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主体功能区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龚万达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江苏 南京 210007

作者简介:龚万达,法学博士,公共管理博士后,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中国政治研究。

摘要

主体功能区制度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共融、共进的目标是按最集约化的方式来畅通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纠正资源错配。这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定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供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主体功能区制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制度供给之一。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长远战略目标。

关键词: 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 政治经济学; 主体功能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6-0009-06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in Function Area in the New Era
GONG Wan-da
Depart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Nanjing, Jiangsu, 210007
Abstract

The institution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e must pursue“green”developmen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promoting integration and mutual advancement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is driven by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correcting resource misallocation and smoothing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he most concentrated way.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main function areas gives the direction fo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ing of different main functional areas,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 functional areas. Institutional supply is the key to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and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is one of the strategic institutional supplies fo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main functional areas is to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which is a long-term strategy for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the report of CPC’; s 19th National Congress; political economy;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main function areas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 “ 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报告》强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 五位一体’ ” , “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1]《报告》在第五部分“ 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指出, “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1]也就是说, 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 应贯彻包括“ 绿色” 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 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报告》指出, 在过去五年, “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 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 , “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1], 充分说明主体功能区制度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 绿色” 发展理念必须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相配合。这种配合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

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指导

自2015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 研究者们对此作出了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内的各种不同的解读。习近平对此正本清源:“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 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2]

2014年7月, 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2015年11月, 习近平强调, 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紧接着, 同年12月,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这一概念。它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从“ 政治经济学”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充分说明习近平所说的“ 政治经济学” 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也充分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所以, 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把研究的出发点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基本方法上, 才能正确解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阐明了人类社会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规律, 阐明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遵循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在很多情况下用“ 劳动” 一词来泛指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用“ 物质变换” 来阐明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3](P201-202)“ 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 就这一点说, 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 [4](P122)。也就是说, “ 劳动” 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 它包括“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和“ 社会的物质变换” 两方面,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物质变换理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对“ 劳动” 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中的“ 生产” 这一环节尤为重视。马克思指出:“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生产既规定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 也支配着其他要素。” [5]每一个生产过程总是从“ 生产” 这一环节重新开始的, 在生产过程中“ 交换” 和“ 消费” 不起支配作用, 作为产品分配的“ 分配” 也不起支配作用, 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 其本身就是生产的要素之一。2016年1月, 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 就是“ 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供给, ……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6]从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来看, 重视和强调在“ 生产” 这一环节上的改革是对经典作家观点的继承发展和实际运用。

“ 劳动” 中的“ 生产” 这一环节, 是自然形态的物质以人类劳动为中介, 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断向社会物质进行转变。当在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下, 自然物质向社会物质转化、社会商品进行内部交换与消费, 就会出现无效供给。从供给侧来看, 表现为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房地产库存大增, 企业和政府等主体不得不通过向金融机构借贷或发债等加杠杆的行为来维持政府运转和企业经营。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善, 杠杆率过高, 债务增速过快, 还债的压力就会反过来增大金融风险甚至拖累发展。这种无效供给特别是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 这又与房地产业的过快和超前发展紧密相关。房地产开发的“ 过热” , 使得这些建材和能源的生产必然也跟着急剧扩张。房地产库存增加, 这些行业的产能也必然过剩。通过加杠杆对此类行业的维持, 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采利用以及污染物的大量集中排放, 严重超出所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 必将造成自然物质变换过程受到扰动甚至是破坏, 导致自然生态环境自我修复能力急剧降低, 形成“ 物质变换裂缝” , 并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物质变换过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物质变换理论揭示了作为中介的人类“ 劳动” 使得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变换过程联系在一起, “ 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 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 [7]也就是说, 劳动有着鲜明的目的性,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调节者, 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蕴。在这里, 从前文所引习近平关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可以看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视和强调在“ 劳动” 中最为重要的“ 生产” 这一环节上的改革, 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鲜明特征, 具有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需要的根本属性, 是新时代人和自然间的物质变换的活动。因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共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向度

2015年11月,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8]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就体现了许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建议》提出:“ 完善发展理念。实现‘ 十三五’ 时期发展目标, 破解发展难题, 厚植发展优势, 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建议》就树立“ 绿色” 发展理念而强调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 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 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 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 完善政策……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 推进‘ 多规合一’ 。” [9]主体功能区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基础制度, 而主体功能区思想落实到国土空间开发中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经济结构性调整来实现, 经济结构性调整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在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任务的同时, 特别强调“ 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10]也就是说, 包括“ 绿色发展” 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树立和贯彻落实的内在要求。习近平说:“ 绿色发展, 就其要义来讲, 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 [2]因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与作为“ 绿色发展” 重要举措的“ 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相配合。这就要求必须在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过程中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去一降一补” 纠正资源错配。那么当前这种资源错配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借鉴、学习甚至是抄袭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带来的。

作为像中国这样具有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 走西方大城市化驱动型的发展道路就成为当时可以借鉴的模式。城市化驱动的投资型发展道路, 是存在诸多条件限制的, 美国、加拿大等国土面积大、人口不多的国家才可以走“ 大城市化” 的道路。中国的人口资源条件决定了城市“ 摊大饼” 式的发展必然会带来资源、环境等的约束。原因是大城市化使人口、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 一些城市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拉动, “ 在地方的税里面, 有40%是房地产关联的税收。我们整个国家的税收是17万亿, 地方税总的10万亿, 有4万亿与房地产关联, 再加上土地出让金, 预算外资金, 叠加起来, 将近8万亿。” [11]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土地价格的猛涨又会衍生经济泡沫, 为了维持这样的投资发展模式, 又必然会叠加各种金融杠杆, 当杠杆率过高, 债务增速过快之时, 紧缩性的调控政策出台就成为必然, 经济发展由此可能陷入滞涨。马克思早在撰写《资本论》第1卷时就结合物质变换理论对此进行过阐述。

