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 在我国传统诗学中有着独特的内涵与意义。大致从南北宋之交以来, 以吴可、蔡居厚、计有功、陆游、刘克庄等人为线索, 出现对晚唐诗的贬抑之声; 发展到严羽, 对晚唐诗几乎予以全盘否定; 此贬抑线索一直延伸, 元代的方回、明代的苏伯衡、高棅、王格、许学夷、清代的贺贻孙、王夫之、凌绍乾、朱庭珍、宋育仁等人, 都从不同角度将对晚唐诗的贬抑之论承衍开来。比此稍后, 大致从明代前期开始, 不少人针对贬抑晚唐之论予以多样的辨说, 有力地伸张了晚唐诗的价值, 提升了晚唐诗的地位。此两方面线索形成对垒与交集, 成为我国传统诗学争论和辨析的一个焦点, 显示出独特的批评价值, 富于历史观照的意义。本文对明以降诗学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予以考察。

一

我国传统诗学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 大致出现于明代初期。陈谟较早对传统唐诗划分中的传承与变化予以论说, 其对贬抑晚唐诗之论显示出消解的意义。陈谟《答或人》云：“ 曰：谓中唐无盛唐之音, 晚唐复无中唐之音, 然乎?曰：非然也。朱子论风雅颂部分, 盖曰辞气不同, 音节亦异。论风雅颂正变, 盖曰其变也, 事未必同, 而各以其声附之。盖变风, 风之声, 故附正风; 变雅, 雅之声, 故附正雅。时异事异, 故辞气亦异。然而以声相附者, 声犹后世所云调若腔也。盛唐、中唐、晚唐, 律同则音同。谓其辞气不同可, 谓其音不同不可。况盛唐亦有辞气类晚唐者, 晚唐复有类盛唐者乎?” ^[1](p574)陈谟认为, 唐代不同时期诗作虽然呈现出各异的面貌与风格, 但相互间是有着内在联系与渐变之功的。这就像《诗三百》中的风、雅、颂之体一样, 有“ 正” 才有“ 变” , 由“ 正” 而趋“ 变” , 相互间在本质上是存在转替与衍化关系的, 是一个甚为自然的过程。因此, 不同时期的唐诗之间, 其声气虽存在差异, 但内在本质上是渊源相承的; 并且, 盛唐诗中有类于晚唐者, 晚唐诗中也有似于盛唐者, 相互间不可以截然划断。陈谟对唐代不同时期诗作内在联系予以了强调, 其论对后世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具有导引作用。

明代中期, 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之声较多出现, 其主要体现在张綖、徐献忠、黄姬水、彭辂、王世贞等人的言论中。他们大力肯定晚唐诗的存在及其价值, 将对晚唐诗的评说努力置放到较为公允的平台之上。

张綖对一味推扬盛唐而贬抑晚唐诗之论予以辨析。他认为, 盛唐与晚唐之诗在体制上确存在差异, 但诗的艺术本质在表现人之性情。如果诗歌表现不能很好地传达主体情意, 那么, 即便其“ 入乎盛唐” , 多方面呈现出盛唐诗的风格与意味, 也不在本质之属。其《刊西昆诗集序》云：“ 论诗者, 类知宗盛唐, 黜晚唐, 斯二体, 信有辨矣。然诗道性情, 古人采之观风正乐, 以在治忽者也。如不得作者之意, 徒曰盛唐。盛唐, 予不知直似盛唐, 亦何以也。杜少陵, 盛唐之祖也; 李义山, 晚唐之冠也。体相悬绝矣。荆国乃谓唐人学杜者, 惟义山得其藩篱, 此可以意会矣。” ^[1](p238)张綖认为, 盛唐与晚唐之诗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是相承相通的, 这从王安石评说李商隐与杜甫之诗间较好地体现出承衍关系便可看出, 李诗将杜诗的创作因子予以了变化创新, 独自成家。张綖又对宋人“ 学唐人” 而“ 变唐人” 予以论说。其云：“ 杨、刘诸公倡和《西昆集》, 盖学义山而过者, 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 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 其功不可少, 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徂徕、冷斋著为‘ 怪说’ ‘ 诗厄’ , 和者又从而张之, 昆体遂废, 其实何可废也?夫子一叹由瑟, 门人不敬子路, 信耳者难以言喻如此。故曰：‘ 游于艺’ , 夫诚以艺游, 晚唐亦可也, 不然, 盛唐犹是物也, 奚得于彼哉, 要必有为之根深者耳。” ^[1](p238)张綖认为, 杨亿、刘筠等人作《西昆酬唱集》, 以效仿李商隐相标榜; 之后, 欧阳修认为其流于浮靡不实而对之予以矫正变化, 但富于意味的是, 欧阳修之诗也有从西昆体中汲取而来的创作因子, 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相异相通关系的。石介、惠洪等人批评西昆体为诗之一厄, 以其为批评靶子, 西昆体创作逐渐走向衰落。但西昆体作为一种“ 已然” 之物, 其在诗歌史上自有存在的缘由, 是不可能完全无视之的。由此, 张綖提出诗歌创作要以“ 游于艺” 为根本原则, 亦即在合乎诗歌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自由驰骋、惟意所之, 如此, 则学盛唐或晚唐便不过是皮相之论了。张綖将习效不同时期诗作与诗歌艺术表现的本质属性紧密联系, 是甚具批评眼目的。

