同质性：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传统儒学信仰都把个人信仰的实现（安身立命处）置放在此岸的现世界的国与天下; 而不像西方基督教宗教信仰那样, 把个人信仰的实现置放在彼岸的超越界的上帝天国。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传统儒学信仰的安身立命处都在现世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最高现世界是共产主义; 儒学信仰的最高现世界是大同世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还是儒家的大同世界都具有此岸性、现世界性：共产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 大同世界是人间世界^①(① “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参阅：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1.287.)（凡间）的理想秩序。毛泽东说：“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 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 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 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8]马克思主义信仰同儒学信仰在实现个人生命不朽和终极关怀的安身立命处— — 就信仰结构而言— — 所具有的同质性, 使有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极易在文化心理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信仰上实现了由中国传统儒学信仰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创造性转型。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经确立, 就变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辉煌骄人的成就。

安身立命处是实现信仰的外在驻地。价值安顿所是确立信仰的内在起点。作为基督教信仰起点的价值安顿所是自己内心对超越界神的爱, 作为中国传统儒学信仰起点的价值安顿所是自己内心对现世界人的爱。“ 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 ^[3]（P129）儒学信仰是一种内心律令。孔子首倡仁, 孟子高扬义。仁义是儒家哲学的两个根本范畴, 也是中国传统儒学信仰的个人价值安顿所。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中, 家庭血缘关系是仁的基础涵义。孔子说：“ 弟子, 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3]（P4）“ 君子笃于亲, 则民兴于仁。” ^[3]（P77）孟子也继承孔子说：“ 亲亲, 仁也。” ^[2]（P284）“ 仁之实, 事亲是也。” ^[2]（P167） 孟子又以仁义礼智“ 四端” 论证“ 人性本善” 。仁义礼智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如果说孔子的仁还限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基础范围, 那么孟子则从更普遍意义上的人心“ 四端” 立论, 为儒家的仁提供了更大范围的依据。孟子把仁扩大到家庭范围以外的所有区别于动物的人而具有的本性。这样, 仁成为一般意义上人所共有的内心律令。

仁义是儒学信仰的个人价值安顿所。进一步分而言之, 仁是作为儒学信仰起点的个人价值安顿所; 义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行为路径。孟子说：“ 居仁由义” , “ 仁, 人之安宅也; 义, 人之正路也。” ^[2]（P157）仁是目标, 义是实现仁的行动。如说, 孝是仁, 行孝就是义。孟子说：“ 羞恶之心, 义也。” ^[2]（P239）“ 羞恶之心” 是从消极意义上而生的一种内心羞愧感。譬如, 由不行孝而生的内心羞愧感。由消极意义的“ 不行孝” 转为积极意义的“ 行孝” , 就是义。此即孟子所说的“ 人皆有所不为, 达之于其所为, 义也。” ^[2]（P313）孟子又说：“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 ^[2]（P241）“ 心之所同然者” , 借用西方哲学（文德尔班的认识哲学）, 有似所谓“ 先验的、普遍的规范意识” ^②(② 参阅：黄忏华.西洋哲学史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7.352.)。不过, 孟子的“ 心之所同然者” 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孟子从“ 孺子将入于井” 这一经验事实推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2]（P72）。现世界的、经验性的人性（爱人）是儒学信仰确立的起点。基督教信仰确立的起点是超越界的、先验性的神性（爱神）。基督教信仰的个人价值安顿所与个人安身立命处贯穿着超越界性特点的统一性, 儒学信仰的这种统一性则体现着现世界性特点。

义是一种积极行动, 不义是一种消极行动。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 是“ 心之所同然者”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心之“ 四端（仁义礼智）” , “ 人皆有之” ^[2]（P239）。“ 心之同然者” 虽是判断义这个行动的标准, 但毕竟是内心的标准, 只能由人心（自己）来把握。此即孟子的“ 仁义内在” 说。所以, 义也是儒学信仰的个人价值安顿所。内在标准只有转化为外在标准, 同时又是“ 心之所同然者” , 才能成为每个人的行为所共同遵循者。这就是外在社会规范。对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 ,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借用“ 程子曰：‘ 在物为理, 处物为义, 体用之谓也。’ ” ^[9]（P330）就是说, 义是依理而行动。《礼记》说：“ 礼也者, 理也。” ^[5]（P746）就是说, 礼是依理而设计。这样, 义经礼而外化为社会规范。