马克思指出:“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 是完全被忽视的。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 [12](P521)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必须高度集中大量人力, 这样就使得生产中心汇集在城市, 城市人口也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 城市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而资本主义大生产在生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同时又成为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元凶, 最为关键的是, 资本主义大生产依靠其已经形成的巨大优势又强制地把这种人为地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物质变换作为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规律, 并将之同人的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捆绑起来[4](P552-553)。

我国由于人口、资源空间分布不平衡, 大城市化驱动型的发展道路已经难以持续。以北京为例,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04年, 北京年末常住人口为1493万人, 到了2015年人口已达2171万人。而北京人均水资源量长期低于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十分之一。以2015年为例, 全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039.25立方米/人, 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为124.01立方米/人。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6.1%。京津冀地区本来并不缺水, 但随着这几十年工业与人口的聚集, 这一地区开始变得缺水。为了缓解2000多万人的特大城市和周边地区的缺水状态, 不得不进行南水北调工程。根据2002年国务院批复的《“ 南水北调” 工程总体规划》, “ 南水北调” 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程估算总投资1240亿元, 其中东线一期320亿元, 中线一期920亿元。但工程进展过程中,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成本一涨再涨,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4月底, 已累计下达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投资2627.4亿元[13]。这些巨额投资是我们为“ 大城市化” 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所以, 中国的发展不能再走西方的老路。

恩格斯曾指出:“ 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 ……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 比较远的社会影响, 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12](P520)因为“ 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 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商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 [14](P757)那么, 在生产资料为社会占有的公有制社会为什么能够避免西方大城市化驱动型的发展道路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呢?那是因为“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 已具备“ 消耗最小的力量、最适合于人类本性” 的初始条件, 决不是要到了生产者已经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开始合理地调节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为这种调节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所以这种合理调节将贯穿在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两个方面。它可以吸收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 又能尽量避免市场机制固有的盲目性的力量, 在政府作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 根据马克思所说的“ 消耗最小的力量、最适合于人类本性” 的原则, 以最集约化的方式来畅通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就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 就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 ……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 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 [16]

三、区域协调发展: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共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篇的第一章《商品》中说:“ 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 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 [3](P53)这五个方面的有机组合和合理配置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恩格斯对此进一步解释道:“ 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 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14](P646-647)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我国国土空间按开发方式将主体功能区分为四类, 即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 要坚定不移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严格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 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17]我国生态类型多样, 但生态脆弱区域面积广大, 并且脆弱因素极其复杂, 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总计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55%。脆弱的生态环境, 使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只能在适宜开发的有限区域集中展开。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区分不同国土空间的主体功能, 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定位, 确定开发的主体内容和发展的主要任务, 通过“ 三去一降一补” ,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把不适合本功能区尤其是不适合在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已经存在的产能出清。根据资源环境中的“ 短板” 因素确定可承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适宜的产业结构。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产业园区的布局, 推动生产过程的生产力要素的结合水平, 促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提升利用自然条件的质量与效益等, 才能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优化产业重组, 降低企业成本。

当前存在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化理解的倾向, 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这“ 五大任务” 。事实上, “ 五大任务” 只是这一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三个方面解决供给问题, 即要素的集约节约化供给、产品的有效优质供给和制度的有效供给, 其中制度供给最为关键。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域中, 经济发展取决于社会总供给结构优化, 而唯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才能实现社会总供给结构的优化。因此, 从供给侧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就成为现阶段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18]。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就是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性制度供给。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 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 [19]因此,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导向就是要按照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也就是说经济再生产的总需求和自然再生产的总供给要实现平衡。实际上, 这是一个生态经济再生产的实现过程。

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认为, 生态经济再生产要求平衡协调发展经济再生产的总需求和自然再生产的总供给, 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要受到社会产品价值组成部分比例关系和物质形态比例关系的双重制约。所以, 生态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消耗, 能够从社会产品中得到实物和价值的补偿, 就要求社会产品必须保持一个相应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 使之符合生态经济再生产的客观要求, 生态经济再生产才能顺利地进行。现代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运动集中到一点, 就是经济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自然再生产相对缩小的趋势, 形成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中经济系统的总需求大于生态系统的总供给, 生态再生产提供的生态产品不能满足物质、精神和人口再生产的需要, 使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尖锐化。因而, 社会产品的价值构成和实物构成如果不符合生态经济再生产规律的客观要求, 就会导致生态经济再生产陷入严重的困难境地。这种不符合生态经济再生产规律的要求, 就必然使经济增长陷入严重的生态与经济极不协调的困境。因此, 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经济增长, 就必须对一切消耗尤其对生态消耗进行实物上和价值上的补偿。协调好物质补偿关系和价值补偿关系, 是我国生态经济再生产实现的必要条件, 即是我国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条件[20]。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按照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从供给侧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原因。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这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达到的长远战略目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完善区域政策, 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要继续实施。各地区要找准主体功能区定位和自身优势, 确定工作着力点。要重点实施“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要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 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1]从战略定位上来看, 这“ 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 从起始就是向制度要空间、向改革要红利, 从起始就带有供给侧改革的意蕴。如果说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总的发展方向和纲领, “ 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 就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在当前阶段的具体实施。“ 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 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引擎” ,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要为这个新引擎注入新的动力。

从战略定位上来看,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也是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红利。如果说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总的发展方向和纲领,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就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在当前阶段的具体实施, 当前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服务于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 必须完全克服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发展相脱离的纯粹的社会经济发展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据, 坚持新发展理念, 按照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导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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