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文化产业正跨入融合创新的新阶段。其重点在于:更新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和供应链,集聚更多的优良资源;扩大文化服务,为制造业等相关产业提供更多的文化价值;推动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合作,建设新型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服务平台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园区升级。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obile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is progressing into a new phase of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Great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updating the value chain and supply chain of cultural industry to accumulate more excellent resources; expanding cultural services to provide more cultural value for related industri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y and financial sectors to build new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s; developing service platforms to upgrade the cultural industry parks.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迸发的新局面。移动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的升级版, 代表了信息化发展的新潮流。它正在为中国文化产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为文化创造活力的充分涌流提供条件。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移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科技成果和经济形态, 正在促进文化生产力的新组合。它通过整合创意、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 形成具有高度联通性的文化产业体系。人们利用这种体系, 可以把金融资本、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进行更加灵活的组合, 开发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从而激发前所未有的文化消费市场。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 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具备三大条件:(1)开发相关的资源, 即根据人类的文化消费需求, 保护和传承历史遗产, 并且与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相结合; (2)激发人才的创造性, 即让有创造才能的人, 通过个性化的创造, 满足社会的文化需求; (3)营造开放和多元的环境, 让不同文化的元素相互交融, 同时扩大文化产品的贸易。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之前, 上述的三大条件难以整合, 文化生产被分割为在地文化生产(包括印刷、包装、文化产品制造等)、在场文化生产(演艺、电影放映、展览、节庆等)、在线文化生产(有线电视等)等不同的门类。从1960年代到2010年代, 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经快速地经历了五代的变化, 并且以移动互联网为标志, 进入到互联互通、极致体验、智慧服务的新阶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 移动互联网通过整合信息、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 极大地拓展了文化服务的时空, 形成高度联通性的文化商业体系。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文化商业形态, 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1) 越来越快速的反应能力; (2)追求极致的视听服务体验; (3)充分发挥平台经济的威力; (4)让创新成为开发新领域的引擎; (5) 以低廉和免费的服务吸引海量用户; (6)与金融、物流、商贸等网络形成紧密的联通; (7)迅速更新的技术支撑条件。在这样一个汹涌澎湃的潮流面前, 谁如果漠视了这种革命性的巨大变化, 谁就会被迅速地边缘化, 甚至被潮流所淘汰。反之, 如果谁把握了这一个重要机遇, 就可能在新一轮的增长中形成跨越式的增长。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专家近期指出:从全球范围看, 北美、欧洲和亚洲正在新一轮互联网革命中获得空前巨大的动力。亚洲依托“ 移动革命” 所联通的人口超过全球其他地区; 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相向而行的领域:需求— — 稳步增长的富裕人口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创意消费市场; 供给— — 创新活动开发出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一个强有力的规律那就是“ 内容为王者, 联通为杠杆” [1]。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表现在:一方面它不断地推出新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它与其他产业形成有机的结合, 从而培育出新业态。2015年3月, 博鳌亚洲论坛、凯迪拉克、《财经》杂志联合发布“ 2015亚洲经济前瞻指数” 。它以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 的嘉宾为对象, 征求200多位全球知名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和政商财界精英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 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产业被财经精英们公认为是三大最有前景的产业, 而三大地区是全球创新能力最高的地区:北美得分为87.8分; 欧洲得分为70.5分; 东北亚、东南亚得分为61.7和56.5[2]。也正是在这三大地区, 依托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 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产力首先在形成新组合, 文化生产的价值链和文化资源的供应链正在不断更新。
