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民粹主义的回潮看欧美自由左翼政党的挑战
门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01

作者简介:门小军,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主要从事欧美左翼政治、国外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研究。

摘要

齐普拉斯、伊格莱西亚斯、桑德斯、梅、勒庞、特朗普等左翼和右翼领导人的崛起意味着,曾经用来分析1980年代撒切尔主义政治纲领的威权民粹主义再次笼罩欧美各国。欧美威权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反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本土主义特征,其回潮的根本原因有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弹两种解释视角。从这两种视角看,欧美自由左翼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乃是根本性的。从前者看,自由左翼政党不再过多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或是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作为很少,导致一部分支持者转向支持注重经济议题的威权民粹主义政党,这造成了自由左翼的分裂。从后者看,热情拥抱进步主义价值观的自由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联合,其结果必然是自身支持力量间出现裂痕。

关键词: 威权民粹主义; 经济不平等; 文化反弹; 进步主义; 文化霸权
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6-0088-09
The Challenges of liberal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eback of Authoritarian Populism
MEN Xiao-ju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1
Abstract

The rise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leaders such as Alexis Tsipras, Pablol Iglesias, Bernie Saunders, Theresa May, Marine Le Pen and Donald Trump meant that authoritarian populism, once used to analyze Thatch’s political program of the 1980s, shrouded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again. The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has distinct features of anti-elitism, authoritarianism and nativism. The root causes of its comeback have two kinds of explanation perspective, one is economic inequality, the other is cultural backlash.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liberal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 and United States are fundamental. From the former, the liberal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no longer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economic inequality or make great efforts to the issue of inequality, have led some of their supporters to shift toward authoritarian populist parties that focus on economic issues, resulting in a breakup of liberal left-wing. From the latt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liberal left-wing parties embracing the progressivism values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 inevitably lead to a rift between their own supportive forces.

Key words: Authoritarian Populism; Economic Inequality; Cultural Backlash; Progressivism; Cultural Hege-mony

“ 威权民粹主义” 一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 被学界用作分析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政治纲领, 认为两人在蔑视人权、反移民和强势政府等核心议题上持有相同立场。撒切尔和里根下台后, 布莱尔和克林顿采用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政治风格, 威权民粹主义在此后一段时间归于平静。然而, 近年来遍观欧美各国, 似乎出现了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齐头并进的景观。许多人惊呼, 威权民粹主义的“ 幽灵” 正在欧美上空徘徊, “ 我们正在见证威权民粹主义的回潮” , “ 目睹与1980年代威权民粹主义颇为相似的景象” [1]

在欧美威权民粹主义回潮态势下, 主流政党的权力和影响力皆受到挑战, 相对而言, 自由左翼政党面临的挑战更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威权民粹主义回潮的实证数据、特征、原因和欧美自由左翼政党的困境, 尝试解析这一判断。需要明确的是, 本文所谓的自由左翼, 是指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左翼或自由主义者(liberals), 与传统右翼或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相对。本文所使用的威权民粹主义是一个集合概念, 指呈现出反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本土主义特征的政党, 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类, 前者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 我们可以” 和美国桑德斯的支持力量为代表, 后者以法国国民阵线、英国梅领导下的保守党、美国特朗普的支持力量为代表。

一、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回潮

威权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理论分析框架, 存在于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 而普通民众并无此方面的意识和认知, 这显然不是事实。瑞典Timbro研究所和英国舆论调查机构YouGov发布的民调, 直接使用的概念就是“ 威权民粹主义” , 且相当比例的民众承认自己是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者, 这表明威权民粹主义回潮的学界认知和欧美的现实情况实现了对接。

(一)Timbro威权民粹主义指数

2016年6月16日, 瑞典Timbro研究所发布威权民粹主义指数[2], 通过考察欧洲33个国家中进入国家议会(不包括欧洲议会和地方议会)的206个政党(不分左右, 至少获得0.1%的选票), 揭示了1980年以来威权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的增长态势。报告指出, 即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选民也未像今天这般热情支持威权民粹主义政党。1980年代, 平均只有1/10的选民支持威权民粹主义政党, 1990年代稍有提高, 但一直稳定在11%左右。自2000年开始, 投票支持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数量稳步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欧洲之时, 欧洲选民对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攀升至13%。此后, 选民支持度加速上升。爆发难民危机的2015年是这些政党最为成功的一年。目前, 有18.7%的欧洲选民支持左翼或右翼威权民粹主义政党。虽然只有马耳他、黑山共和国、冰岛三个国家的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缺乏选民支持, 卢森堡和斯洛文尼亚两个国家的选民支持度也非常弱, 但这五个国家都是小国。有鉴于此, 欧洲支持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数量应是被低估了。

