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批判和现代性批判的异形同构——列斐伏尔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袁文彬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袁文彬,博士,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哲学、西方文论研究。

摘要

列斐伏尔的语言批判起到其思想发展历程上的过渡作用,前承日常生活批判,后启空间批判。人类哲学史就是一部遗忘日常生活的历史;人类语言史也是一部遗忘人类日常语言的历史。列氏因此提倡乔伊斯、马拉美等炼金术式的诗性存在之语言哲学,而反对维特根斯坦、索绪尔意义上逻辑/结构之语言转向,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因此被列氏斥之为恐怖主义社会的基础,它制造了现代社会由符号构成的仿像与拟像这一虚假意识,使得意义交流的日常空间成了詹明信所言的没有深度感和历史感的平面化的零度空间。列氏并没有悲观失望,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废墟中,他看到了拯救希望,在此意义上,他和本雅明所追求的“纯语言”、埃柯所谓的“完美语言”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语言批判和现代性批评在此合二为一、异形同构。列氏的话语“解放叙事”启迪了德波的景观社会、德赛图的日常实践批判和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键词: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 语言批判; 符号; 现代性批判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6-0066-07
The Isomorphs between Critique of Everyday Language and Critique of Modernity——A Study on Lefevere’s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
YUAN Wen-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Henri Lefebvre’s critique of language plays a very pivotal role, which is the continuation of his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 illumination towards his critique of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history is one of forgetting human everyday life; human history of language is one of leaving behind human everyday language. In this case, Lefebvre proclaims a linguistic turn such as alchemic poesis by James Joyce, Mallarmé, instead of logical/structural one advocated by Wittgenstein and Saussure. Formalism, functionalism and structuralism have been reprimanded by Lefebvre as the basis of terrorist society, for it has created a false consciousness in which simulation and simulacra are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signs. It is the false consciousness that makes the space of communicative zero space which is a flat one without a sense of depth and history. Lefebvre does not hold a pessimistic attitude, and it is in the ruins of everyday life that he witnesses the hope of rescue, in this sense, there is a logical conformity among his critique of everyday language, Benjamin’s pure language, and Umberto Eco’s perfect language. The isomorph between the critique of language and that of modernity is self-evident. Lefebvre has rewritten Marx’s “labor liberation” in terms of discursive “liberation narrative”, illuminating Guy Debord’s society of spectacles, de Certeau’s critique of everyday practice and Baudrillard’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Key words: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critique of language; symbol; critique of modernity
一、导 言

20世纪初的语言转向已经渗透到所有人文学科领域, 凸显了语言对现实的塑造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导论》中断言, 所有哲学问题就是语言批判问题。对于列斐伏尔来说, 语言批判是其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列斐伏尔思想的发展呈现三个阶段:从异化劳动批判到异化哲学批判; 从现代性社会学批判到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和语言转向批判; 现代社会政治异化批判和后现代社会空间生产批判。列斐伏尔的语言批判起到其思想上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前承日常生活批判, 后启空间生产批判。他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思考启迪了其语言模式, 而语言模式又成为分析空间生产的有力工具。众所周知, 20世纪60年代, 正是结构主义激情燃烧的岁月, 列维· 斯特劳斯在纽约避难期间邂逅了雅各布森, 接受了其二手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 创造性地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人类学联姻, 形成结构主义人类学思想, 他因此成为结构主义巨人, 并同时宣告存在主义巨星— — 萨特— — 的陨落。随着存在主义一并陨落的当然还有列斐伏尔。随着强调结构、规则、符码的结构主义兴起, 列斐伏尔也被排挤出思想界的中心地带。直到1991年去世之后, 其主要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重获西方学界的青睐, 并被重新诠释, 其语言批判思想才得以重现天日。语言批判和现代性批判在此合二为一、异形同构。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呈两种发展趋势, 一种是向雅各布森、赫叶姆斯列夫的高度形式化方向发展; 另一种则是以斯特劳斯、阿尔杜塞、福柯、罗兰· 巴特的语言批判路径推进, 此所谓从语言到话语或曰从语形到语用的转向。显然, 列斐伏尔与福柯等思想家的语言批判不无内在的学理关联,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语言批判也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此影响之下,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第2卷)、《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语言和社会》(Le Langage et le socié té 1966)、《立场:反对技术官僚》(Position: contre les technocrats 1967)等明确提出了其语言批判思想, 他“ 试图将信息理论、语言学、控制论、博弈论以及结构主义融合在一起以挖掘其意识形态的特征” [1](P20)。结构主义语言学是新的认知语言的方式, 它放弃了旧有的物质和主体概念, 索绪尔就曾断言, 语言是形式而非物质, 他前承康德、莱布尼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 后启乔姆斯基的普遍生成语法。列斐伏尔拒斥了结构主义化简主义立场, 因其逃避历史, 拒绝将语言置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对列斐伏尔而言, 就像所有历史现象一样, 语言是诗性创造作品, 是人类在具体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意义创造。从本质上讲, 语言是主体的表达。结构主义持中立客观的科学态度, 拒绝所谓的善恶尺度, 主张非人格化的系统, 这被列斐伏尔斥之为“ 技术官僚” 。结构主义将社会抽象化为能指符号系统, 凸显无历史的结构, 亲属系统、神话素、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等都是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 结果造成了主体的缺场和异化。比之于结构主义技术官僚式的语言符号学, 真正的语言是集体诗性作品, 是人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创造, 在这个意义上, 列斐伏尔和海德格尔一样, 认为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词与物、能指与所指之间合二为一的关系破裂,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 对列斐伏尔而言, 就像对于马克思一样, 商品是通过极其贫乏的形式展开的交换和流通形式, 借助于价格和货币机制, 在交往活动中, 商品脱离了其‘ 内容’ (人的劳动)和‘ 所指’ (用于满足的需要), 买方和卖方只看到价格, ‘ 以纯粹眼花缭乱的方式使人陷入能指的虚假表象之中……’ , 列斐伏尔用语言学术语改写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1](P251)。” 不知不觉, 列斐伏尔就与福柯、罗兰· 巴特等有意或无意地站在了同一阵营, 展开了对日常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 他的语言批判思想是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的结合体, 他试图用语言的诗性创造恢复语言的原初性。这与本雅明的纯语言、埃柯所谓的完美语言如出一辙, 与海德格尔一道, 正走在通往追寻语言真理的道路上。黑森林哲学家海德格尔追寻的是形而上学本体论意义上语言的本真起源。所不同的是, 列氏选取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 也就是被消费控制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铺天盖地的符号, 以此揭示符号拜物教现象, 揭示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以便从消费主义所制造的废墟中寻找人类解放的途径。

