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派幼稚病”到“机会主义”:苏联被“私有”的政治经济线索
包大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作者简介:包大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研究。

摘要

从十月革命爆发到苏联解体的大半个世纪中,随着苏联共产党逐渐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建设,公共权力不可遏制地与公有财产共同滑向了寡头形式。这一由“公”转“私”的过程贯穿了苏联(俄)的政治经济演变史。一方面,“左派幼稚病”患者以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乐观,不断阻碍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探索;另一方面,作为“机会主义者”的“党-国”精英阶层又不断“垄断”公权力并最终在解体中获利和“转型”。这条跨度将近70年的从“左”到右的线索虽然联系着两个截然相反的错误方向,却都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忽视以及由此导致的公权力腐化。这条线索是对本世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警示,必须从中总结教训,以实事求是的方法、自我净化的态度坚持走出一条具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关键词: 列宁; 苏联; 公权力; 私有化; 左派; 机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6-0097-07
From Left-Wing Communism to Opportunism: Politi-cal Economic Evolution of “Privatization” of USSR
BAO Da-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from the outbreak of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gradually abandoned Marxism-Leninism, together with public property pubic power toppled toward oligarchy. This transition from “public” to “private” ran thr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On one hand, the radical leftists, dogmatic and unrealistically optimistic, persistently hampered the reform of socialist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opportunists”, the elites of the Party and state monopolized public power and eventually took advantage and “ mad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evolution of nearly seventy years from “left” to “right” went badly wrong in two opposite directions, but it actually resulted from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s neglect of its own construction and resulting corruption. This is a warn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ies and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is century. They all have to learn from the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and hack out a prospective socialist development road with realistic approaches and self-purification attitude.

Key words: Lenin; the Soviet Union; public power; privatization; the leftist; opportunism

十月革命爆发至今已逾百年。在这个充满战争、斗争和革命的激荡世纪中, 苏联(俄)从兴到亡的历史, 生动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需要一个立场坚定、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不断建设和净化自我, 更需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转化为生产力得到发展、社会关系得到均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强大力量。这种转化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需要不断地在具体的客观条件下摸索和改革, 更意味着不断深化和推进的改革必须始终在实践检验中获得客观性和真理性。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 苏联的公共所有权在曲折的摸索中走出了单纯否定私有制的激进空想。但是, 由于党内民主的破坏和腐败的滋长, 高度集中的制度最终促成了日趋封闭的精英阶层。当过于乐观的苏联“ 左派” 坚信共产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触手可及, 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的公共性却正在被形式化和抽象化。小资产阶级的“ 极左冒进” 和大资产阶级的“ 极右投降” , 这两种在革命话语中水火不容的势力, 在苏联兴衰的历史两端站在了代表科学与革命的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只有深刻总结苏联公权力和公共所有权不断被“ 私有化” 的政治经济史, 才能真正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所说的“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 — —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意义。

一、列宁之后:渐行渐远的“ 左派幼稚病”

列宁写于1918年的《论“ 左派” 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所批判的“ 左派幼稚病” 有着具体的历史语境。以布哈林、皮达可夫为代表的“ 左派共产主义” 者在外交上反对“ 布列斯特合约” , 要求继续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战争; 在内政上通过《目前形势的提纲》等文件, 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种初衷正确、策略和方法脱离实际的“ 幼稚病” , 其最大的不幸“ 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 没有看到从没收到社会化的过渡的实质。” [1]这些“ 左派共产主义者” 的抽象政治立场和教条主义的实践策略, 虽然最终被列宁主义的科学探索所纠正, 但是却在列宁之后不断“ 获得” 新的“ 继承者” 。不论是在1924年和1953年, 还是在1964年和1985年的苏联共产党高层, 不断涌现出新的“ 幼稚病患者” , 他们继续罔顾“ 过渡时期” 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条件。虽然这些“ 左派” 未必能认识到, 这些脱离实际的冒进措施不仅将直接阻滞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和体制的良性改革, 更会最终激发小资产阶级因素或“ 非法” 的资本主义, 但是他们在大多数时候的出发点只是天真和单纯的, 即立刻实现公共所有权基础上的平等和正义。因此, 必须要将“ 左派幼稚病” 与机会主义的“ 假左派” 进行区分。然而, “ 真右派” 和野心家之所以能够在瓦解苏联的“ 盛宴” 中大获全胜, 长期以来被“ 左派幼稚病” 感染且积重难返的苏联共产党有着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