威权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的提升还可以从两个指标上反映出来。一是进入国家议会的议员数量。33个国家议会共有议席7843个, 威权民粹主义政党拥有1342个议席, 所占份额为17.1%。与此同时, 欧洲自由左翼政党的议席占比为27%。二是加入政府的政党数量。截止2016年10月, 由威权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已有9个, 分别为匈牙利、波兰、希腊、挪威、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和瑞士, 在丹麦和保加利亚, 则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支持者。此种情况大大不同于过去:1980年代, 只有很少威权民粹主义政党能够进入政府, 而在2016年, 由该类政党加入政府的国家则占到了33个国家的1/3。

(二)YouGov民调

2016年11月16日, 英国舆论调查机构YouGov与埃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 桑德斯(David Sanders)联合发布报告, 揭示了罗马尼亚、波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西班牙、芬兰、丹麦、荷兰等12个欧洲国家民众对本国带有威权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的支持度。YouGov将欧洲国家的政党分为四类:自由左翼(liberal left)、自由中右翼(liberal centre-right)、温和威权民粹主义(moderate AP)和强硬威权民粹主义(strong AP), 除“ 自由左翼” 之外的政党都在威权民粹主义的范畴之中。报告显示, 罗马尼亚(82%)、波兰(78%)、法国(63%)、荷兰(55%)、芬兰(50%)、丹麦(49%)、英国(48%)、意大利(47%)等8个国家的民众对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度比较高, 且罗马尼亚、波兰、法国民众对之的支持度超过了YouGov所谓的“ 右翼警戒线” (60%)。

除了Timbro威权民粹主义指数和YouGov民调数据外, 还有一些数据佐证了威权民粹主义的回潮。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皮帕· 诺里斯(Pippa Norris)的研究成果显示,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份额已从1960年代的6.7%增加至2010年代的13.4%, 左翼则从1960年代的2.4%提升至2010年代的12.7%[3]。ParlGov数据显示, 在34个OECD国家中, 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支持度已升至8.0%, 甚至更高一些[4]。目前虽未有美国威权民粹主义的直接民调数据, 但对西欧国家的研究也有助于观察今天的美国政治。这是因为, “ 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遵循相同的轨迹, 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具有和欧洲相似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价值观” [5]

二、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

威权民粹主义一词最早由英国文化学者斯图亚特· 霍尔(Stuart Hall)在1980年代提出, 用以分析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内涵, 其核心意涵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 并非只为财富或中产阶级服务, 也为普通民众效力, 旨在通过争取平民的认同而重建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按照Timbro的理解, 威权民粹主义概念的使用主要是强调某些政党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两个领域中威权主义、非自由主义的一面。尽管威权民粹主义政党间差异较大, 但它们在“ 竞选和施政中蕴含的民粹主义元素拥有共同的意识形态, 是‘ 同一棵大树的不同分枝’ ” [6], 构成这个“ 大树” 的鲜明特征是反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本土主义。需要指出的是, 1980年代的威权民粹主义主要指已经执政并在议会拥有较多席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现在则要包括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正是由于这点差异, 1980年代威权民粹主义的威权主义和本土主义特征主要体现为强化政府权力、蔑视人权、反移民。

(一)反精英主义, 以代表人民反对精英的形象示人

强调普通人(即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智慧和美德, 不信任腐败的精英, 对大公司、大银行、跨国公司、媒体、当选的政客和政府官员、知识精英、科学家、自大而有权的富人等既存权威持嘲讽和愤怒态度, 并“ 热情支持一个宣称自己为局外人的反建制派候选人” [7], 建立一个“ 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 这是勒庞等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支持率稳步上升和桑德斯等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快速崛起的共同原因所在。左翼和右翼威权民粹主义者都认为, 社会中存在一个被腐败的政客和代表性欠缺的精英排除在权力之外的“ 人民” [8], 普通人作为同质化的整体本性“ 善良” 和“ 正派” , 与不诚实的精英截然不同[9]。与之相反, 精英则将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 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一书视为权威研究, 认为“ 普通人” 是“ 乌合之众” , “ 选民不再可信” , 批评他们拿不出真正的解决方案。与右翼民粹主义反对一切精英稍有不同, 左翼侧重反对经济精英, 比如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对华尔街精英的怒斥。而且, 与强调“ 阶级利益冲突、对抗” 和“ 工人对抗资本家” 的传统左翼相比, 当前的左翼民粹主义的面目有些“ 新颖” , 其所宣称的“ 人民” 范围非常广泛, 包含一切, 与右翼民粹主义所持“ 人民” 概念的相似之处更甚于传统左翼[10]