徐献忠从正变之道的角度论说唐代不同时期之诗。他从切近现实的层面对中晚唐诗予以肯定, 亦显示出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意义。其《唐诗品序》云：“ 大抵人各有声, 声韵为音, 未有外五音而成声者也。然律家有变宫变徵之调、侧商转侧之弄, 皆感遇之变节也。唐初, 作者览物临游, 类多散调, 不胜雅颂之义, 然究其音节, 庄严浑厚, 调之口吻, 清浊流通, 亦庶乎律吕之谐矣。而元和以后, 固皆所谓变声也, 然国风之旨, 裁于风教, 发于性情, 唱于人伦, 合于典义, 虽不尽属弦歌之品, 要皆有君子之道。持是而观, 虽晚唐诸子, 或能登兹采录, 亦可存其变焉。” ^[1](p606-607)徐献忠肯定初唐诗虽“ 不胜雅颂之义” , 但体制面貌庄重严整、浑融敦厚, 音律表现谐和, 是入乎诗体之正的; 而相对的, 元和以后诗则流于变体, 它们“ 不尽属弦歌之品” , 在承传“ 风诗” 之体的基础上, 更多显示出关切社会现实的艺术属性, 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与社会现实的深层次关系。黄姬水对唐代近三百年诗歌创作予以评说。他认为, 经过历史的淘洗, 其时广泛流传于世的唐代诗家不过上百人而已。他们都有不同的艺术追求, 呈现出相异的创作特征, 都各尽其致, 各显其美。其《刻唐诗二十六家序》云：“ 有唐三百余祀, 不知作者凡几, 而流传于世者, 仅百人耳。虽所诣不同, 缅想吟魂, 靡不极虑沉思, 殚其生平者矣。则虽卑弱如晚唐, 不可以训, 而亦不可以湮也。况夫郎拾遗、秦隐君、皇甫、司空辈与钱、刘抗行者哉！至如李、苏、虞、许接轸于沈、宋, 颢、咏、颀、建方驾于王、孟者, 所不待赘也。” ^[1](p619)黄姬水认为, 晚唐诗虽在总体上呈现出卑陋细弱的特征, 难以经典而标树或推扬之, 但也不可忽略其独特的价值。他例举秦系、皇甫汸、司空图等人, 认为他们的创作成就实可媲美中唐时期的钱起、刘长卿; 而李商隐、许浑等人在创作取径上亦显示出对初唐时期沈佺期、宋之问的继承发展, 至于王建等人则可入乎盛唐时期王维、孟浩然之列。由此可看出, 晚唐诗并不像有人所贬抑与指责的那样, 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彭辂对晚唐诗亦表现出大力肯定的态度。他针对有人偏于推扬初盛中唐诗, 认为晚唐诗并不能以累赘视之。其《唐诗衍调序》云：“ 客问于予曰：‘ 诗至晚唐, 龌龊嗫嚅, 无复飞扬奋厉之思, 奚以《衍调》之辑?为子既有《初唐祖调》与《盛之雅》、《中之新》, 不啻足矣。衍而续之, 其赘疣也哉！’ 辂曰：晚唐诸作, 视往撰诚渐凡下, 犹然诗也。惟宋人造意发论, 不以兴趣为宗, 而天下始无诗。故宋可废也, 晚唐胡可废也?” ^[1](p753)彭辂认为, 相对于初盛唐诗的恣意发抒、飘逸灵动与中唐诗的极意生新, 晚唐诗诚然有其不足, 但仍然体现出含蓄内敛、细腻精致的特征, 仍然将入唐以来的诗歌创作因子较好地予以了承衍与变化。彭辂论断, 其与宋时一味讲究造意, 以议论为诗, 背离“ 兴趣” 的创作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两者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彭辂从艺术表现质性上将晚唐诗与宋诗予以了划开, 他对晚唐诗的肯定之意是甚为明确的。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比照盛唐与中晚唐之七言绝句的创作。其云：“ 七言绝句, 盛唐主气, 气完而意不尽工; 中晚唐主意, 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 未可以时代优劣也。” ^[2](p1007)王世贞概括盛唐七绝以气势表现见长, 然其意致传达不尽工致; 而中晚唐七绝以意致呈现取胜, 然其气势表现则显欠缺, 两者是难以时代先后而界分高下的。王世贞在《蒙溪先生集序》中又触及对唐代不同时期诗作的评价及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命题。其云：“ 窃观夫公之登第及仕宦中外, 俱嘉靖间。当是时, 天下之文盛极矣。自何、李诸公之论定, 而诗于古无不汉、魏、晋、宋者, 近体无不盛唐者, 文无不西京者。汉、魏、晋、宋之下, 乃有降而梁、陈; 盛唐之上, 有晋而初唐, 亦有降而晚唐, 诗之变也。西京而下, 有靡而六朝, 有敛而四家, 则文之变也。语不云乎：‘ 有物有则。’ 能极其则, 正可耳, 变亦无不可。张公于古靡所取材, 于诸公间亦靡所传丽, 而能自用其所自发之机于偶触之境, 当于无意有意之间, 而得其或离或合之矩。” ^[1](p639)王世贞在评说嘉靖年间诗文创作崇尚入乎正体的基础上, 认为诗歌创作是有“ 正” 有“ 变” 、而“ 正” 与“ 变” 又相随相生的。只要能切中地表现事物的本质属性, 传达出创作主体真实意图, 则所谓的正变之属是无所不可的。王世贞称扬张鳌对前人与同时代人创作优缺之处都有较清醒的认识, 其立足于继承与扬弃, 在创作中寓兴而发, 触境而成, 在有意无意之间自显其妙, 很好地彰显出文学创作的本质所在, 是对拘泥于摹拟之习的无声批评与有力反拨, 是甚为值得称道的。