首先, 列宁之后的苏共中央, 长期以来都表现出忽视生产力限度的“ 左派幼稚病” 。列宁清楚地认识到, 所有生产资料的彻底公有化必须经过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 过渡时期” 才能最终实现。革命之后的苏联, 作为一个“ 小农国家” , 其生产力水平决定了“ 部分是宗法式的、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结构占着优势。” 由于“ 在全国电气化第一批工程之前” , 公有制经济“ 拿不出与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的产品” , 因此小农经济生产是为人民生活提供着必要的食品和用具、为工业生产提供着劳动力和原料的重要生产。而“ 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 的冒进措施, 则“ 是在干蠢事, 就是自杀。” [2](P210)然而, 在列宁逝世之后, 着眼于完成“ 过渡时期” 任务的“ 国家资本主义” 很快被抛弃。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 单纯在主观上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科学性与政治正确性划上等号的“ 左派” 领导人, 实际上误判了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现实条件。换而言之, 列宁意义上的“ 过渡时期” 本应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完善和发展。这种” 幼稚病“ 在斯大林时期, 虽然造成了颇为冒进、乃至充满暴力的农业集体化, 但是由于卫国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有条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 其亟待纠正的弊端则被掩盖了。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 战胜国地位、社会主义老大哥所带来的乐观气氛更是遮蔽了“ 左派幼稚病” 的危险性, “ 患者们” 更是在与美国“ 平起平坐” 的浮夸想象中进一步忘却了实事求是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性。即使是用尽一切人格攻击来“ 批判” 斯大林的赫鲁晓夫, 也踩着斯大林的肩膀追求更为“ 幼稚” 、脱离实际的“ 左派共产主义” 的经济目标。逐步提高公有制经济的生产效率不再被重视, 粗放的公有化水平则成为了政治工作的目标。赫鲁晓夫“ 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 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 不仅“ 将三十多个、甚至更多的农村合并成一个根本无法管理的集体农庄” , 并且在1958年更是“ 砍掉了影响公有制农业经济的个人副业。” [3]但是, 单纯通过政治手段战胜了分散性的公有制经济, 以及高度集中地进行计划管控的公共所有权, 即使是到了“ 苏联黄金时期” 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无法兑现列宁在1918年的预判, 却是从反面证实了— — 脱离客观条件的公有化将难以提供足够的产品来确保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

更为讽刺的是, 当“ 左派幼稚病” 在彻底实现公有化之后, 就随之开始否认阶级斗争和私有制经济的客观存在。但事实上, 小资本主义性质的私人财富和经济活动始终以非法的方式在苏联社会存在着, 作为经济领域对公共所有权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 公共所有权本身也被越来越多的“ 假左派” 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尤其当苏共中央高层已经自觉(迷恋等级特权、物质享受)或不自觉(闭塞地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实现)地从“ 左派幼稚病” 变异为真正的“ 资产阶级” , 剩下的就只有“ 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 , 却“ 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 [4]1961年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修正纲领宣布:“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 到了1980年, 则又修正为:“ 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苏联基本上建立起来。” [5](P150)由于全面公有化已经迅速实现, 阶级斗争也就被消灭了, 而共产主义则将变得触手可及, 党内外实际存在、发酵的阶级斗争则被合理、合法地视而不见。

“ 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被迅速实现[6]。公共财产就此开始被政治权威鲁莽地指挥着, 并由此演变出了排他的、等级性的政治权力。布哈林曾经所预设的彻底公有化之后的生产力发展思路终于在1918年之后得到了实施。布哈林确信只要通过掌握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情况, 就能够判断“ 一定数量的时间里会生产多少东西” , 因而生产资料和工人“ 这两个量加在一起” 就构成了“ 社会物质生产力。” [7]在这个简单的公式下, 全面公有化, 加之政治权力对公共财产的掌控, 当然能够与科学的全社会物质资料配置划上等号, 正如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宣称:“ 经济管理上的集中既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的。” [8]然而, 在缺乏捷尔任斯基式的有效权力监督的情况下, 由依附于权力等级的个人所掌控的公共所有权却并不能始终被公共地运用。正如阿道夫· 贝利认为:“ 苏联经济的一元化性质是可疑的, 国家托拉斯或人民委员会, 都彼此竞争着要扩大它们的职能和权力……苏联制度中的竞争是采取官僚政治的形式, 而不是采取商业模式。” [9]