威权民粹主义者不相信政治精英代表人民的能力的一个自然后果是, 对直接民主的情有独钟。他们蔑视深植于代议制民主过程之中的制度制衡和保护少数人权利原则, 希望通过投票和选举来表达人民的声音。英国保守党、法国国民阵线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决意采用公投方式裁决欧盟存废、移民限制和少数族裔权利等议题, 丹麦人民党和挪威进步党甚至倾向于使公民的约束性投票在任何议题上都成为可能;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 我们可以” 等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则要求公投决定反财政紧缩议题, 后者甚至还支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独立公投。他们坚信, 多数人永远都是对的, 少数人的存在是民众的潜在威胁。一旦获取政权, 他们便会应用“ 多数民主理念的极端形式, 少数人的权利只有在获取多数人支持的情况才能存在” [11]

(二)威权主义, 塑造强势政府推行政策纲领

威权民粹主义者主张, 政府应该做更多, 解决问题的应是政府, 唯有政府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威权民粹主义政党一旦依靠自身实力上台执政, 便毫不犹豫地塑造强势政府。只不过左翼和右翼塑造强势政府的目标不尽一致。前者意在塑造一个大政府, 限制银行和大公司, 以推动再分配和社会公平政策。桑德斯的对富有者增税、提高最低工资、高等教育免费、使政府充当公民医疗费用的支付主体等政纲一旦付诸于实践, 必然造成政府权力扩张。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 我们可以” 亦有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养老金和全民医疗保障的相同主张, 并坚决反对欧盟所施加的导致“ 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中重要的群体感到绝望” [12]的紧缩政策。从积极的层面理解, 后者则意在强化政府权力本身, 塑造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者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的强政府和国家能力, 以解决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困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 强势废除奥巴马任期内通过的医保法案、喊话要求汽车和空调业制造巨头将工作机会留在本土、限制移民和难民入境、退出巴黎协定。梅则延续了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手腕, 决意为反恐不惜修改人权法案, 甚至可能绕过《欧洲人权公约》, 授予警察和安全部门更大权力。

需要指出的, 威权民粹主义并非法西斯主义。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崛起后, 许多西方学界、政界要人和评论家批评他们是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复活, 伊格莱西亚斯等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亦被称为21世纪的希特勒。然而, 被划为非建制派的威权民粹主义者并未反对或摧毁民主制度, 即便对公投的直接民主形式情有独钟, 也并不能说明他们反对基本的民主制度安排, 正如斯图亚特· 霍尔所说, 威权民粹主义政党“ 原地保留了绝大多数的正式代表机构” [13]。而且, 他们只是在脱欧等重大而长久不决的议题上使用公投方式而已, 伊格莱西亚斯和桑德斯所谓的政治革新/革命的目标也只是把“ 社会大多数” 变为“ 政治大多数” , 推动普通公民更多参与政治。此外, 对暴力的使用也体现出二者之间的关键差别。完全拒斥民主、诉诸行动暴力乃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政权的重要元素, 而威权民粹主义则是低级行动暴力和高级言语暴力的结合。

“ 法西斯主义不是民主, 民粹主义固然会削弱民主, 但不会废除民主。” [1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希腊马其顿大学比较政治学副教授塔吉斯· 帕帕斯(Takis Pappas)认为, 当代威权民粹主义应被定义为“ 民主的非自由主义” (democratic non-liberalism)[15]。该定义旨在强调, 威权民粹主义“ 反对自由, 却不反对民主” [16], 承认多数人的决定权, 同时拒斥政治权力的自由局限。事实上, 即便强烈谴责特朗普的法国左翼思想家阿兰· 巴迪欧(Alain Badiou)亦坦陈, 应在“ 法西斯主义者” 前面加上一个定语— — “ 民主的” , 意在强调特朗普等人仍在“ 民主框架之下, 位于民主机器之中” 。相较而下, 美国乔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卡斯· 穆德(Cas Mudde)将民粹主义界定为“ 非民主自由主义” 则与威权民粹主义者的言行不相符合。