二

明代后期, 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 主要体现在王世懋、屠隆、胡应麟、彭好古、钟惺、郝敬等人的论说中。他们在前人对晚唐诗存在与价值肯定的基础上, 对贬抑晚唐诗之论予以了更具针对性与更为猛烈的批评, 将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予以了大维度的拓展和延伸。

王世懋对其时一些人轻视晚唐诗予以分析批评。他认为, 当世之人大都以宗尚初盛唐诗为高, 而对大历以后之诗不以为然, 这实际上乃保守观念所致, 是对“ 四唐” 之分及其所蕴内涵的极肤浅理解。其《艺圃撷余》云：“ 今世五尺之童, 才拈声律, 便能薄弃晚唐, 自傅初盛, 有称大历以下, 色便赧然。然使诵其诗, 果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当上宗, 论诗亦莫轻道。诗必自运, 而后可以辨体; 诗必成家, 而后可以言格。晚唐诗人, 如温庭筠之才、许浑之致, 见岂五尺之童下, 直风会使然耳。览者悲其衰运可也。故予谓今之作者, 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 且莫理论格调。” ^[3](p779-780)王世懋提出, 诗歌创作贵在兴会而生、自抒性情、独自成家, 而后才可言及体制辨析及格调仿拟的问题, 其本末是不能倒置的。如晚唐时期的温庭筠与许浑, 便具有很高的艺术才能, 虽其诗作呈现出萧飒哀怨的特征, 但他们在创作原则上遵循兴会而生, 以情性表现为本, 很好地体现了诗歌艺术表现的内在要求, 是值得大力肯定的。王世懋在对片面以格调论诗否定的过程中, 对贬抑晚唐之论予以明确的纠偏。屠隆对唐代不同时期治政状况与诗歌创作予以形象的描述。他认为, 文随世变, 不同时期都有代表性作家, 也都有特定的历史价值。由此, 晚唐诗与初盛中唐诗一起, 是值得一并重视的。其《唐诗类苑序》云：“ 初唐之政善, 其风庞, 诗葩而含; 盛唐之政洽, 其风畅, 诗蔚而藻; 中唐之政衰, 其风降, 诗惋而弱; 晚唐之政乱, 其风敝, 诗飒而悲。人代递迁, 其间率有名家者。后来用以聆音, 亦以观世, 故并传。” ^[1](p662)屠隆评说初盛中晚唐之诗, 因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呈现出各异的面貌及风格特征。就晚唐诗而言, 由于政治的黑暗与世事的混乱, 整个社会弥漫在一片萧杀的景象之中, 此时, 诗歌创作亦普遍呈现出萧飒悲怨的特色。