与此同时, 列宁曾规定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限度的“ 合作” , 一方面公开地被冷战思维所否定, 另一方面却私底下不断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原材料、走私和借取外债— — 以至于最终成为维持苏联财政平衡的重要一环。尤其是斯大林之后, 苏共中央既不能正视自身“ 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看仍然比资本主义世界弱” 的现实, 又不能以务实的态度“ 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10](P59)列宁所说的“ 合作” , 其主要形式是“ 租让制” , 即由无产阶级政党掌权的国家“ 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 [2](P238)。“ 租让制和国家资本主义一样” , 从来都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无限退让。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 通过公开、半公开的走私和不断增长的外债, 苏联几乎沦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国和资本输入地。这事实上是在高度集中的公有制表象下, 对公共财产、尤其是自然资源的贩卖。最终, 正如久加诺夫所指出, 苏联的“ 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 到了1991年就已经被全然扭曲了, 原本应该通过捍卫公权力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共产党却把希望寄托在“ 影子商人(Shadow Business-men)、投机者和黑社会成员的投机上” , 而这些投机者则与腐败官僚日趋融合。等级政治为窃取公共财产的官僚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庇护, 使得私人所有权以非法的形式被政治权威所承认, 而庇护者本身则间接参与了腐败、贩卖公共资源的分赃。原先“ 左派” 的“ 幼稚病” 也逐渐发展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私欲和贪婪。

二、腐败的机会主义:公权力的私人占有和资本化运作

苏联解体之前, 关于苏联公有制经济运作官僚化、资本主义化的批判已不鲜见。被科兹命名为“ 党— 国精英” 的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 似乎成为了苏联失败的公开秘密。久加诺夫在总结苏共的失败时就认为, 苏联解体是由于人民受了“ 改革鼓吹者的误导” , 而苏维埃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只是一些官僚化倾向罢了。” 西班牙共产党员卡里略则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 遭受官僚主义的严重扭曲, 甚至陷入到非常严重的蜕化过程之中。” [11]但是, 官僚主义和腐败, 作为政治层面的症候, 却与经济活动、分配制度密不可分。苏联政治权力的腐化和公共财产的私人运用, 随着苏维埃制度的异化, 以及公共财产管理权的等级化, 最终演变成一个不受监督、以权谋私的寡头经济体。

在列宁主义理论中, 公共财产唯一合理、正当的所有者— — 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全体人民, 在官僚化的集中管理之下, 人民不仅成为了抽象的、纯粹名义上的所有者, 更无法对公共财产的运作、管理自下而上地提出要求和建议。托洛茨基则将斯大林称为俄国的波拿巴, 并认为1924年以后权力从无产阶级群众移向官僚阶层和工人贵族— — 是革命内部的一种反动, 导致了官僚主义统治的“ 热月式说教” [5](P112-113)。然而, 尽管斯大林时期, 政治对公共财产的计划和管理已经显示出一些令人诟病的“ 任性” 特征, 但是却在铁腕的党内权力之下被控制在最小限度。一些公有财产的冒进政策和主观偏执, 如工农业剪刀差, 虽然造成深远的后果, 但是却并没有使得公共财产大规模地成为管理者中饱私囊的工具。正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 权力寻租和腐败才开始逐步升级。“ 曾一度受到了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的限制:一个过于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的官僚, 往往会被投入劳改营……可是斯大林死后, 这些限制大部分被取消了。” [12](P159)