二、日常生活的语言批判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 人类的哲学史就是一部遗忘了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史; 列斐伏尔仿其道而行之, 以往的哲学史就是一部遗忘日常生活的历史。哲学和日常生活并没有本质区别, 第一个专业哲学家苏格拉底“ 从未写出自己的哲学, 他仅仅用日常生活中的物体来展开对话:陶工和陶器; 鞋和鞋匠” [2](P17), 日常生活之所以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就在于它是非哲学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在麦克卢汉所谓“ 媒介即信息” 的时代, 日常生活成为德波所谓的“ 景观社会” , 即鲍德里亚所言的符号消费社会, 日常生活变成了一个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普通人群对日常生活习焉不察, 而哲学又高高在上, 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 因此有必要将日常生活和哲学思考联系在一起, 形成日常生活批判。

列斐伏尔反对的是维特根斯坦、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转向, 极力推崇超现实主义作品, 如乔伊斯、马拉美等诗性创造的语言转向。对列斐伏尔而言, 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一种符号化的统治, 所指被抽空, 剩下能指的游戏, 形成了意义世界的“ 零度化” , 它脱离了诗性哲学的本真状态。正是乔伊斯等带有精神炼金术式的语言学革命, 使得列斐伏尔重新认识了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本源和人类生命世界的同根性, “ 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 否则便一无所是” [2](P127)。乔伊斯的写作生产出宇宙天地间流动的意象, 带领读者进入到语言狂欢、节日、词语盘根错节的骚动与喧哗的世界之中, “ 时间— — 叙事时间, 连续、缓缓地流动着, 充满着拍案惊奇和一声叹息, 喧嚣和沉默, 丰富多彩又无比单调且变化多端, 沉闷乏味又令人欣喜若狂— — 这就是赫拉克利特时间的河流, 笼天地万物与一瞬, 稍纵即逝的一天便将世界史和文明史囊括其中” [3](P4)。现代工业化社会使得官僚制度具有非人格化的机制, 它所构成的压制性的关系网络就像结构主义所编制的语言网络; 语言取代人成为舞台中心, 导致了这个社会是由无结构的主体所构成的社会。

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之所以异化, 就在于语言符号的自我指涉和语言符号拜物教, 社会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批判, 通过对语言的异化批判揭示社会的异化现象。伴随着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压制, 能指和所指发生分裂, 语言符号逐渐脱离其指涉对象, 形成了漂浮的能指, 语言成为决定外在世界的构型力, 这既是所谓的“ 语言建构主义” (linguistic constructivism)。德里达就曾说道, 语言之外别无他物, 也即索绪尔所言的语言是形式而非物质, 在语言中只有差异, 没有实体要素。这实际上就是柏拉图理念世界(Forms)的翻版。语言的自我指涉预设了日常生活中人们沟通的不可能性, 日常生活的意义也消失殆尽。列斐伏尔借助于罗兰· 巴特的“ 零度写作” 将其概括为“ 零点” (zero point)。技术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日常生活充斥着各种符号, 人们错误地把符号当成了真实世界, 这就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 符号拜物教” 。在前现代社会, 聆听是人们传递信息的主导方式; 现代社会, 封闭的电子传递、赛博虚拟空间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社会性交往中剥离出来, 生活世界被书写语言、传媒、广告、网络、电视、摄像等全面入侵。生动的口语及其丰富的音调和个性化的嗓音被那种僵硬、非人格化的纯粹视觉所取代。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对各种符号图像应接不暇, 巴赫金所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音乐不复存在, 生动活泼的日常语言堕落成简单的宣传口号。在超级符码化编织的网络中, 人们陷入深度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不能自拔, “ 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 人们倍感孤独; 在铺天盖地的交流符号中却缺乏交流” [3](P185)。信息几何数量的剧增使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更加孤独, 人们在“ 日常生活的核心处发出了孤独的呐喊, 最受限制且条块分割状的日常生活踽踽独行, 泛滥成灾的信息交流导致的结果却是更加难以忍受的孤独, 让人寂寞难耐” [3](P125)。

