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 这一语词具有多义性。钱钟书先生说:“ ‘ 变易’ 与‘ 不易’ 、‘ 简易’ , 背出分训也。‘ 不易’ 与‘ 简易’ 并行分训也。‘ 易一名而含三义’ 者, 兼背出与并行之分训而同时合训也。” ^[1]（P6）“ 易简” 作为“ 易” 的第一个分训义项。《易传· 系辞上》云:“ 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2]（P82）“ 易” 的“ 易简” 源自于“ 一” 。唐代孔颖达疏:“ 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 即是太初、太一也。” 而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近三十年研究实践来看, 他们在比较文学“ 可比性” 的探讨上也体现了“ 易之三名” 的“ 易简” 思想。

“ 易简” 思想主要体现在“ 一” 上, 这包括“ 由一到多” 的发展和“ 由多到一” 的回归。“ 一” 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本体, 是遂古之初, 上下未形, 冥昭瞢暗, 混沌未开的太一世界。在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举行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 季羡林先生说道：“ 比较文学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门‘ 显学’ 。” ^[3]他还在为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作序时进一步指出：“ 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 还是从中国国内来看, 比较文学的发展都异常迅速。这说明, 我那一句话没有落空。” ^[4]然而,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形成学科乃至成为显学之前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萌芽与发展时期。按陈惇、刘象愚先生之说, 中国的比较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开始发展, 上世纪30年代有过兴旺的趋势, 后来经过一段曲折的途径之后, 70年代末重又复兴, 近30年形成学派飞速发展。其中, 五四运动之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 史前史” 时期。该时期的中国比较文学者的研究成果良莠不齐, 几乎所有学者都在非自觉的“ 可比性” 意识之下进行文学比较。比如, 西晋时期对传入中土的佛经进行“ 格义” , 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夕王国维、梁启超等融汇中西的论文, 以及王无生、苏曼殊等做的一些主观性和随意性的研究都体现了该时期对“ 可比性” 缺乏明晰界定的“ 太一” 状态下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

从五四前至1949年, 中国比较文学趋向成熟。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 （文学）在悠久的年代里, 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 分途发展, 不相闻问, 然后, 慢慢地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 一个个的胳臂碰上了胳臂, 于是吃惊, 点头, 招手, 交谈, 日子久了, 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了。” ^[5]这段话不仅承认了文学的异质性, 还隐含了与歌德、马克思、恩格斯类似的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 大同” 思想。既然各种文化必然要在交融借鉴中发展, 因此,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比较文学对中西文学或文化的异同比较就顺理成章了。但是, 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虽然在“ 求同” 与“ 求异” 做出了大量实绩, 而真正把“ 同” 与“ 异” 作为比较文学“ 可比性” 而上升为理论却是在近30年内的事。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说：“ 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 也就是提出一个特定的标准, 使不同类的现象之间具有可比性, 从而进行比较。” ^[6]他们在这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阐释比较文学原理的著作中明确提出了“ 可比性” 这一专门术语。这有效地指导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自觉避免早期研究中的“ X+Y” 式的任意性浅层比附的弊病。2000年陈惇、刘象愚在《比较文学概论》中说到：“ 既然世界不同文化必然在相互交融、相互借鉴中发展, 那么相互比较, 发现差别,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比较研究离不了‘ 异’ 、‘ 同’ 的发现和比较。同质文学内的比较研究往往从求‘ 同’ 入手, 在‘ 同’ 中找出联系, 找出规律。东西比较文学则不可单纯求‘ 同’ , 必须采取异同比较的方法, 既求同又求异。” ^[4]（P106）这本著作在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 中开辟专节介绍比较文学的“ 可比性” 这一核心问题, 在第二章“ 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的介绍中提到了 “ 同中求异” 和“ 异中求同” 的比较方法。从此, 将“ 同” 与“ 异” 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二分法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在“ 可比性” 上的第一次重大发展：一次由“ 太极” 生出“ 两仪” 的裂变：《易经》中的“ 两仪” 指阴阳、天地、乾坤。而如果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 可比性” 看作“ 太极” 的话, 它的两极则是“ 同” 与“ 异” 两个不同的研究向度。