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经济官僚, 一方面继续把持、强化对公共财产的专制权力, 另一方面却不再需要担忧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政策和严厉党内制裁。正如马克思所说:“ 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 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 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 [13]公共所有权在高度集中却又缺乏监督、制衡的政治管辖之下, 愈发徒具“ 公共” 之名。随着权力结构日益僵化, 政治在苏联逐渐成为一种专业— — “ 和其他职业一样成为分工的一种。” [12](P106)从车间主任到国企厂长, 再到市、州、部级的经济官僚, 只要能够钻营到稳定的、对最高权力(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依附关系中, 就能够保住其特权化的物质生活和地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政治对经济的干涉程度, 以及经济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发展至顶峰。列宁格勒工业重型机器研究所处长, 在工业部门工作40年的联合公司总经理Г · 库拉金谈到:“ 经理们感到自己像一个突然面临一整排军官们指挥的士兵, 而当其中一个军官下达前进的命令时, 另一个军官却高喊卧倒。” 虽然在解体前的大多数时候, 厂长、经理仍然不能公开地利用公共财产来积累个人财富, 但是却将公共财产视为政治砝码。占据能够支配公共财产的权力, 就意味着占有了官僚等级中稳定的位置、升官的机会和特权化的生活。因此, 当苏联政府在1970年代力图通过合并企业、撤销管理局来建立生产联合公司, 实现工业管理体制层级的减少、管理效率的提高, 却遭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抵制。盘踞在各个层级的经济官僚, 完全只考虑私人利益, 想方设法阻止建立联合公司。尽管苏联最高层一再强调, 加入联合公司的原企业领导人和专家待遇不会降低, 但是经济官僚们却不愿意失去自己“ 当家人的地位” 、“ 直接接触上级领导的权力。” [14](P214)如果1970年代苏联经济官僚只是将公共财产视为政治权力运作的中介环节, 造成的后果只是经济增长缓慢、公共财产浪费和经济转型困难。那么到了1980年代后期, 随着《国营企业法》、《租赁法》和《合作社法》等“ 新思维” 下的法令的出台, 苏共中央也开始为经济官僚进一步窃取公共所有权开了绿灯— — 为国家财产的占有权集中到各企业厂长手里打下基础。

当政治成为了官僚, 列宁主义的原则所规定的革命建设策略, 也就开始让位于官僚集团的自我膨胀和自我满足。曾经讽刺新经济政策和“ 国家资本主义” 过于“ 退让” 的激进分子, 开始走向了自我否定的一面, 即向国际资本主义的彻底投降, 并将苏联作为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的、卑下的一员。在列宁时期, 苏联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合作形式是“ 租让” 。但是租让“ 并不是和平, 它也是战争……是战争在经济方面的继续。” [10](P43)但是, 到了1980年代, “ 租让制” 的革命性的一面被遗忘, 苏联成为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原料输出地, 并就此成为了捆绑于国际资本主义风险上的一只蚂蚱。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就认为“ 苏联是全球化的重要成员之一” 、“ 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是融合的” , 否则就难以解释“ 苏联的经济危机正是缘于1980年代中期国际石油价格的暴跌。” [15]苏联领导人将整个国民经济作为其谋求私利、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虚荣心的筹码, 将列宁、斯大林时期苦心积累的、能够足以维护全苏人民稳定物质生活的公共所有权, 转变为不思进取的、换取资本的抵押物。苏联末期通过石油出口和外债换取资本的策略, 实际上背叛了列宁主义的原则, 即通过本国生产力的提升来确保生产关系的逐渐发展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苏联末期的官僚政治和国有资产的败坏, 几乎符合了托马斯· 博格所描述的全球资本秩序下的“ 失败国家” 的典型特征:国际资本通过助长不发达国家的腐败而获得暴利, 而腐败的穷国政府为了维持其政权, 又不得不依赖国际借贷, 债务累累并持续地成为剥削其民众的外在因素[16]

三、解体所呈现的真相和教训

在列宁时期, 国家政治是以民主集中的方式, 由共产党所领导的“ 劳动者苏维埃” 组织起来的。到了斯大林之后, 权力高度集中于党— 中央书记处— 乃至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人。从此之后, 掌管国家制度和所有公共财产的权力都系于个别领导权威。普通民众不再能够、愿意、胆敢向最高权威的冒然计划提出意见和批评。在资本主义国家“ 合法即是正义” , 而在苏联则成为了“ 权力即是正义— — 最高权力占据着最高正义” 。维系全民福祉和国家安全的公共财产的运作, 不再具有确保科学运行的制度保障, 因为“ 只有党的领导能够判断什么对无产阶级或革命的事业是否有利。” [17]