大量材料说明: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 人类获得的信息正在海量地增长。数据一般以计算机仓储单位表示, 比特byte即字节是最小的存储单位。大数据的入门级即为拍字节, 所以也有人称大数据时代为拍字节时代, 数据存储单位依次表示为:字节(B)、千字节(KB)、兆字节(MB)、吉字节(GB)、太字节(TB)、拍字节(PB)、艾字节(EB)、泽它字节(ZB)、尧它字节(YB)。《华尔街日报》将大数据时代、智能化生产和无线网络革命称为引领未来繁荣的三大技术变革。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指出:“ 全网流量累计达到1EB(即10亿GB或1000PB)的时间在2001年是一年, 在2004年是一个月, 在2007年是一周, 而2013年仅需一天, 即一天产生的信息量可刻满1.88亿张DVD光盘。” 这是多么惊人的数据量。在这样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支持下, 为大型搜索网站以用户搜索记录为基础的影响分析, 可对某个主题进行不同地域、时间和搜索热点进行分析, 可对不同主题进行比较分析等, 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的决策和路径。比如:出版《哈利波特》等畅销青少年小说的Scholastic出版社通过建立在线游戏追踪最吸引人的线索和角色, 利用数据分析, 为以此为基础创作的《39条线索》系列小说之构思提供了帮助。在大数据作用的推动下, 这些作品成为全球性畅销书, 印刷数量超过了1500万本; 而拥有50, 000名订阅用户的电子阅读平台Copia收集有关人口特征和阅读数据的详细信息(年龄、性别和就读的学校以及这些书被下载、打开和阅读的次数)与出版商分享, 开发出更加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 至于Coliloquy出版的电子书允许读者自己设计人物角色和情节线索, 经过数据分析, 提供有益的思路, 让作家可以在新书中调整故事线索来体现受大众欢迎的选择。读者可以决定书中破案的途径, 可以决定主人公的外貌和爱情场景的炽热程度, 还可以选择女主人公与三位追求者中的哪一位产生故事, 这样就集聚了大量读者的创意和智慧, 体现了读者/作者/管理者等的角色互换和融合推动[3]。正如《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 托夫勒所指出的,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不同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第三次浪潮时代, 即知识文明时代。在现代通讯、互联网和电脑技术的基础上, 人类可以获得海量的知识, 进行全球化的密集联通。“ 这个知识的工具不仅改变了我们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年轻人的学习方式, 而且逐渐改变赚钱、做事宜、经济运作和创造财富等诸多方面的方式。” [4]
有鉴于此, 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大势所趋, 许多融合互联网技术的文化企业, 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主动性和探索性, 那就是把更多的生产主导权和控制权交给了企业和客户互动的节点, 借此来学习和适应环境。各个文化生产力的节点具有很强的自组织功能, 并且通过各种支持系统来帮助他们管理和协调各自的行为, 并且朝共同的目标迈进。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层式管理和金字塔架构的企业模式相比较, “ ‘ 互联式企业’ 学习得更快。它们可以和合作伙伴以及竞争者一起协同发展, 而且更容易适应环境, 响应变化。它们把控制权分散给了半自治的群组, 由平台支持, 并通过共通目标而联系在一起。” [5]这一革命性的变化, 正在给中国文化产业企业带来深刻的影响。从盛大文学、腾讯文学开发的网络文学系统到东方财富开发的网络金融文化媒体等, 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依托广泛的互联互通, 为客户提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文化服务产品, 并且把客户的渴望和活力整合到企业的发展中, 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倍增。这些波澜壮阔的实践, 深刻地解释了创新的本质, 正如率先提出“ 互联网+” 的马化腾所言:“ 创新并非刻意为之, 而是充满可能性、多样性的生物学组织的必然产物” 。创新不是原因, 而是结果, 不是源头, 而是产物。“ 如果一个企业已经成为生态型企业, 开放协作度、进化度、冗余度、速度、需求度都比较高, 创新就会从灰度空间源源不断地涌出。” [6]
移动互联网促进了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和工业、数字内容产业、城市建设业、现代农业等相关产业的融合。从全球范围看, 工业正在向科技型、智能型、创意型升级, 一股强大的“ 工业4.0” 新潮流正在给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正如“ 工业4.0” 潮流的权威专家、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李杰所说的:可以把产品的核心功能和衍生的服务比喻为“ 蛋黄” 和“ 蛋白” 的关系。按照传统思维的定势, 最有价值的是价廉物美的大“ 蛋黄” , 而在后工业化时代, 衍生的服务即“ 蛋白” 往往具有更大的价值。这就如同iPhone给手机业带来的颠覆性革命, 如果只是一味地迎合消费者, 那么史蒂夫· 乔布斯就该造出一个更厉害的通话机器, 但iPhone却开创出一个巨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 从iPod、iPad、iTune到率先开创三维动画电影的Pixar以及无数的衍生产品和延伸服务, 整个儿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娱乐和生态空间。