(三)本土主义, 国家利益优先和政治决策自主

一是强调国家利益优先。这主要体现在对外经贸关系上, 威权民粹主义者认为, 首要的任务是关注本国利益, 对外经济决策应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依归, 拒绝不加控制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特朗普的“ 美国第一” 和勒庞的“ 法国第一” 都是典型例证。伊格莱西亚斯早在2001年就参加反全球化运动, 桑德斯亦对自由贸易大加批判。这表明, 欧美国家内部“ 对传统全球化的纠偏和回摆已在发生” [17]。二是主张政治决策自主。这主要体现在和外部政治行为体的关系上。在欧洲的威权民粹主义者眼中, 欧盟是一个“ 反民主的、奴役人民” 的“ 欧洲苏联” , 欧盟体制损害了成员国的自主权, 各成员国能够自主的事情越来越少。“ 夺回控制权” 或“ 让国家恢复原貌” , 是梅和勒庞等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常用的口号和宣传攻势, 前者渴望解除来自布鲁塞尔的“ 枷锁” , 后者盛赞英国通过脱欧可能“ 完全恢复其独立自主” , 宣称本国事务只能由本国人决定。伊格莱西亚斯和齐普拉斯同样致力于在各个领域, 特别是经济和主权事务上获取自主权, 要求就财政紧缩议题与被称为“ 三驾马车” (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助方重新谈判, 寻求修改有欧洲宪法之称的《里斯本条约》, 前者还盛赞后者是“ 代表自己国家和民众利益” 的领导人, 而不是欧盟主导者“ 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的代表” 。

以上两点均不能认为不正当, 但不可避免会产生排外民族主义。尤其是当外来移民被视为就业机会减少和安全形势恶化的罪魁祸首时, 作为民粹主义主体的“ 普通人” 必然体现出排外民族主义倾向, 即:“ 人民” (people)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 政府应将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的人排除在“ 人民” 之外。在此意义上, 不认同社会融合与多样性的右翼民粹主义与排外民粹主义或排外威权主义具有相同的含义[3]。在美国, 特朗普正推动修建边境墙。在欧洲,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反移民倾向已将政治对话的问题从“ 如何处理源源不断进入欧洲的难民” 转变为“ 如何不让人们进来” , “ 欧盟自身已无力在其安全学说与其捍卫人权的原则之间达成平衡” [18]。中欧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捷克四国也已组成维谢格拉德集团, 反对欧盟委员会在难民接收问题上的任何要挟。当然, 考虑到今天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现状, 此种排外民族主义的防御性特征也很明显。如法国智库蒙坦尼研究所学者多米尼克· 穆伊斯(Domini-que Moisi)所说, 法国正陷入防御型民族主义思潮:“ 我” 需要抵抗来自其他人的威胁。特朗普两任妻子皆为移民, 很难讲他内心真正对移民持有偏见。勒庞不惜将其父开除出党以推动国民阵线放弃反犹太立场, 梅的举措也仅仅是限制移民数量。这完全不同于19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攻击性民族主义。

学界一般将威权民粹主义的特征归结为反建制、反全球化、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欧盟等等, 但这些都是现象, 不是本质。反建制本质是反腐败的精英; 反全球化本质是要经济安全; 反欧盟本质是要政治决策自主; 反移民、反伊斯兰本质是追求治安和身份同一性, 不愿意归化的外来移民加剧了治安问题, 并挑战了主体人口的身份认同。

三、欧美威权民粹主义回潮的原因

欧美威权民粹主义回潮的原因多样, 但何为根本原因存在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弹两种解释视角。总体而言,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经济不平等关联较大, 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选票数量上升与经济不平等亦有一定关系, 但文化反弹所起的作用更大。

(一)经济不平等的视角

实际情况是, 成为全球化进程中“ 输家” 的欧美经济体的中低收入阶层, 也对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感到不满, 决意投票支持威权民粹主义政党, 促使国家对他们进行充分保护。大量研究表明, 在知识经济和技术自动化的崛起, 传统制造业的衰退, 劳动力、商品、资本的全球流动, 工会组织的被腐蚀, 福利安全网的萎缩和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推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西方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正不断扩大。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和增多的社会被剥夺感, “ 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很多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包括民族感上升、对移民的反感、对于国际机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质疑等” [19], 促使“ 输家” 将自己的怨恨情绪发泄到建制派政治统治阶层。低工资的非技能工、长期失业者、依靠萎缩的社会福利维持生计者、公共房屋的居住者、单亲家庭, 以及在市中心与移民比邻而居的贫穷白人等未受到社会充分保护的人群, 极易受到反精英主义、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的影响, 反对建制派的解决方案。