胡应麟对低视中晚唐诗之举也予以批评。其《诗薮》云：“ 元和而后, 诗道浸晚, 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 柳州之精工, 梦得之雄奇, 乐天之浩博, 皆大家材具也。今人概以中晚束之高阁。若根脚坚牢, 眼目精利, 泛取读之, 亦足充扩襟灵, 赞助笔力。” ^[4](p180)胡应麟认为, 中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诗作各具特色, 当世之人却因为他们处于中唐时期而对其诗作不以为然, 这完全是单纯以时代而划界的做法, 是甚为不妥的。他主张在立定批评原则的基础上泛取博收, 以有助于开拓自身眼目与胸襟, 从而更有利于创作展开。胡应麟进一步论说在晚唐诗人中, 杜牧、温庭筠、李商隐、许浑等人诗作都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表现出独特的才能, 但明人在向唐人学习的过程中, 不少人偏于一端, 专论格调而忽视才情, 于近人诗文则专论才情忽视格调, 这都体现出在批评原则上的随意性, 是应当坚决纠正的。其又云：“ 俊爽若牧之, 藻绮若庭筠, 精深若义山, 整密若丁卯, 皆晚唐铮铮者。其才, 则许不如李, 李不如温, 温不如杜。今人于唐专论格不论才, 于近则专论才不论格, 皆中无定见, 而任耳之过也。” ^[4](p180)胡应麟对中晚唐诗的价值与地位予以应有的归位, 对贬抑晚唐之论予以有针对性的批评, 其消解与反思显示出独特的意义。

彭好古对将“ 四唐” 之界挂在口耳与一味泛化的做法甚为不满。他认为, 对初盛中晚唐诗“ 意味” 的辨析, 不少是流于无谓之论的, 其体现出过于细瞄深究的特点, 与诗作的真实情况不一定相符。其《四唐汇诗序》云：“ 余不能诗, 亦不喜诗。然为诸生时, 间有人取一切诗句从旁读之, 必曰：此初唐, 此盛唐, 此中唐, 此晚唐。又于一诗中, 亦必曰：此初唐联, 此盛唐联, 此中唐联, 此晚唐联。友朋中瞿肤夫最知余之不学, 亦最善余之能辨诗, 有所感, 形于声歌间, 或与古律合。不知者嘲曰：此蹈袭也。而余之不为蹈袭, 唯心自知之。是知人无先后, 诗无古今。宋人唐思, 凡诗皆古; 唐人宋语, 凡诗皆今, 而况分初盛中晚为四哉！分之为四者, 姑自其世论之, 而非以此为高下优劣也。” ^[1](p622)彭好古提出, 诗歌创作贵在有所感会而自然发于吟咏, 其与前人之诗间的“ 合” 与“ 不合” , 这纯粹是“ 逐末” 之事, 创作者心里是最清楚明白的。由此, 我们可以说, 创作者所处时代是无所谓先后之分的, 其诗歌创作也无所谓古今体制的不同。彭好古归结“ 初盛中晚” 之分, 主要是针对唐诗产生的历史时期而论的, 并不意味着相互间的优劣高下之别, 这是甚为重要与根本的, 也是对正确把握“ 四唐” 之分及其内涵的最好诠解。钟惺在《唐诗归》中对晚唐诗极致地予以肯定。其总评晚唐诗云：“ 看晚唐诗, 但当采其妙处耳, 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也。亦有一种高远之句不让初盛者, 而气韵幽寒, 骨响崎嵚, 即在至妙之中, 使人读而知其为晚唐。其际甚微, 作者不自知也。” ^[1](p734)钟惺强调晚唐诗自有妙处, 不能随时都以盛唐诗的创作原则与艺术特征来加以衡量, 其在对幽远清寒之气韵的传达、对奇崛峭拔之格力的表现上都体现出独到之处, 这是在把握晚唐诗时必须深入体悟的。