人民从此被排除于政治之外, 政治和权力成为了封闭的官僚精英群体的私人占有物。这种蜕变直接表现为个人崇拜长时间风行于苏联社会。随着掌握公共财产的权力逐渐固定于封闭的精英群体, 政治权力也就不再是经济的附庸。以“ 全民所有” 的财产作为“ 担保” , 政治权力分有了私人所有权的一些性质。权力派系作为松散的宗派组织也逐渐分有了“ 家族” 的一些私人性质, 即排他性、绝对性乃至继承性。当这种排他权力(权利)遭到挑战, 就出现了以政治倾轧、告密、诽谤、流放乃至死刑为主要形式的“ 反向所有权” 。在这种“ 自然状态” 中, 公共财产和权力的“ 占有者” 忙于争权夺利, 而苏共中央最高层则乐于成为“ 利维坦” , 既乐见下层官僚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制衡, 也乐于作为最高权威来分享腐败。最终, 随着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实现, 苏维埃政权的“ 劳动者” 性质和民主程序被实质取消了①。这些与沙皇无异的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时期限定于极少数人, 他们享有“ 政府别墅、特殊门诊、医院、休养所和疗养院、配备司机、专用汽车” 等物质条件[14](P227)。但是到了苏联中后期, 这种物质方面完全脱离群众、政治地位高高在上的人群却不断膨胀, 特权所带来的物质条件也愈发升级。不仅出现了“ 只对精英开放的特殊商店” , 甚至出现了“ 专门为精英们生产优质商品的特殊工厂” 、“ 为精英们建筑舒适宽敞的住房的特殊建筑企业。” [18](P33)形同虚设的苏维埃民主制度的参政权被分成了等级、“ 赏赐” 给了私人。

苏共领导层在1980年代之所以得出“ 共产主义将逐步实现” 的结论, 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条件的确已经在全苏人民的供养下提前达到了“ 共产主义水准” 。1980年代, “ 苏联领导层中的绝大多数人已不是社会主义的狂热支持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苏共及其思想理论瓦解的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19]而更多的官僚成为了力图进一步窃取公共财产的机会主义者和野心家。例如在 1961 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党的叶利钦就坦诚地说:“ 自己加入党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个人发展与前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于自由市场的“ 自然状态” 表现为私人资本所有者在市场中展开的残酷竞争, 而在苏联的官僚体系中则存在着另类的“ 自然状态” 。正如叶利钦在自传中所描述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心理:“ 谁在职务阶梯上爬得越高, 谁就生活得越舒适。” [20]公共利益已不再被重视。

斯威齐指出, 苏联是一个“ 阶层分明的社会” , 一方是政治官僚和经济经理人员为主的统治阶层, 另一方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两个阶层“ 在收入和地位上的差距给人以很深的印象。” [12](P154)但是, 这种特权和腐败并不能让精英阶层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 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相形见绌。” 如科兹的发现:“ 一个苏联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 而美国企业总裁的报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18](P119)同时, 精英阶层发现, 西方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权, 意味着能够公开通过剥削人民而累积财富, 并可以任意地支配这些财富。而苏联的精英阶层占有的却是公共权力— — 名义上由人民及其苏维埃所委派的权力。因此, 苏联精英阶层一开始迈向资本主义的方式还颇为隐蔽和“ 粗陋” , 即用公权去盗窃公共资产或进行权钱交易②。而且例如权力寻租、出口优惠和配额、军火走私等窃取公共资产的行为始终存在风险, 即成为被政敌随时抓住的“ 把柄” 。然而, 精英阶层很快就发现, 当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共产党放弃了自身建设和意识形态斗争, “ 国家资本主义” 和苏维埃制度也就成为了虚弱的“ 绊脚石” 。如果彻底转向资本主义, 就可以“ 允许他们拥有生产资料, 而不仅仅是对它们进行管理, 就可以合法地积累个人财富, 就可以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联系和影响, 而且可以直接通过财产的转移, 来保证他们子孙的前途。” [18](P120)因此颠覆公有资本的运转中心、重新制定资本运行规则成为了一种必要, 毕竟苏维埃制度下的银行只是作为“ 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会计中心” [21], 但是精英阶层所要建立的是服从于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