仅仅六年之后, 中国比较文学在“ 可比性” 上得到第二次重大发展：一次由“ 两仪” 衍生“ 四象” 的突破。曹顺庆教授在其编著的《比较文学教程》绪论中指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 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变异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 ^[7]。不难看出, 它的提出对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将比较文学的“ 可比性” 中的“ 同” 生发为“ 同源性” 和“ 类同性” 两个并行分训的义项; 将“ 异” 生发为“ 变异性” 以及“ 异质性与互补性” 两个并行分训的义项。其中“ 同源性” 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基石, “ 类同性” 为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石。“ 异质性与互补性” 则既是总体文学研究的基石, 又是总体文学研究的目标。在这由“ 异” 和“ 同” 两极衍生的“ 四象” 中, “ 变异性” 尤其具有创新意义：在确立“ 变异性” 这一可比性的合法地位后, 曹顺庆教授进一步探索了包括文化过滤与误读、译介学、形象性、接受学、文学他国化等变异研究的范式, 这拓展和更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 解决了由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由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跨国而转向跨文明研究而引发的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2014年, 曹顺庆教授的英文著作“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由Springer出版, 这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创新性理论对海外产生影响的重大突破。

中国比较文学者钟爱“ 易简” 的运思方式：在“ 可比性” 的探索上,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正经历着由“ 太极” 生两仪、生四象的道路。然而, 正所谓“ 反者道之动” ,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和变异研究中无论怎样分类、调试都可以归结于对同源性、变异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 四象” 的探索, 都可以归结于同与异“ 两仪” 的探索, 都可以归结于对可比性这个“ 太极” 的回归。

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与理论从“ 由一到多” 的发展和“ 由多到一” 的回归两方面证明“ 可比性” 可以由“ 太极” 生两仪、生四象、周流六虚而后有无穷的交媾派生的可能。因此, 中国比较文学在“ 可比性” 问题上的探索远不能止步于“ 四象” 。对可比性的进一步发现将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大有发展的方向。未来的中国学派有可能在可比性“ 四象” 的基础上发现更多具有可以比较的质素, 从而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带来更大的繁荣。事实上, 总体文学重新纳入比较文学领域、传媒的发展、新的学科的出现都正在使新的可比性的发现成为可能。

“ 变易” 与“ 不易” 、“ 简易” 为背出分训。《易传· 系辞下》云:“ 为道也屡迁, 变动不居, 周流六虚, 上下无常, 刚柔相易, 不可为典要, 唯变所适。” ^[2]（P89）如果把“ 易简” 理解为事物“ 由多向一” 的回归和“ 由一到多” 的发展。那么“ 变易” 则是改换、转换、变化、变异之意。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 变易” 思想主要体现在研究实践的“ 转变” 和学科理论的“ 通变” 上。

（一）研究实践中的“ 转变”

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近30年里进行着并还在继续两个研究方向的转变：从对外国作品和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研究到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 从对国外的汉学研究到以他者的立场关注国外学者对其自身本土文学的研究。

1.从“ 外国文学走进来” 转向“ 中国文学走出去”

上世纪80年代左右, 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迅速开展, 我国的比较文学掀起了对外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高潮。那段时期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论译著的出版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享受到丰富的研究资料和充分的学术自由。当时的环境将中国比较文学相当多的研究者引向一个研究方向：从西方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学, 即借用西方人文学科的理论概念来观照、阐释中国文学。这些研究大体完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非民族化（或称“ 西学化” ）。西学化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丰富了我们的语汇和言说方式, 但同时也对我国本土传统文学和文论带来灾难。曹顺庆教授就中国文学和文论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对西方话语范式的盲目遵从感到痛心疾首。他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 失语症” 这一话题以来, 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失语症” 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警醒, 加之中国政府对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视,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方向悄然发生转向：由致力于中国文学“ 西学化” 转向重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当然, 这一研究方向并不是这三十年里才出现。事实上, 早在上世纪早期就有陈受颐(《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方重(《十八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范存忠(《中国文化在英国：从威廉· 坦普尔到奥利弗· 哥尔斯密斯》)、钱钟书(《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不约而同将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作为自己海外求学的博士论文研究内容。而且就算在改革开放后的西学化浪潮之中仍有学者进行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研究, 比如1983年赵毅衡的《远游的诗神》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只是文化浩劫暂时中断了这一优秀传统, 而改革开放后的“ 西学化” 浪潮又使得这一研究显得势弱。1995年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获得国家教委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是一个重要讯号, 指引着中国比较文学者的研究目光重新审视西方和自身。中国比较文学学派在重新开始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海外影响研究上投入巨大热情。在众多此类研究的成果中, 钱林森和葛桂录师徒的《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和《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是最近十年来在此领域的优秀成果。钱林森在与葛桂录就如何把握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的对话中这样说到：“ 对于这一课题, 我们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去把握：一是要具体实在地探讨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影响; 二是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 展示中外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对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关照; 三是要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着眼, 探析外国文学与文化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 ^[8]老一辈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指导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此方向掘进。