郝敬对传统“ 四唐” 优劣之论继续予以驳斥。他强调, 诗歌创作是以情性表现为本的, 如果情性不蕴蓄, 则所呈现意致便不深厚。正由此, 在初盛中晚唐诗中, 并不是晚唐诗不如中唐诗, 中唐诗不如盛唐诗, 盛唐诗不如初唐诗, 恰恰相反, 应以晚唐诗为最妙, 因为它极致体现出煅炼蕴蓄之功。其《艺圃伧谈》云：“ 说者取唐诗分初、盛、中、晚, 晚不如中, 中不如初, 随世运为污隆。其实不然。盖性情之理, 不蕴郁则不厚, 不磨练则不柔。是以富贵者少幽贞, 困顿者多委蛇。昔人谓‘ 诗穷始工’ , 《三百篇》大抵遭乱愤时而作。以世运初、盛、中、晚分诗高下, 倒见矣。唐诗晚工于中, 中妙于盛, 盛鬯于初。初唐庄整而板; 盛唐博大而放; 中唐平雅清粹, 有顺成和动之意焉; 晚唐纤丽, 雕极还朴, 无以复加。今谓唐不如古则可, 谓中、晚不如初、盛, 论气格, 较骨力, 岂温柔敦厚之本义哉！” ^[1](p755)郝敬概括“ 四唐” 之诗在面貌呈现与风格特征上各有所长, 就晚唐诗而言, 其虽表现为面目纤丽, 然表面雕琢而实为朴素, 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创作旨向与艺术特征并不是“ 温柔敦厚” 所可概括的, 而包蕴着更为丰厚的艺术内涵, 呈现出独特的气韵、格调与骨力。它们是唐诗大家庭中的另一种存在, 理应得到人们的同样重视。郝敬进一步对初盛中晚唐诗予以论说。他认为, 中唐诗以清丽平实见长, 其意大抵在矫正初唐诗之过于拘泥与盛唐诗之过于放旷的特点; 延至晚唐, 诗歌创作讲究精雕细琢, 其境界高者返朴归真、入乎冲淡之中, 很好地体现出艺术辩证法的精神。其又云：“ 中唐诗清平, 本欲脱去初盛庄丽之习, 而韦应物、刘长卿实主盟。……大抵中唐人目初为板, 目盛为放, 有意矫之。晚唐雕几精攻, 反近冲淡。盛唐冠冕博大, 笼罩一代; 中晚各自擅场, 不可相掩。技至晚精已; 优初盛而黜中晚, 亦未为允。” ^[1](p755)郝敬归结初盛中晚唐诗确乎各有所长, 然就艺术技巧而言, 应该说还是以晚唐诗为妙。此论当然也是值得商榷的。正由此, 郝敬界断贬抑晚唐诗之论是不见公允的, 必须坚决予以纠正。他对贬抑晚唐诗之论予以了直接的痛斥, 其反思性体现得甚为鲜明。

三

清代, 对贬抑晚唐诗之论的消解与反思, 主要体现在叶燮、杜诏、查克弘等人的言论中。他们将对晚唐诗的肯定提升到甚富于学理的层面, 并从一定角度努力对晚唐诗予以推扬, 将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予以了充实与深化。