孔子说：“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3]（P121）“ 勿” 源自于有所畏, 无所畏则信仰不立。在基督教信仰中, “ 勿” 是外在的上帝的命令, 而这个上帝是超越界的。在孔子“ 四勿” 的儒学信仰中, “ 勿” 是外在的礼的命令, 但这个礼是现世界的社会规范。礼取得了判断个人行为之义或不义的外在监督地位。孔子说：“ 人而不仁, 如礼何?” ^[3]（P24）孟子说：“ 仁者爱人” ^[2]（P182）。礼源于仁, 仁起于爱, 爱发于心— — 这颗爱心是个人的爱心。义以行仁, 行施于外— — 这个外行受礼的监督。义是实现仁的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义或不义, 个人（自己）是可以判断的; 义又是“ 心之所同然者” , 从这个意义上说, 义或不义, 还须公心（他人）来评判。这个公心的评判标准就是礼, 亦即外在社会规范。但这个公心, 并非如基督教信仰中的那个外在的上帝律令, 而依然是儒学信仰中的那个内在仁义律令, 是我心与他心心心相通的“ 心之所同然者” 。就此而言, 仁义是中国传统儒家信仰的个人价值安顿所, 礼则是这个价值安顿所的神圣戒线。

在儒家哲学中, 与义紧密相关的还有利。孟子尚义, 认为义是一切行为的唯一准绳：“ 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2]（P173）义又是“ 心之所同然者” , 即社会共同认可的行为。实行义的人, 客观上必然体现一种代表公共利益的行为。“ 大人者” 实际上暗含着这层意思。“ 大人” 就是道德高尚的人, 从政治的事功的层面而言,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 领导” 。“ 领导” 是公共利益的体现者和实施者。子路说：“ 君子之仕也, 行其义也。” ^[3]（P194）仕也是此意思。孟子见梁惠王, 梁惠王问道：你“ 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答说：“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2]（P1）在孟子看来, 作为国君, 施政的理念应该是义, 而不是利。然而孟子又说：“ 王如施仁政于民” , 就要“ 省刑罚, 薄税敛, 深耕易耨” ^[2]（P9-10）。这不也是利吗?事实上, 孟子所反对的只是：君王只为一己私利着想。这就涉及义与利的内在关系。宋儒张载说：“ 义, 公天下之利。” ^[4]（P444）孟子所谓义, 是“ 施仁政于民” 的利, 即“ 公天下之利” , 就是百姓的利益, 人民的生活。

信仰起源于个人对未来及身后事的关注和寄托。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是上帝的喜悦及生命结束后的灵魂进入超越界的天国。中国传统儒学信仰所追求的是修齐治平及生命结束后的精神在现世界的永垂不朽（“ 三不朽” ）。就此而言, 无论基督教信仰还是儒学信仰, 两者都有对超越（生命结束后, 即死后）的追求。所不同者, 儒学信仰是在现世界实现超越目标和追求的。特别是面对生死考验, 儒者宁愿杀身舍生而赴死以求仁义。仁义成为儒学信仰的起点和个人价值的安顿处。儒者用杀身舍生这种令人震撼的、在现世界并为现世界的治平大道牺牲生命的事迹来实现了个人信仰的超越追求。近代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 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抛头颅洒热血, 以杀身舍生的精神, 实现了个人价值在现世界人民心中的永垂不朽。

习近平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0]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宣誓, 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唯一宗旨,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心全意” 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 仁” , “ 为人民” 张扬着中国共产党人行为的“ 义” , “ 全心全意为人民” 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个人价值安顿所,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守护着中国共产党人个人价值安顿所的神圣戒线（“ 礼”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 居仁由义” 的儒学信仰在信仰结构上的第二个同质性— — 价值安顿所的同质性, 是在中华民族悠久儒家文化大传统浸染熏陶化育下中国共产党人认同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又一根本性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这个个人价值安顿所的确立— — 实现了中国传统儒学信仰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创造性对接, 饱含着儒家“ 民为贵” ^[2]（P304）、“ 泛爱众” 、“ 仁者爱人” 的大情怀, 阐扬了儒家“ 义, 公天下之利” 的“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5]（P287）的义利观。毛泽东说：“ 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 , “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 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 ^[11]（P864）。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 就是要带领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 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要紧紧依靠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来实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是通过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联系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个人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生命不朽、终极关怀落实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 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人只有, 而且也只能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不懈奋斗中实现个人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生命不朽、终极关怀。