2.从海外汉学研究转向“ 新西学” 研究

随着研究方向从“ 外国文学走进来” 转向“ 中国文学走出去” ,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注意许多海外著名的汉学家。他们通常被分为两大类群：一是如宇文所安、艾金伯格、傅汉思、高辛勇、弗朗索瓦· 于连、赫德逊等西方本土学者, 一是如叶维廉、叶嘉莹、刘若愚、陈世骧、蔡宗齐等海外华裔学者。在当今全球化的学术视野下, “ 即便是中国传统文史哲的学问, 也早已不再是专属中国学者的领域, 欧美与日本等中文世界以外的地区都不乏精通‘ 汉学’ 和‘ 中国学’ 的大师” ^[9]。在汉学这一特殊领域中, 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既是西式的, 同时又非常中国化。这种张力与对抗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具有巨大吸引力。因此, 中国比较文学者对海外汉学家如何从他者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充满兴趣。这一研究可以说是从“ 外国文学走进来” 转向“ 中国文学走出去” 这一研究转向中旁逸的一个重要支流。近年来徐志啸、蒋述卓、朱易安、王晓路等知名学者以及闫月珍、刘圣鹏、史冬冬、陈橙、蒋艳萍等青年学者辨证客观地评价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借他者之镜反观自我做出了可喜的成果。究其根源, 正是由于海外汉学研究的成熟才能吸引和支撑国内比较文学者对他们的研究进行再研究。这一现象启发了中国比较文学者的思考：既然海外汉学研究的范式和成果可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中国的“ 西学” 研究成果也理所当然可以成为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在洋务运动、“ 五四” 以及改革开放后等时期都曾掀起过“ 西学” 的热潮。但这几个时期的西学都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的指导思想下把介绍西方文化、文学、思想、科技等作为救亡图强的出路和民族复兴的良药, 因而都一定程度上带有“ 以西释中” 、“ 以中就西” 的西方中心主义特点。这些时期的“ 西学” 可以被理解为“ 西方的学问” , 我们不妨把它称为“ 旧西学” 。21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国力日强, 我国研究“ 西学” 的态度和立场也有了变化。“ 西学” 的内涵不仅仅指“ 西方的学问” , 更重要的是把“ 西方人对西方学问的研究” 作为对象来研究。就比较文学而言, 主要指以他者的目光审视西方学者对西方本土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目前这一研究范式在我国比较文学中还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不妨将之称为“ 新西学” 。相比传统的对西方文学与文化在中国的影响, 以及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这两个已经成熟的研究范式来说, “ 新西学” 对研究者的跨文化能力和素养要求更高。这对于当今中国比较文学者来说既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中国“ 新西学” 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的发展, 西方的比较文学者对中国“ 新西学” 的研究将与中国比较文学者对海外“ 汉学” 的研究相互交织。届时, 比较文学的“ 跨越性” 将会呈现更加复杂的模式, 而比较文学学科所蕴含的“ 比较” 二字也将具有更加丰富的意蕴。

（二）学科理论建设中的“ 通变”

中国比较文学者除了在研究实践中因保有“ 变易” 思想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成力之外, 他们在学科理论的发展上保有的“ 通变” 思想也使中国比较文学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 使得“ 学术成果的质与量上已居于世界各国之首” ^[10]。正如曹顺庆教授在《南橘北枳》中言：“ ‘ 文律运周, 日新其业, 变则其久, 通则不乏’ , 比较文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 以新的观点, 新的视角来指导比较文学研究的实践。” ^[10]（P30）可见《易传· 系辞下》中所云“ 易,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2]（P86）的辨证法始终贯彻在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发展中。