叶燮通过为《唐人百家诗》作序, 鲜明地表现出对贬抑晚唐诗的不满。他认为, 诗歌历史发展至唐代中期, 进入到一个大变化、大转折时期, 这是整个文学演变发展的必然结果。严羽、高棅等人以“ 初盛中晚” 而划分唐诗, 并由此而界分优劣高下, 此乃近似乡里村学所为, 是十分鄙陋的做法。其《百家唐诗序》云：“ 意以为是诗也, 时值古今诗运之中, 与文运实相表里, 为古今一大关键, 灼然不易, 奈何耳食之徒如高棅、严羽辈, 创为初盛中晚之目, 自夸其鉴别, 此乡里学究所为, 徒见其陋已矣。今观百家之诗, 诸公无不自开生面, 独出机杼, 皆能前无古人, 后开来学。诸公何尝不自以为初, 不自以为盛, 而肯居有唐之中之地乎?虞部于此, 不列开、宝以前, 独表元和以后, 不加以中晚之称, 统命之曰《唐人百家诗》, 以发明诗运之中天, 后此千百年, 无不以是以为断, 岂俗儒纷纷之说所得而规模测量者哉！” ^[1](p856)叶燮论断, 唐代百余家代表诗人之中, 各人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也都在自身创作之路上呈现出丰富独特的内涵, 是值得认真学习的。他们最初在创作中, 其实并未有所谓属于初唐或归于盛唐的意识, 而后人却强为之划界, 硬塞强拉, 对之贴以标签,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违诗歌历史状况的。正因此, 叶燮称扬《唐人百家诗》不以“ 初盛中晚” 加以称名, 而以“ 百家” 之目并列予以呈示, 这寓意出对唐代不同时期诗作的平视态度, 是甚为值得称道的。它标示出选编者对近三百年唐诗的更深入体悟与全面把握, 是对传统以来贬抑晚唐之论的一个极好反冲。叶燮又从唐代不同时期诗歌风貌的比照上对晚唐诗加以肯定与张扬。他认为, 以委靡萧索而论评晚唐诗之面貌与风格, 这当然是可以的, 但若以此而贬抑晚唐诗则不见公允, 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其《原诗》云：“ 论者谓‘ 晚唐之诗, 其音衰飒’ 。然衰飒之论, 晚唐不辞; 若以衰飒为贬, 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 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 秋气肃杀, 滋生则敷荣, 肃杀则衰飒, 气之候不同, 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 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 秋气也; 衰飒以为声, 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 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 春花也：桃李之秾华, 牡丹芍药之妍艳, 其品华美贵重, 略无寒瘦俭薄之态, 固足美也。晚唐之诗, 秋花也：江上之芙蓉, 篱边之丛菊, 极幽艳晚香之韵, 可不为美乎?” ^[5](p66-67)叶燮以一年四季中春夏秋冬的变化为例, 认为气候征象的不同并不意味着相互间有优劣高下之别, 春夏秋冬之节气也是各有所长、各见其短的。它们都是大自然合乎规律变化的结果, 是自然的慷慨馈赠或重度考验。如果把盛唐诗譬作春天的花卉, 那么, 晚唐诗则如秋天的花朵, 亦有其清幽艳丽的“ 晚香” 韵致, 是同样动人心魂的。叶燮以细致形象的论说, 将对晚唐诗的肯定与张扬提升到甚富于学理的层面, 其在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中是最显示理论含蕴的。

其时, 杜诏认为, 在历代唐诗选本中, 高棅所编《唐诗品汇》是较为全面的一种, 然其择选唐诗也体现出详于初盛而略于中晚的特点, 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中晚唐诗的偏视态度。其《中晚唐诗叩弹集例言》云：“ 唐诗选绝少善本, 唯《品汇》庶称大观, 然详初盛而略中晚; 中晚则详贞元以前, 而略元和以后。夫诗有正有变, 正唯一格, 变出多歧。观其尽态以极妍, 势必兼收而并采。” ^[1](p909)杜诏提出, 诗歌历史发展是有“ 正” 有“ 变” 的, “ 正” 体现为某种稳态的风貌格调, 而“ 变” 则寓意着承衍创新, 其丰富多样, 不一而出。正因此,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融并包, 尽呈其美。杜诏之言对贬抑晚唐诗之论亦体现出强烈的消解与纠偏意义。查克弘对晚唐诗也极尽推扬之力。他认为, 近三百年唐诗流程中, 初盛唐诗以浑融雄豪见长, 中唐诗以清丽闲逸取胜; 延至晚唐, 诗的创作不断变化出新, 出现为数不少的代表诗人, 如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韩偓、薛昭韫、韦庄、罗隐等, 他们的诗作呈现出各异的丰采, 融含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 承唐启宋” 中显示出独有的价值。其《晚唐诗钞序》云：“ 诗莫备于有唐三百年。自初盛之浑雄, 变而为中唐之清逸, 至晚唐则光芒四射, 不可端倪, 如入鲛人之室, 谒天孙之宫, 文彩机杼, 变化错陈。密丽若温、李, 奥峭若皮、陆, 爽秀条畅若韩、薛、韦、罗, 大含细入, 无不凿之方心, 实殿三唐之逸响, 著两宋之先鞭者也。所谓锦绣纂组雕绘之属, 非工力之巧者, 孰克为之?若涂泽字句, 摹写声律, 左初盛者, 未免有吴下充头之诮矣。故与其古而伪, 毋宁近而真。” ^[1](p910)查克弘认为, 晚唐诗在精雕细琢方面实际上已脱却浅层次的人工之巧, 其与对前人流于字句的摹拟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它推陈出新、自如而为, 已达到相当的艺术层次。查克弘归结诗歌创作的原则为“ 与其古而伪, 毋宁近而真” , 他将晚唐诗划入到切近而真实的艺术表现范围之中, 从所遵循创作原则上体现出对晚唐诗的推扬。