现实中支撑经济不平等视角的实证分析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最为著名。书中指出, 过去一个世纪, 发达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发展轨迹是一个巨大的U型曲线:由高起点向下弯曲, 而后再度急剧向上弯曲复位。以美国为例, 1915年, 最富裕的1%人群所得占全体国民收入的18%。1930年代, 这一份额骤跌。此后状况持续好转, 整个1970年代都维持在10%以下。然而, 从1980年代开始至今, 不平等状况再度恶化, 2007年这一份额已升至24%。若是审视家庭财富而非收入, 美国不平等的恶化程度更严重:10%最富裕的家庭所占财富份额在2012年升至50%, 为192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美国的例子远非孤例:1980~2009年间, 能获得有效数据的一些OECD国家, 基本都经历了收入不平等的攀升①。在托马斯· 皮凯蒂看来, 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 20世纪中叶数十年间发达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只是例外情形, 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 随机性动荡事件” 所催生的再分配政策起到了作用。托马斯· 皮凯蒂的某些研究细节虽受到他人修正, 但他所谓“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等正在迅速攀升的判断显然是准确的” [20]

经济的解释视角将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与威权民粹主义日益增多的大众支持直接联系在一起, 认为全球化市场中存在着赢家和输家的清晰区分。经济上的脆弱性有利于强化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团结, 形成一致的群体诉求, 并拒斥任何外来者。当外来者被视为危险群体, 威胁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和福利时, 这个群体就会寻求强势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来保护他们。法国国民阵线的崛起即可被视为全球化进程中输家的“ 暴动” 。YouGov与《经济学人》杂志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 多达21%的法国人认为, 法国经济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糟糕, 为发达国家中所罕见。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 法国人最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很少有人认为移民对法国有益②。YouGov指出, 威权民粹主义危险体现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法国。“ 我们可以” 之所以能在一个月时间内崛起为西班牙第三大党, 亦是因为, 许多不满意经济现状尤其是高失业率和财富不平等状况高居欧盟各成员国第二的“ 愤怒者” , 将怒火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抗议。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高负债国和美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基本都是如此。

总体而言, 经济不平等的视角能够很好解释欧美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但却不能完全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首先, 右翼民粹主义者并非集中于最低收入阶层, 更多来自小资产阶级和熟练工人阶层。从历史传统讲, 前者是传统右翼政党的支持者, 后者是传统左翼政党的主力军, 但目前都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3]。其次, 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的福利社会并未起到抑制作用, 一些北欧国家也经历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民支持率的显著上升。这些国家都是“ 从出生到坟墓” 的福利社会, 像瑞典和丹麦还拥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好的公民群体。最后, 经济表现好坏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强弱亦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并未扫除所有地方的阴暗面, 威权民粹主义似乎在经济增长状况更好的地方愈发有生命力” [21], 英国失业率仅有5%, GDP增长率可与德国相媲美, 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却异常兴盛; 欧洲的经济之星波兰和经济表现一直远优于欧洲的美国也不能幸免。

(二)文化反弹的视角

很显然, 经济不平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肯定存在某种关联, 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皮帕· 诺里斯提出了另一个解释视角, 即“ 一种西方社会内部强烈的对长期以来且持续发生着的社会价值变迁的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 [4]。该视角基于价值变迁的“ 寂静革命” 理论认为, 战后数十年, 西方发达社会的民众在社会价值层面发生了空前的转变, 转向拥抱世界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后物质/进步主义价值观, 对环境保护、人权、性别平等运动的支持度越来越高。进步主义价值观最先出现在1970年代早期的发达社会, 彼时, 战后一代首次站上政治历史舞台, 使发达社会进入了学生抗议时代。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 青年一代逐步取代他们的长辈成为社会人口的主体, 进步主义价值观便以不可阻挡的态势, 推动着后工业社会稳步朝前发展。此种发展引发了强烈的文化抵制, 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白人男性, 怨恨进步主义价值观取代了他们所熟知的传统规则, 期望在民粹主义诉求的号召下聚集支持者, 展开文化反抗。“ 70年代的寂静革命播下的种子, 今日终于导致忿恨的反革命之花破土而出了” [3]