1.不照搬西方而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之前, 国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确立。法国有巴尔登斯伯格、梵· 第根、基亚、卡雷等学者为以“ 国际文学关系史” 为特色的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构建了系统的学科理论。美国有韦勒克、马隆、列文、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代表人物构建了以注重文学性和美学为特色的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学科理论。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立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大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港台地区比大陆早十年左右）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所著《比较文学导论》是国内第一本阐述比较文学原理的著作。其后, 乐黛云、张文定、陈惇、谢天振、张铁夫、刘向愚、杨乃乔、陈梃、胡亚敏、王宁、王向远、曹顺庆、高旭东等学者都出版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他们的理论研究以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为借鉴, 但又充分考量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自身特色, 不照搬西方, 而是“ 唯变所适” 。比如, 曹顺庆教授的《比较文学教程》, 不是照搬西方把“ 形象学” 和“ 译介学” 放在影响研究中而纳入变异研究。又如, 在对比较文学的“ 跨越性” 的理解上, 雷马克的经典定义是“ 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 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之间的关系” ^[11]。雷马克的“ 跨越性” 指的是跨国和跨学科。而中国比较学者则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提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说法; 杨乃乔提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观点; 而曹顺庆提出跨国、跨学科、跨文明三个跨越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名称上的改换和数量上的变化正蕴含着中国比较文学者对西方理论和自身国情的思考和他们要以“ 变” 而“ 通” 的苦心。

2.不全盘推翻而是“ 涟漪式” 发展

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凭空生发, 而是以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比如自1982年刘向愚所译的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出版以来, 西方的理论构架对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1984年卢康华、孙景尧的《比较文学导论》第129页以图表方式构建了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大板块组成的比较文学学科体系。2002年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中“ 学派论” 一章则把“ 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 、“ 美国学派与平行研究” 、“ 俄国学派与历史诗学研究” 和“ 中国学派与阐发研究” 相叠搭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2006年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第57页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四大板块来构架比较文学学科大厦。这说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对西方理论的立场是一种继承式的变通。中国学者不像西方人那样惯于在对他人的批判与反拨中表达自己, 他们钟情于“ 依经立义” , 在对他人的思想的合理继承下添加自己的智慧。曹顺庆教授用“ 涟漪式” 来表达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轨迹：“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 不是以新的理论取代先前的理论, 而是层叠式、累进式的前进” ^[12]。而这种“ 涟漪式” 发展轨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国学者的“ 通变” 思想所决定的：通晓变化之理, 在继承之中求变, 在继承之中求发展, 这正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在建立学科理论时一贯坚持的哲理基础。

钱钟书先生认为, “ 不易” 并非文字上的“ 不变易” , 而是包含着“ 变易” 的“ 不易” , 犹如老子所云“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 亚里士多德所谓上帝有“ 不动之动” 。因此, “ 不易” 不是“ 不变化” , 而是“ 变不失常” 。从中国比较文学30年来的发展而言, 现象纷呈、百花争艳、变化无穷。但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变化中始终有一个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 常” 或者“ 道” 的存在。“ 常” 或“ 道” 表面上不在场, 但却又无时不在。作为比较文学的至高准则, 这个“ 常” 就是比较文学的“ 跨越性” 。如果没有了“ 跨越性” , 比较文学就失去了自己特有的边界而变得和一般文学研究别无二致, 就会被浩瀚的文学研究所淹没而无从存在。因此, 无论是跨国的影响研究, 跨学科和跨国并重的平行研究, 还是跨文明视野下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 无论是跨国、跨语言、跨民族, 还是跨文化、跨文明等种种表达, “ 跨越性” 一直被视为比较文学的“ 上帝” 。以上是对“ 易” 之三项分训的理解。而当“ 易” 之三义合训时, 则包含了从“ 简易” 到“ 变易” 再到“ 不易” 的过程。如果说“ 变易” 是对“ 简易” 的否定, “ 不易” 是对“ 变易” 的否定, 那么, 这一过程便蕴涵着“ 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 的认识规律。这一过程的动态描述应该是这样的：作为混沌未开的太一世界（简易）, 化孕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变易）, 这万事万物按着自身的规律不断运动变化并形成了相反相成的统一世界（不易）。在这里, “ 不易” 的统一并非是对“ 简易” 的太一的简单回归, 而是螺旋式的上升, 是由发生论的统一演变为认识论的统一^[13]。就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 涟漪式” 发展来看, 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 简易— 变易— 不易” 的螺旋式上升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 易一名而含三义” 中的“ 易简” 、“ 变易” 和“ 不易” 思想贯穿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比较文学“ 可比性” 、比较实践、学科理论, 以及“ 跨越性” 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之中。“ 易一名而含三义” 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我国学者的运思习惯, 让我们撩开面纱看清中国比较文学30年来发展的实质,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在理性地认知自己的思维习惯之后有可能去做出新的突破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