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女性主义（feminism）率先兴起于西方。到了20世纪，视野更加广阔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y）逐渐升格为显学。借助词语的旅行，上述思潮也深刻地影响了东方文化的建构。本栏目所刊载的两篇论文就都体现了这种影响。

薛青涛先生以晚明闺秀词写作为例，重构了当时“女性书写”的悖论。恰如《小说的兴起》作者伊恩•P•瓦特，他敏锐地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兴起造就了自由的氛围，推动了晚明女性写作的兴起；部分女性不再被动接受男性的话语建构，而是开始自我表达。在男权中心主义语境中，这是意义深远的尝试：它敞开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展示了女性站立起来的可能性。不过，时代的限制注定了“女性书写”的艰难：为了获得权力体系的首肯，顾若璞等人不得不采取“彤管与箴管并陈”的言说策略，在遵守“妇德”的同时建构“第二性”的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事实上，这种策略的成功恰好衬托出女性的被压抑地位，而闺秀词写作并未越过男权文化的藩篱。它仅仅是“女性书写”，尚有别于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实践。换言之，“秩序”依然显现其不可抗拒的尊严，“重构”的主体工程则留给了后人。从这个角度看，本文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召唤意识”。

与薛青涛先生一样, 陈文益先生的论文也属于性别研究范畴。区别在于, 他所关注的是“ 性别跨界” 现象和由此产生的“ 多元性别文化” 。通过研究各类文献, 他揭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在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世界内, 性别并非固定的社会建构, 而是表现出某种可变性; 女人化的男人（“ woman-man” ）和“ 男人气的女性” （“ man-woman” ）共存, 扩大了自由选择的空间; 更重要的是, 这些跨越性别界限的个体并未被普遍地妖魔化, 相反, 他-她或她-他往往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力量、智慧、美德。这种现象的存在展示了性别文化原本就具有的多元品格。当然, 权力的运作也在性别跨界的过程中发生, 博弈仍然无所不在, 等级制不可能被完全消泯。恰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部分地区, 性别跨界者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事实上, 这种空间上的区别预示了性别文化的走向：性别跨界现象曾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如柏拉图在对话中就提到“ 阴阳人” 的存在）, 但权力的运作却使之仅仅幸存于局部地区, 其中的深层机制耐人寻味。由于篇幅的限制, 作者未能对后一种张力进行更充分的分析, 我们期待他继续勘探这个丰盈的理论空间。

通过上述研究, 薛青涛和陈文益得以洞察性别文化中的巨大张力：一方面, 权力的部署始终无所不在; 另一方面, 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又从未泯灭。从主题和论述方式来看, 两位作者的文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皆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性别关怀意识, 都展示了中国性别研究向上生长的趋势。毫无疑问, 这都将使更平等、丰盈、富有创造性的“ 文明对话” 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