“ 外来移民是威权民粹主义的主要推动力。” [1]移民的大量涌入和成为新常态的恐怖袭击相互交织共同催生了传统价值观持有者的恐惧感和焦虑感, “ 这让他们得以将民众的仇恨集中引向穆斯林移民, 把安全问题变成政治讨论的核心问题, 这是欧洲从很早以前就不再发生的事情。因此, 强硬的领导者思路十分清晰, 那就是诱惑那些有恐惧心理的选民, 为他们制造错觉, 让他们认为消除恐惧心理的办法就是让一位家长式的保护者掌管政府” [22]。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是, 伴随移民的涌入, 发达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皮尤中心数据显示, 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占比已从1990年代的4%上升至2010年6%, 预计2050年超过20%; 目前人口总数超过4500万, 远超2000万的官方数字。美国人口中的白人占比也在大幅下降。美国已逝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 盎格鲁-新教” 文化在美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动摇的判断已成现实, “ 对扭转此种人口变化感到无望的白人, 特别是没有受过本科教育的白人遂成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 [21]。这就是说, 即便没有经济全球化, 文化、人口的变迁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特朗普所做的无非是“ 回归美国特性” , “ 坚持欧洲裔白人和犹太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性” [23]

文化反弹的视角能更好解释威权民粹主义者为何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人群的问题。后物质主义时代的西方发达社会存在一种显著的价值观代际差异现象, 这也为最近数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所印证。调查显示, 西方发达社会在性别平等、性别认同、LGBT权利、同性婚姻、社会多样性、世俗价值、解放价值、直接民主、全球治理机构等许多社会问题上变得愈加自由, 这尤其体现在青年一代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身上。社会价值观层面所发生的代际变化“ 似乎在侵蚀社会的基本价值和风俗, 对那些国家中安全感欠缺的群体来讲, 这是特别令人慌乱的事情” [20],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人群愈发担心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边缘化。皮帕· 诺里斯指出, 在支持同性婚姻、性别平等、社会多样性的声音愈发强大之时, 正是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长人群为主体的传统主义者的文化反弹, 燃发了特朗普的支持度。往回看, 茶党运动只是特朗普运动的前奏[4]

最为关键的是, 文化反弹的视角还可更好解释经济不平等何以产生的问题。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指出,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促使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 在经济和人身高度安全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数代人表现出“ 后物质主义” 思维, 更强调自治和自我表达。他们将新的议题带入政府, 造成阶级冲突的衰落和非经济议题政治分化的加剧。如今, 最热门的议题并非经济议题, 对变革的支持更多地来自后物质主义者。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游戏规则。在现代福利国家, 超越阶级界限的身份政治和环境主义议题陆续出现, 并占据政治讨论的中心位置, 造成财富的进一步再分配变得并非迫在眉睫。加之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削弱了工会力量, 信息革命帮助建构了胜者全得的经济, 大量涌入的贫穷国家移民改变了发达国家的种族构成, 后物质主义话语的笼罩摧毁了再分配政策的政治基础, 随着再分配经济议题的失宠, 经济不平等再次趋于恶化, 且难以逆转[20]

四、欧美自由左翼政党的挑战

在美国, 民主党尚可与共和党一搏, 但欧洲自由左翼政党“ 名声败坏, 已经被他们的核心选民所抛弃。这些选民有的转向右边, 有的则转向左边” [12]。当下, 不仅左翼民粹主义政党西班牙“ 我们可以” 将目标设定为超越并领导社会主义工人党, 就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也致力于取代工党, 以“ 代表劳动人民发出爱国之声” 。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回潮与自由左翼政党的影响力下滑虽非完全对应关系, 但从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弹的双重视角看, 欧美自由左翼政党所面临的挑战乃是根本性的。

(一)忽视经济不平等议题, 部分选票流向威权民粹主义政党

20世纪60~70年代以前, 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选民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 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倾向于支持右翼政党, 政党的阶级属性要求政府推行反映其阶级利益的经济政策。但此后兴起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颠覆了经济议题在政党动员中的核心地位, 导致非经济议题特别是文化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纲领中变得愈加突出, 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大不如从前。非经济议题逐渐模糊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分化。到1980年代后期, 在欧美政党的竞选纲领中, 非经济议题的重要性超过经济议题。及至1990年代, 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按照传统社会阶层投票的趋势已显著弱化, 相较于传统的经济以及对经济改善有积极作用的教育议题, 宗教、堕胎、同性婚姻等议题上的政治分化更能反映公众的政治偏好。在美国, 美联社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两党政治已由传统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 演变为“ 文化多元主义与一元论的新两极对抗” [24]