四

民国时期, 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 主要体现在钱振锽、蒋抱玄、刘衍文等人的论说中。他们或从对严羽所持门户之见的严厉批评入手, 或从对“ 四唐” 诗艺术特征及内在联系的平正分析切入, 将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继续予以了完善与张扬。

钱振锽对严羽在《沧浪诗话· 诗辨》中所立之说予以猛烈批评。他认为, 严羽将历代诗歌界分为不同的层次, 据以而分优劣高下, 这实际上与“ 佛性” 是完全不相融的。他强调, 佛门广大, 崇尚的是无所不容、各见其性, 正因此, 钱振锽提出辨识“ 好诗” 的标准, 便在“ 合于人情, 快于己意” , 而不论其属于何种体制, 呈现何种格调, 将诗歌创作与欣赏的“ 本末” 据以了界清。其《谪星说诗》云：“ 沧浪借禅家之说以立《诗辨》, 于禅则分第一义、第二义、正法眼藏、小乘禅、闻辟支果、野狐外道; 于诗则分汉、魏、晋、宋、齐、梁、盛唐、晚唐, 其说巧矣。虽然佛门广大, 何所不容, 禽兽鱼鳖, 皆有佛性, 但能成佛, 何必究其所自来。须知极乐世界, 原无界限, 何容平地起土, 堆空门作重槛哉?历代以来, 诗虽千变, 但求其合于人情, 快于己意, 便是好诗。格调体制, 何足深论。沧浪分界时代, 彼则第一义, 此则第二义。索性能指出各家优劣, 亦复何辨。无奈只据一种荣古虐今之见, 犹自以为新奇, 此真不可教诲也。又云：‘ 入门不正, 则愈骛愈远。’ 夫诗岂有一定门户?《风》《雅》《颂》、汉魏、初、盛, 门户亦各不同, 何必强分其正不正。又云：‘ 学诗须熟读《楚词》、《十九首》、乐府四篇、苏李、汉魏五言, 又须枕籍李杜, 则虽学之不至, 亦不失正路。’ 种种埋没性灵之语, 实无是处也。” ^[6](p578-579)钱振锽指责严羽有着“ 厚古薄今” 的保守观念, 是不见通达、难以服人的。他批评严羽所持门户与正变之见, 认为自《诗三百》以来, 不同时期诗作是各见宗趣的, 也各有创作路径, 其根本上并不存在“ 正” 与“ 不正” 的别分, 只要充分表现出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性, 便是“ 好诗” , 便是值得大力推尚与张扬的。其又云：“ 晚唐胜于初唐。初唐腐气多, 晚唐滞响少。中唐不下于盛唐。盛唐正而雄, 中唐奇而博。” ^[6](p581)钱振锽对初盛中晚唐诗优劣之论进一步予以破解。他论断晚唐诗艺术表现流转灵动, 而初唐诗艺术表现相对庄整拘限, 它们相互之间是各见短长的。