英国国家科学和艺术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软创新》指出:人类的创新活动正在包括越来越广泛的内容和形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推崇经济合作组织OECD主张的创新, 包括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 即材质性、技术性的“ 硬创新” 。实际上, 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 出现了另外一种影响产品和服务感官知觉、审美情趣、知识认知的“ 软创新” , 它主要是在造型、品牌、象征方面等唤起感情因素。这种软创新, 适应了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对体验经济的需求,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推动软硬两种创新的结合, 将有效地扩大一个国家和城市工业产品的总体竞争力, 也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消费市场[7]。
如果说过去, 许多制造业企业强调通过规模化、集约化来满足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如今则要将消费数据和大数据对接, 与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紧密结合, 将生产与服务更紧密融合, 从开发“ 蛋黄” 到拓展“ 蛋白” , 以创意设计、品牌服务、授权交易等延伸产业链, 走向“ 大规模智能化私人定制” 。这一规律正在我国许多发达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越来越活跃地凸显出来。从产业转型的总体角度看, 制造犹如产业链核心的“ 蛋黄” , 服务犹如制造产业链前后端的“ 蛋白” , 制造产生了大量服务的机会, 而服务又极大开展了制造的空间, 1元钱的产品可以带来6元钱的服务, 生产资料消费市场的规模可以达到日用品消费市场的6倍,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中国经济调速换档、转型升级的“ 新常态” 背景下, 包括文化创意、设计服务、咨询会展等生产性的文化服务业具有极为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市场空间。
经过3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 中国成为全球性的工业大国。中国人民以勤劳、坚韧、智慧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令人赞叹的“ 中国奇迹”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达到20.8%。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3年中国完成工业增加值21.07万亿元人民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资料, 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在136个国家中排名第七位, 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在22个大类中, 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8]。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工业生产效率的增长还低于规模的增速, 我国工业产品的增加值率低于发达国家。这里所说的工业增加值率,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工业增加值占同期工业总产出的比重, 即企业新创造的价值占产品总价值的比重。增加值率越高, 说明工业生产的效率越高。有专家指出:在主要国家的工业增加值排行榜上, 中国为26.45%, 而美国为44.85%, 日本为33.94%, 英国为33.04%, 德国为28.51%, 印度为20.07%。对中国来说, 形成以创新为动力的新增长模式, 提升工业的增加值率, 全力提高科技、创新和创意的贡献值, 提高中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是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
有鉴于此, 近年来上海提出6R原理, 即再设计Redesign、再利用Reuse、再减量Reduce、再循环Recycle、再制造Remanufacture和再消费Reconsu-mption。根据智慧生产、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原则发展工业, 这对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工业结合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国的诸多工业城市, 要提升现代工业效益, 就必须在创新技术、材质、工艺等的同时, 结合感觉、审美、品牌等领域的创意和研发, 进一步提高工业品的增加值率。正如工业4.0的首倡者、德国波茨坦大学克里斯托弗· 梅内尔教授所说:“ 工业4.0的实质是改变了生产的分工形式和产品的整合方式, 一切围绕需求展开, 它的实质性含义是对价值链和产业链进行全方位的整合。” [9]它推动了文化创意与工业和相关产业的产品融合、技术融合、产业融合、应用融合, 形成了以零距离、全方位服务为导向的新兴业态。
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交融, 中国许多城市的产业空间布局也发生着新的变化。许多工业化城市越来越注意发挥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的功能, 以科技内涵、人性化服务、品牌魅力等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形成了文化创意设计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组合。如上汽集团在2014年第10次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名列第85位, 是第一个进入世界100强的上海企业集团。嘉定地区是上汽和全球汽车产业创新资源的重要节点, 也是上海和长三角交界的一个新城镇。嘉定区根据“ 一核两翼” 发展战略, 综合考虑嘉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形成“ 一个核心、两条产业带、三个组团” 的空间布局, 针对“ 汽车及工业设计之都” 创建目标, 鼓励发展汽车和工业设计集群, 在嘉定新城和周边市镇形成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工业设计创新资源, 推动了“ 嘉定制造” 向“ 嘉定创造” 转变, 向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汽车工业设计产业高地发展。