经济议题本身是自由左翼的强项, 因而经济议题的式微对自由左翼政党的挑战最大, 但它们却长期未能描述出“ 社会民主主义与已经大为改变的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之间应构建怎样的新关系” 。以英国工党为例, 自1990年代布莱尔引领“ 第三条道路” 辩论以来, 工党“ 政治精英既没有足够有力地更新对选民的承诺, 也没有设身处地体会工人阶级的幻灭” [25]。自由左翼政党不再过多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 或是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作为很少, 其结果便是一部分支持者(特别是工人阶级)转向支持注重经济议题的威权民粹主义政党, 这造成了自由左翼的分裂:一部分选票流向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或领导人, 他们更注重再分配议题, 激进左翼联盟、“ 我们可以” 和桑德斯便分流了自由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美国民主党的部分选票; 另一部分选票则流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或领导人, 他们更注重通过提升经济绩效来缓解经济不平等问题, 这以美国的特朗普最为典型, 他甚至以反政治正确的方式推动有利于经济持续复苏和就业岗位增加的经济议程。

更为致命的是, 在处理非核心地位的经济议题时, 自由左翼政党还常常推行“ 披着左翼外衣的右派政策” 。自克林顿、布莱尔执政开始, 自由左翼政党转向实施右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并未采取手段反击社会不平等, 管制不受监督的市场, 越来越多在经济和社会上被“ 拉出去风干” 的人群遂瞬间转向右翼[26]。需要正视的是, 目前“ 政坛里的人们除了新自由主义, 不具备其他的思维或处事方式, 它已经成为某种常识” , “ 新自由主义便是今天的霸权” , “ 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已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极度全球化的拥护者, 所以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政党无法领导幻想破灭的工人阶级, 失去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27]。这加剧了自由左翼政党部分选票流向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态势。

归根结底, 是欧美自由左翼政党自己疏远了大众阶级。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尚塔尔· 墨菲指出, 社会民主党人在为包括工人、中产阶级和学生在内的大众阶级利益斗争的过程中“ 不接地气” , 对“ 人民” 的真正问题和地位只字不提, 大众阶级认为自由左翼政党不再能够代表自己, 而勒庞和特朗普等人则清晰表达了大众阶级的诉求:“ 我清楚你们正在受苦。应该对此负责的是移民。” 他们成功地在大众阶级中建立了一个反对移民的“ 民粹主义前沿” [28]

(二)拥抱进步主义价值观, 支持力量出现裂痕难以有效整合

进步主义价值观的蔓延在欧美催生了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环保运动等“ 新社会运动” , 始终驾驭并领导“ 新社会运动” 的自由左翼政党亦被随之而来的身份政治决定性地改变了。然而, 左翼与“ 新社会运动” 的结盟非但没有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 反而招致了底层和中产阶级的双重“ 怨恨” :在美国, 失业工人阶级、白人城市贫民、南方农民等底层人民, 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自由左翼政党新吸收的少数族裔、女性、LGBT群体等“ 他者” 政治力量应得的权利; 中产阶级则将收入停滞或下降, 归因于自由左翼政党所推行的政府扩张和由高税负支撑的社会福利项目, 内心充满着对其地位下降和稳定崩盘的怨恨。这造成自由左翼政党的两大支持者群体— — 中下层白人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与少数群体出现了裂痕。遗憾的是, 自由左翼政党尚未理解这点。

自由左翼政党与“ 新社会运动” 联合的另一个后果, 是少数群体支持力量内部的裂痕。自由左翼政党引领“ 新社会运动” , 其进步意义是公民权的扩展, 之前处于民主体制边缘的性别、性取向、种族等身份, 则具备了政治动员的能量, 相关的社会群体也倾向于固化这些身份。由于群体诉求通常以有别于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 因此身份的固化会导致“ 左翼本身被多样的边缘身份分裂了, 不同阵营和组织各自抓住一个单一议题, 少有统一的行动” [29]。如今, 痴迷身份政治的自由左翼政党更多是在同性恋、女权等一些较小的领域中发挥作用, 争取的则是局部目标, 碎片化态势明显。

拥抱进步主义价值观的自由左翼政党的文化转向, 既为今天威权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挑战埋下了种子, 又造成自己无法充分整合分散化的支持力量来应对此种挑战。尚塔尔· 墨菲试图构造一个涵盖工人阶级和少数族裔、女性、LGBT等群体的大众阶级, 建立一个旨在抵制建制派精英的“ 民粹主义前沿” , 以抗衡威权民粹主义。但考虑到工人阶级对少数群体存有“ 怨恨” , 这一设想的实现难度极大。美国肯塔基州白人聚集地的克雷县居民受益奥巴马医保法案最多, 但特朗普却赢得了该县87%的选票, 乃是此种“ 怨恨” 的鲜明写照[30]。与阿兰· 巴迪欧、尚塔尔· 墨菲、斯拉沃热· 齐泽克(Slavoj Zizek)等思想家将欧美自由左翼政党的困境仅仅归结为新自由主义霸权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不同, 美国政治哲学家南希· 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观察则更深一层。在她看来, 美国自由左翼政党近年来所推行的, 由新自由主义和各种解放性、进步性力量融合而成的“ 进步新自由主义” 理念和政治实践, 伤害了工人阶级; 美国左派应当放弃该理念, 建立一个真正为全体美国人奋斗的、涵盖各样少数群体和工人阶级的新左派, 并将解放与社会保护结合起来③。然而, 南希· 弗雷泽同样没有意识到工人阶级对少数群体怀有“ 怨恨” , 且律师、医生、教授、科学家、程序设计员、投资银行家等所谓进步性力量的精英代表也根本不关心不平等问题, 反而认为不平等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