之后, 蒋抱玄对传统唐诗之选与唐诗之分予以具体细致的论说。他认为, 明代不同唐诗选本在对初盛中晚唐诗择选时各有取舍与偏重, 似乎对不同时期唐诗体现出各有所宗的自由化特征, 但实际上, 这与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所述说的宋元时期之人对唐诗不甚讲究界分是截然有异的。南宋末年的严羽早将盛唐诗界定为“ 第一义” , 亦即表达真切、境界高超之诗; 而将晚唐诗论定为“ 声闻辟支果” , 亦即琐屑有隔、不入层次之诗, 并将唐代不同时期诗作内涵予以抽绎, 对之加以辨析与界分。其《听雨楼诗话》云：“ 虽然, 凡初唐人有至盛唐而存者, 盛唐人有至中唐, 中唐人有至晚唐而存者, 一生著作, 何能割裂畛域, 分为或初或盛或中或晚乎?钱牧斋之品行虽不足取, 但其尝诋此说, 不可谓非六义界中之一个。” ^[7](p294-295)蒋抱玄提出, 一个人的创作不可能只限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与某一种独特诗体之中, 而很可能上溯或下延至其他时期或相近诗体, 其相互间是难以割裂的。正因此, 他称扬钱谦益对传统唐诗之分所体现出拘限的批评, 认为其见出诗歌历史发展的普遍联系特征, 是甚具辩证观念的。其又云：“ 吴郡胡燮亭《唐诗贯珠笺》, 既隐秉其意, 不复分列四唐, 而清圣祖颁定《全唐诗》, 亦削去初盛中晚名目, 于是一般诗人, 始渐移其旧日之见。然在好判疆陌者, 犹斤斤于分派之说, 以自诩鉴别, 其可笑又何如也。余谓最不值钱者诗人, 如荡妇之赌咒然, 一女不二夫, 张三李四, 辨别不了, 不旋踵而杨花似之。诗人之作诗也, 或爱初唐, 或爱盛唐, 或爱中唐, 或爱晚唐; 党李则攻王, 守杜则仇白。而实则落笔写来, 非初非盛, 非中非晚, 只剽窃前人佳句, 为依样葫芦之书。余盖不见唐后之诗人, 何者为初派, 何者为盛派, 何者为中晚也。噫, 亦傎矣！” ^[7](p295)蒋抱玄称扬胡以梅所编《唐诗贯珠笺》不以“ 四唐” 而加以分列, 又称扬康熙皇帝所敕编《全唐诗》也脱却开“ 初盛中晚” 之名目, 而径直以不同诗人并列而下, 他们都以切实的选编实践体现出对唐诗优劣高下之分的消解。蒋抱玄认为, 诗歌创作其实并非要入于某一体、某一派之中, 也可以是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 而并不一定有固定的创作模式或艺术表现套路。他对将唐诗机械分割并妄置优劣高下之论予以了极富有针对性的辨说, 显示出处于现代视域中的文论家对于传统诗学论题的更透彻理解与深入把握, 是甚具批评启发性的。

再后, 刘衍文对中晚唐诗也予以肯定与推扬。其《雕虫诗话》云：“ 晚唐之诗, 义山、牧之, 称小李杜, 一秾丽、一清丽也。又义山与飞卿称温李, 温则艳丽也。又合冬郎称温、李、冬郎者, 冬郎则婉丽也。顾此乃就其主要风格而言之, 非谓诸家之诗, 篇篇皆如是也。此四家诗, 实晚唐之主流, 皆韵长而弱, 已渐向词化, 则一时风会所趋。或有使气而着力者, 终欠浑厚, 若许丁卯、赵倚楼、许洞庭是已。尝有多人诗重盛唐而独非中晚者, 亦有诗重盛中而不齿初晚者, 皆偏执过甚。定公云：‘ 我论文章恕中晚, 略工感慨是名家。’ 最获我心。” ^[8](p418)刘衍文论说晚唐时期, 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人之诗都呈现出以“ 丽” 为底色的风格, 但相互间又显示出细微的差异。他认为, 这是晚唐特定社会风气与时代氛围在诗歌创作中的必然体现, 其共通的特征体现为体格卑弱而韵致悠长, 诗作已呈现出“ 词化” 的迹向, 其创作取径与风格特征都体现出与词体相互渗透、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向词体靠拢与转化的趋势。因此, 即使许浑等人在诗歌创作中使以“ 气力” , 其诗作亦终欠浑融沉厚。由此, 不少人或推扬盛唐诗而贬抑中晚唐诗, 或崇尚盛中唐诗而贬抑晚唐诗, 这都是显见偏颇的。刘衍文借龚自珍之言, 将感于时事、发抒情性作为了诗歌创作最根本的艺术发生之所在, 明确表达出对于中晚唐诗予以大力肯定的持论, 体现出对唐代不同时期诗作一并视之的态度。

总结明以降诗学对贬抑晚唐之论的消解与反思, 可以看出, 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明代前中期为导引与凸显期, 二是明代后期为拓展与延伸期, 三是清代为充实与深化期, 四是民国为完善与张扬期。明以降诗学批评从不同方面对贬抑晚唐之论予以了消解, 诗论家们由对晚唐诗存在与价值的大力肯定到对“ 四唐” 优劣高下之论的猛烈批评, 由一定程度上对晚唐诗的努力推扬到更具学理层面的平正分析, 其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承衍与强化的特征, 晚唐诗由此也最终被置于诗歌历史发展的应有位置。这一消解与反思线索, 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传统诗学丰富博大而复杂交织的体系内涵, 体现出传统诗学富于论辨的鲜明特色, 具有独特的批评价值与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