移动互联网促进了文化产业和金融业的深度融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就高瞻远瞩地指出:“ 金融很重要,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 一着棋活, 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 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 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 首先要靠上海。” [10]国际化大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中心, 关键作用是提供各种中高端资源的流通、集聚和配置作用, 包括资本、技术、人才、信息、品牌和项目等。在产业链的运作过程中, 创新是创造价值, 金融是寻找价值, 而市场是实现价值。资金的流通和运作处于主动和核心的位置, 产业链对资源要素的配置主要是依托资金的运作来进行的。文化金融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正是大城市培育文化产业的核心服务功能。文化金融并非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与金融业的结合, 而是指以创新性的金融工具, 推动文化资源资本化、文化产权资本化的运作机制。在移动互联网的背景下, 文化金融具有了跨越地域空间的限制, 汇聚全球金融信息, 推动远程交易等一系列新的功能, 从而焕发出巨大的活力。
大量实践证明, 文化金融服务可以发挥如下作用:资金融通功能, 即对资金的动员、筹措和集聚作用; 资源配置功能, 即通过金融工具, 把资源分配到风险较低和回报较高的领域,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风险管理功能, 即通过对金融市场和文化市场的监测, 及时发现各种风险讯号, 为有关文化机构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 价格信号功能, 即分析和把握金融信息, 向实体经济提供及时的信号, 以协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策; 国际流通功能, 即针对我国逐步提高对外文化开放水平的趋势, 依托金融创新, 推动文化资源和各类资源的双向流通, 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等。在全球创新活力最为旺盛的地区, 如美国旧金山湾区及硅谷成为美国最早开展风险投资的地区之一, 把创意、科技、金融、开放多元的要素进行了良好的结合, 培育出了一大批信息、智能、创意、动漫等方面的优秀企业。比如在全球率先开发三维动画电影的皮克斯公司, 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出色的创新企业文化, 其宗旨为:“ 创意环境的主管要保护新点子, 优秀的作品必然经历不优秀的阶段。我们要保护未来, 并非过去。” [11]著名智库— — 澳大利亚咨询公司2Thin-know从2007年开始发布《全球创新城市指数》, 提出了从创新角度分析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新视野。在全球331个城市创新能力的排行榜上, 波士顿、旧金山湾区名列冠军和亚军, 成为Nexus即创新的核心城市。在旧金山湾区东南方向的硅谷, 邻近著名的创新型大学— — 斯坦福大学, 面积约为470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300多万, 汇聚了苹果、英特尔、Facebook等一大批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 2013年创造的GDP达2580亿美元。硅谷的传奇, 与这里最早汇聚了大批风险投资机构, 以风险投资撬动科技创新和创意开发的杠杆密切相关。
随着后工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市场竞争正在对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提出创新驱动的要求。在金融业的历史上, 大工业时代是它的辉煌期。由于大规模矿业开采和工业生产的推动, 形成了近代以来的银行业和证券业, 特别是建立了以设备、铁路、工厂、矿产等重要自然资源(如1904年美国以巴拿马运河开发权作为抵押)和重型资产进行抵押和评估的金融体系。而在人类社会跨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和创意经济时代之后, 上述的传统的资产抵押和评估体系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投融资服务需求。这就要求一种新的金融服务体系, 以适应轻资产、知识型、智慧型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注重的核心资产, 是以科技成果、内容原创、商业运营等为主的核心竞争力, 因此需要更加便捷而灵活的直接融资服务。互联网+金融的新型业态, 体现了“ 全面感知、互联互通、智慧服务” 的新型服务方式, 把千千万万的中小投资者组合到金融之网、融资之选中, 也提高了向各类文化创意企业提供精准服务的可能性。这种新型的文化金融服务方式, 便于更加快捷地把握文化产业在推动创新和满足消费两个领域的需求, 把文化资源、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进行灵活组合, 为文化生产力的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2014年中国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大国之一, 201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1195.6亿美元, 而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400亿美元左右, 首次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 意味着中国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进入到一个资本相对充裕、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愈趋活跃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国际化大城市应该积极发挥文化金融中心的功能:(1)发挥金融在文化产业链中的动力和引导作用, 特别是为最富于创新活力的文化科技项目吸引到更多的资本, 也为投资者设计出较高回报的投资模式; (2)发挥金融机构密集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 培育各种文化艺术产品的估价、鉴定、拍卖、交易、仓储等功能, 逐步成为全球文化财富的管理中心; (3)推动文化资源、项目和产权的各类交易, 把一切有投资价值的文化资源、文化项目和文化产品, 设计成为文化投资项目, 推动丰富的文化资源向货币化、资本化、证券化转化; (4)活跃各层次的文化消费市场, 包括生产性文化服务和消费型文化服务, 培育国家级和国际级的一大批文化节庆、会展、合作开发项目, 在全球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文化资源的供应链、文化品牌的服务链方面显示中国的引领和主导作用。