任何信仰都有被信仰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 创造（生）一切” 的创造者。这个创造者既可以是超越（先验）界的, 也可以是现世（经验）界的。信仰者在现世界必然要思考超越界（死后的精神、灵魂）的问题。对死后的问题的关注, 就是终极关怀, 也就是对生命不朽的关注。对死后的问题给予关注, 生（死前）才有意义。毛泽东说“ 人总是要死的,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11]（P1004）司马迁《史记》说“ 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鸿毛。” 死的意义是由生（死前）决定的。毛泽东说“ 为人民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替法西斯卖力, 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 就比鸿毛还轻。” ^[11]（P1004）为人民而死与不为人民而死, 死的意义是很不同的。没有信仰的人, 不会思考死后的问题, 归根结底, 其人生（死前）是没有意义的。灯红酒绿、吃喝玩乐毕竟是过眼烟云。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 — 马克思主义信仰。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宗教信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所信仰的对象是人民（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 是在人民心中（人群大道中）的永垂不朽。因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1]（P1031）毛泽东把“ 人民大众” 比作中国共产党人的“ 上帝” ^[11]（P1102）, 甚至径直说“ 人民就是上帝。” ^[12]在毛泽东心目中, 人民群众是现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是生者, “ 共产党员” 是所生者、“ 是人民的儿子” ^[13]。

人总是要死的, 但人活着的时候, 还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没有意义, 是由是否有信仰决定的。这就涉及到在现世界如何实现对超越界的追求。超越界是彼岸, 现世界是此岸。基督教信仰者所信仰的对象是上帝, 是死后灵魂进入上帝天国。因为上帝是创造者（生者）, 人是所创造者（所生者）、是上帝的子民。基督教信仰者在此岸世界的努力, 是为着达到彼岸世界的救赎, 把个人超越价值实现的着落处通过此岸世界而皈依于超越界的上帝天国。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信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因为只有得到上帝恩宠的人, 才能在现世界获得财富与成功。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新教加尔文主义者为了确证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并得到上帝的恩宠（救赎）, 而努力工作、拼命赚钱, 从而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是成功的标志。获得上帝恩宠的超越心理追求, 激励着新教徒们在现世界努力工作、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成为新教加尔文主义者现世界的生活意义。在此岸现世界不断追求个人成功与财富中, 新教教徒实现了彼岸超越界的个人超越价值。新教加尔文主义者的个人超越价值实现的动力源泉来自于超越界的、外在的上帝恩宠, 其所拼搏以得死后灵魂进入上帝天国。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把个人超越价值实现的着落处安置在此岸世界（历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世界的行动中。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此岸世界的奋斗, 其所达到的生命不朽, 仍然在此岸世界, 是在此岸世界人民心中（人群大道中）的不朽。在为人民利益的生死抉择中,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死是义无反顾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实际生活工作中（活着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时时刻刻装着人民, 时时刻刻为人民利益着想。这可以用儒家的“ 极高明而道中庸” ^[9]（P35）来说明, 即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日常生活工作中（道中庸）实现个人超越价值（极高明）。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个人生命不朽、终极关怀结合起来, 以至将个人生命不朽、终极关怀与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结合起来, 个人将在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奋斗中不断超越自我而获得无限性（超越性）, 个体生命将在献身人类解放事业中获得永垂不朽。在此岸世界不断追求人民幸福的现世界的行动中, 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实现了个人超越价值。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个人超越价值实现的动力源泉来自于现世界的、人间的人民幸福, 其所奋斗赢得死后精神永驻人民心中。

中国传统儒学信仰者所信仰的对象是天, 其人生最高境界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天生万物, “ 天地之大德曰生” ^[6]（P245）, “ 天之生物, 有血气知觉者, 人兽是也。……人为最灵。” ^[4]（P193）天是创造者, 但天毕竟没有眼睛, 没有耳朵。所以“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14]这样, 儒学信仰的对象实际上从天而转化为民了。“ 民为贵” 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传统。作为信仰对象, 儒学的天是自然性的, 不像基督教信仰对象— — 上帝— — 是超越的人格神。宋儒周敦颐《太极图说》把这个自然性的创造者叫做“ 气” ：“ 二气交感, 化生万物。万物生生, 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 ^[7]（P55）儒学信仰对象由天而转化为民, 民依然保持着属天的自然性：民是现世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作为基督教宗教信仰对象的超越的、天国的、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言以蔽之, 中国传统儒学信仰的对象是现世界的。天（气）是生者, 人（民）是天所生者。然而, “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喊出了“ 打倒孔家店” 的口号, 在“ 主义” 上实现了从儒学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但在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文化基因）里深受儒家文化浸透的中国人, 其信仰对象的现世界性特征在根本上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从心理上认同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第三个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同中国传统儒学信仰在信仰结构上的第三个同质性— — 在世界（历史）创造者所具有的现世界性上的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