这在1980年代遇到了巨大的政治障碍— — “ 完全来自一小撮富人谋求卑鄙的私利……以及关于银行国有化等同于没收私有财产的欺骗群众的谣言。” [22]苏联解体前后“ 最成功的生意人” 都纷纷以创建银行来作为生意的起点, 尤其当他们拥有与党— 国精英们的紧密关系, “ 这种关系能够带来赋予某一家银行管理政府实体的资金的权利, 并使得公共资金可以被用作投机性投资的资本。” [18](P224)解体之后, 国家仍然是最高垄断者, 但是却已经不再是劳动者苏维埃的国家了, 而是赤裸裸的垄断、寡头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在苏维埃政体下对等的“ 劳动— 价值” 、“ 人民— 政权” 、“ 公共所有权— 公共权力” , 以及由这些关系所确保的维系全民生活、就业、教育和医疗的稳定条件也抛给了市场③。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把改革叫做“ 革命” , 却无法发动普通老百姓, 因为封闭的官僚体系和等级统治已经教会人民远离政治[18](P244)。但是当人民再一次参与政治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晚了。所有通过革命所创造的公共所有权和政治制度, 以及由此确保的虽然增长缓慢、却无比稳定的社会福利体系, 已经成为了寡头资产阶级口袋中的私人资本。曾经被熟视无睹的公共所有权及其提供的社会正义、历史正义的条件, 一旦被剥夺, 随之而来的就是再也无法通过私人资本来弥补的社会分裂和民族仇恨。讽刺性的笑话成为了现实:“ 共产主义用了70年不能完成而资本主义只用了1年就完成了的是什么?答案是, 它使共产主义看起来正确。” [18](P159)

今天,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一个世纪。苏联公共权力和公有资本从建立到瓦解的历史经验, 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 症状” , 必然将成为下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重要参照。这个世纪的共产党人和拥有远大抱负的公权力守卫者, 必须要从苏联公权力腐化的漫长演变史中吸取以下教训。第一, 极“ 左” 或极右的政治主张, 虽然立场和出发点不同, 但是最终都会导致进步事业的失败和历史的倒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 共产主义更是一种在探索之中逐步明朗的、科学的实践, 容不得半点唯心主义的冒进或幻想(投降)。因此, 要为人民守住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 政治行为的实施者和最终归结点都是人— — 具体的人, 而不是抽象的人(公民或英雄)。而历史也证明了极端的政治冒进(不论“ 左” 或右)都极易转化为个人窃取公共权力和破坏公共制度的工具。在古典政治哲学中, 政治行为的首要德性是明智(prudence), 在启蒙哲学中, 政治的根基是普遍理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政治和国家的出发点有且只能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因此, 在资本全球化和信息浪潮的时代, 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此也必然要求政治行为主体充分发挥理性、科学性和能动性— — 避免各种极端意识形态和空想冒进的干扰。第三, 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 国家制度及其机构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不断完善, 其根本条件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持久动力和历史优越性, 其直接条件是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净化和始终掌控公共领导权的共产党。显然, 苏联公权力的腐化和解体就在于同时失去了这两个条件。

注:

① 在赫鲁晓夫执政年代, 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 到二十二大, 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上升为79.4%, 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 二十六大为90%以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 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变动更小, 18年中只换下12人。198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竟然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见刘克明, 金挥.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49.

② 例如1980年, 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装着鱼子酱的鲱鱼罐头。经过侦查发现, 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 把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 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 然后倒手销售, 苏方参与者从巨额盈利中分占丰厚的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在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庇护之下, 这种以权谋私的非法贸易持续了10年之久, 造成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但是, 由于勃列日涅夫认为麦杜诺夫是“ 可靠的人” , 不仅使其免于法律制裁, 更将其调至莫斯科担任粮食食品部副部长。

③ 例如在苏维埃社会福利国家瓦解之后, 俄罗斯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质量都大幅度下降, 社会对人们行为的监控弱化了, 许多准则不再被遵守, 公民平均预期寿命大幅下降。见德米特里· 特里宁.帝国之后: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发展与转型[M].韩凝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5.195.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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