大量实践证明, 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金融和文化产业的结合, 有可能形成巨大的聚合与裂变功能, 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比如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 以“ 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世界率先的文化产权交易平台” 为目标, 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各类要素的交易和服务功能, 便利供需双方实现项目的场内和远程交易。它以文化产权交易、文化金融服务、相关配套文化服务为三大主要功能, 不断开发各类新的文化产权交易和文化金融服务项目。如为了推动版权基金、影视基金、动漫基金、艺术品基金等文化资产权益投资私募基金的规范化设立、募集及运作, 上海文交所推出了针对文化资产权益投资私募基金提供综合服务的文化产业场内基金, 提供从基金设立辅导到基金权益流转的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建立基金的高效、规范发展机制, 开拓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 并实现对投资人权益的有效保障。2014年上海文交所实现各类文化产权交易601亿, 成交26488宗; 有 26904个项目挂牌, 全年主营收入1014万, 同比增长118%; 推动国有文化资产的交易, 对接了26家中央文化企业, 挂牌300家, 交易额达到216.5亿。
而许多文化投资、科技、创意、研发企业也依托文化金融服务的创新, 破解了过去在项目投资方面的瓶颈, 获得了重要的资源, 把握了宝贵的先机。比如我国网络视频服务的领军企业— — 聚力传媒, 引进IT业国际人才, 包括微软互联网业务部全球资深高管、微软虚拟地球部的创始人等一批专家, 开发出大规模高并发网络视频直播技术, 清晰度比原有技术提升两到三倍, 使得大屏幕电视通过宽带也能实现高清观看, 突破超量网络用户在同一时间上线而形成的“ 堵塞” 难题; 在视频服务的内容层面, 他们瞄准了体育赛事、综艺节目等特色服务领域, 保持了竞争力优势。在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推动下, 聚力传媒以技术优势和营运模式, 吸引到苏宁云商和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总金额为4.2亿美元等注资。这些案例为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结合的创新之路, 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移动互联网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升级发展。区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具有明确边界的地理空间, 也是各类文化生产力要素的集聚空间。文化产业在走向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 必然要建立一系列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产业壮大的载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 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培育出了空间与事物、人类与地域的一种新的关系模式, 营造出虚拟化的信息空间。这使得当前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不但要积极营造实体形态的平台、设施、园区和空间, 而且要大力发展虚拟化的网络服务和网络空间, 更要推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结合, 推动线下服务和线上服务的结合, 推动文化产业与相关实体经济的结合, 从而为新一代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从全球范围看, 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 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指标体系, 即注重资本规模、总体产出、产业结构、进出口总量等, 向创新指标体系转化, 即注重R& D比重、研发中心、获得专利数量、国际影响力等转化。而一座城市能否迈向更高的创新城市阶梯, 就包括建设更有创新培育能力的文化产业集聚区。从全球范围看, 最顶级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创意类奖项和荣誉, 如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电影奖、建筑设计领域的普利兹克奖、工业设计领域的红点奖等, 无不把创新作为评价和表扬的第一标准。有鉴于此, 要使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创新力充分涌流, 就要建立引导创新、集聚要素、孵化主体、便利服务、辐射周边的空间即以培育文化创新力为己任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联合国《世界创意经济报告2013》指出:中国是全球创意经济增长和创意产品出口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12]。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 2013年中国创意经济对外贸易总额为1822.32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二大创意产品贸易的经济体[13]。这得益于中国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扶持政策, 也与一批在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和国际文化贸易方面发挥推动作用的活力城市密切相关。跨入2010年代以来, 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国际化大都市和一大批文化创意产业活跃的中小城市, 多种形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蓬勃发展。