五、结 语

威权民粹主义的回潮是“ 对欧洲甚至所有发达国家未来十年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现象” [6]。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虽未取得2017年的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胜利, 但这并未终结威权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态势。事实上, 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内部都出现了跨国相互支持的迹象: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齐普拉斯和西班牙“ 我们可以” 的伊格莱西亚斯已经互称政治盟友, 法国国民阵线的勒庞、英国保守党的梅和美国的特朗普在限制移民进入等问题上正相互摇旗呐喊。更重要的是, 可能正如勒庞所说, 她已经做到了“ 意识形态上的胜利, 我们改变了一切” 。需要指出的是, 斯图亚特· 霍尔用以分析撒切尔主义文化内涵的威权民粹主义概念, 本身包含着“ 互相矛盾的现象” [31], 即文化霸权与平民认同之间的张力。在斯图亚特· 霍尔看来, 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使用威权民粹主义的危机应对方式, 即“ 威权式统治” 方式和“ 平民主义式” 管理国家方式的有机结合, 成功取得了社会多数人包括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认同, 从而实现了撒切尔主义文化霸权和平民认同之间的统一④。今天, 欧美威权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塑造强势政府, 推行其政纲, 已然赢取了相当一部分深受经济不平等之苦和抵制进步主义价值观蔓延的中下阶层的认同。

此种文化霸权和平民认同的统一, 对欧美自由左翼政党的挑战最大。然而, 欧美自由左翼政党仍存在挽回颓势的三个有利因素。其一, 大多数威权民粹主义者仍是中间派。在英国, 只有19%的选民持极右保守主义立场。其二, 自由左翼的力量仍很强大。自由左翼的不同变体仍是欧洲12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力量。在英国, 亲欧盟者、国际主义者和自由左派分子总共占比达到37%, 是最大的政治群体。在美国, 输掉2016年总统大选的希拉里的选民票数仍比特朗普多出287万。其三, 不少选民并非真心认同威权民粹主义的解决方案, 只是在“ 寻找方式证明只有某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民, 也只有某些人是真正人民的代言人” [32], 并希冀通过这些代言人, “ 展开彻底的洗牌, 把政治话语权从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寡头政治执政者手中夺回来” [33]。在威权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的1980年代, 斯图亚特· 霍尔还指出, 撒切尔主义的文化霸权是一种“ 不稳定的平衡” 的结合, 并未完全获得成功, 也并非“ 现在, 将来永远都处于霸权中” [34]。正是基于霸权的不稳定特性, 斯图亚特· 霍尔提出, 复兴自由左翼文化霸权的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 拥抱“ 新时代” , “ 随时代而前进” , 学习撒切尔主义中成功的经验, 尤其是撒切尔主义中“ 民粹主义” 所蕴含的深刻政治哲学。今天, 欧美自由左翼政党若要挽回颓势, 亟需弥合内部裂痕, 成功构建一个真正以大众阶级为依归的文化霸权, 即尚塔尔· 墨菲所谓的以大众阶级为主体的“ 民粹主义前沿” 。

注:

①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 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研究成果和麦肯锡全球研究员的数据也都支持了托马斯· 皮凯蒂的结论。

② 与此相反, 此次调查显示, 对全球化充满热情的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大约有70%的该地区民众认为, 全球化是个好东西。其中, 越南最高, 达到91%。

③ See: Fraser, Nancy. The End of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J]. Dissent, Spring 2017; Fraser, Nancy. Against Progressive Neoliberalism, A New Progressive Populism[J]. Dissent, Spring 2017.

④ 斯图亚特· 霍尔指出, 面对社会危机, 英国政府在历史上曾采用过三种应对方式:一是社会— 民主的解决方式, 二是法律和秩序的应对方式, 三是威权民粹主义的应对方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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