从集中了聚力传媒、沪江网等300多家企业的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 张江, 到集聚了电视剧上市公司第一股— — 华策影视等一大批优秀企业的杭州西溪创意产业园; 从位于广州萝岗区科学城的国家音乐产业基地飞晟园区, 到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和中国(深圳)设计之都田面创意产业园等, 犹如天幕上闪亮的星座, 已经成为集聚大批优秀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沃土和孵化引擎。它们集聚的产业重点有所不同, 依托的城市背景也有所区别, 但共同的规律是把握三大要素:创新动力系统, 在园区内培育创新理念、创新热情、创新人才, 让创新文化的基因成为入驻企业“ 勇敢的心” ; 创新制度建设, 探索文化+科技+金融的园区机制, 破解阻碍各类要素流通和配置的瓶颈, 使得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各类努力, 形成有效的合力; 创新要素管理, 特别是为创新型、创业型人才提供一个独特的空间, 以更有效的金融服务、更广泛的联通、更灵活的组合, 来放大这些优秀人才的成果, 使得园区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引擎。
从全球范围看, 文化创意产业的平台建设也跨入到了新的阶段, 即从打造实体空间, 集聚企业, 扩大规模, 提升产能的园区建设“ 1.0版” ; 发展到建立平台, 集聚要素, 注重研发和成果产业化的园区建设“ 2.0版” ; 进入到线上与线下结合, 文化创意与实体经济结合, 培育创新型企业, 建立全球化网络联系的园区建设“ 3.0版” 。新型集聚区在机制和功能上, 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第一, 从内部培育到广泛联通, 从理查德· 佛罗里达提出3T创意城市的特色, 即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和文化包容性Tolerance以来, 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使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成为培育创新的沃土, 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热烈探讨的重点。正如英国国家科学与艺术基金会(NESTA)的研究报告《创意集群和创新》所指出:英国创意产业的地理分布图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这些创意型企业总是向国际化程度高、多元包容性强、科技和教育发达、鼓励创业活动的城市区域集中[14]。在互联网众筹模式背景下, 在后工业化时代和移动互联网时代, 有关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越来越强调获得更多的广泛的互联互通优势, 即向3M优势转型:那就是园区应该获得更多的连接性(More Connection)、更多的灵活性(More Flexible)、更多的金融便利性(More Financia-lly Accessible)。
第二, 从招商引资到育商造商, 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背景下, 文化产业园区的应用服务开发者需要进行多个平台的适配开发, 发挥产业集聚区在育商造商方面的强大功能:(1)资源池:推动资源配置和交换功能, 实现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的大量集聚,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 — 知识产权, 尽快获得产业化的成果; (2)孵化器:企业孵化和产业培育功能。依托互联网和其他基础设施, 结合自组织规律, 有助于创造新产业形态; (3)大动能:集聚实体和集成创新功能。汇集上下游关联方和文化金融的合作, 集聚商业流、信息流、物流和现金流, 壮大产业集群。正如NESTA的研究报告《跨界创意的价值》所指出的:这种跨越边界的沟通和服务, 在达到一定的密集程度和融合水平后, 就会通过自组织活动, 产生巨大的创意活力, 继而形成源源不断的价值成果[15]。
第三, 从扩大流通到发展多功能的平台经济。“ 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 原来的含义, 是指一种有效的交易实体, 推动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之间形成有效的交易, 并且获得增值效应。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随着国际文化贸易的不断扩大, 货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领域不断延伸, 大量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被纳入到文化产业领域, 这一领域中的平台建设包括投融资平台、技术服务平台、企业孵化平台等, 其功能也在越来越扩大:(1)资源配置和交换交易功能, 突破文化资源的低/非标准化、轻资产型、低流通性等难题, 建立各类文化组合产权交易, 有利于文化资源的流通和优化配置; (2)企业孵化和产业培育功能, 依托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实体, 有助于创业者创造新的文化企业; (3)跨界组合与集成创新功能, 不但形成垂直型的组合, 把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咨询、研发、交易、推介等功能组合起来, 而且有平面型的组合, 链接文化与工业、商贸、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等, 推动文化创意与实体经济的合作, 提高生产力。
随着我国“ 十三五” 规划的制订和实施, 文化产业将以转型升级为突破口, 进一步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也将迈向新的水平。各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平台经济竞争, 出现了政府投资的政策性平台和企业投资的商业性平台, 形成各自发展、多元探索的新局面。其中如宋城股份以核心创意内容和经营模式, 结合旅游演艺集聚区的开发, 有选择地向重点景区辐射, 形成“ 千古情” 演艺产业网络的模式; 华策影视从影视投资生产商, 有重点地兼并和投资上下游的影视信息服务、文学创作、电影院线等企业, 建立国际化影视服务平台, 形成“ 基地+园区” 的全产业链模式; 德必提出七大增值服务, 强调园区建设从“ 招商” 和“ 选商” 发展到“ 育商” 和“ 造商” , 形成规模化效应的模式等, 都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经验。这些生机勃勃的探索和成果, 预示着中国文化产业正在有效应用信息化技术, 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 迈向充满活力的新前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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