文字及其近代传媒技术的传播对日常口头语言形成了绝对的统治和压制, 是柏拉图以来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再现, 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 如古代神学形而上学、近代专制主义、现代化的城市技术体系等都是其具体化身, 列斐伏尔将其批判为“ 恐怖主义社会” 。文字及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对社会的控制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预示着从福柯的“ 规训社会” 到德勒兹“ 控制社会” 的转型。

三、日常生活与恐怖主义

马克思的“ 基础-建筑” 的隐喻论是一种宏大叙事, 为工具理性、文化工业、日常生活、精神分析、知识/权力等微观领域的话语批判提供了理论空间。列斐伏尔试图突破这一隐喻式的宏大叙事, 走向日常生活批判这一微观叙事, 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批判推进到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批判, 并进一步分析日常生活的异化, 以此展开符号拜物教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夺; 对列斐伏尔而言, 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控制。换句话说, 就是从时间控制到空间统治, 是一种空间生产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借助书写及其信息系统对身体的控制简直制造了一个恐怖主义社会, 抽象的空间统治导致了日常生活中意义的零度化。列斐伏尔就这样无意识地站在了后结构主义阵营, 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批判。

商品拜物教的发展, 将社会摇身一变为德波所谓的“ 景观社会” , 基本需要化为流动的欲望, 消费压倒生产、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符号取代实体、符号价值遮蔽使用价值, 日常生活中活的口语被剥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摇身变为抽象的符号编码。列斐伏尔不从他所认为的经济决定论, 也不从个人行为方式出发, 而从微观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出发, 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对身体的全方位控制。他将社会对身体控制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古代的暴力和性压抑社会; 近代的过度理性社会; 现代的恐怖主义社会。当然, 现代社会从规训到控制的转型变迁中, 控制社会本身也发生着范式转变, 比如现代生物科学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等使得对身体的外部控制转到了对身体的内部控制, 这是福柯、德勒兹所没有注意到的, 也是列斐伏尔所忽略的问题。在这种社会型构方面, 他与福柯、德勒兹不谋而合。德勒兹三分法为:原始社会的依附土地的辖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专制社会脱离领土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资本主义的符码化和公式化的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这与列斐伏尔的压制社会、压抑社会和恐怖社会形成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 虽然德勒兹的辖域化是否借鉴列斐伏尔的三个划分阶段尚无稽可考。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中的恐怖主义描述为能指、元语言、抽象形式等, 他们都渴望权力, 在日常生活中像空气一样稀松平常, 却广泛传播[3](P13)。现代世界铺天盖地的广告和传媒电子信息的肆虐所制造的仿像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人们生活在恐惧的现代世界中而不知恐惧, 被光怪陆离的景观社会遮蔽了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词与物的经典关系渐行渐远, 直至分崩离析, 形成为索绪尔所言的任意性关系(arbitrariness)。

第一种社会就是列斐伏尔描述的古代的压制社会, 具体体现为暴力统治和性压抑。在这种社会中, 特权阶级通过意识形态说服和压制的双重手段来维护统治。乱伦禁忌是古代社会压抑的基础, 是社会结构的基石, 目的在于“ 控制性与生育之间的平衡” , 将性与快感分开而凸显人口的再生产, “ 压抑的领域覆盖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经验、本性、童年、教育、教育方法和生育” [3](P145)。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压抑与逃逸、强制与顺应之间不断斗争的日常生活史, 仅仅将压制的分析限定在经济状况、各种机制和意识形态之中是不充分的, 因为这两种方式多忽略了日常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 忽视了压迫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 如性和情感体验、私人及家庭生活, 以及童年时期、青年时期、成熟时期, 这种压抑具有普遍性, 它看起来自然而然、习焉不察。列斐伏尔没有去考察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具体的生产状况, 也不在意古代的政治压迫, 而只考察了古代的乱伦禁忌及其性压抑。在这个意义上, 其观点和福柯的《性史》有点合谋的味道, 不去考察宏大的政治经济生产活动这一宏大叙事, 而是剖析被人们遗忘的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方面, 考察性压抑的历史, 而正是这个被人们所忽略的微观话语决定了人类的繁衍再生产活动, 也是政治经济活动得以展开的最为基础的部分, 是生命政治学考察的最小单位。

其次, 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过渡标志着从外部的整体控制到个体化控制, 列斐伏尔称之为“ 过度压抑的社会” (over-repressive society)。什么是过度压抑的社会呢?列斐伏尔写道, “ 为了避免冲突, 采取了与冲突无关紧要的语言和态度, 目的在于削弱甚至取消对抗, 其结果是将其具象为某种自由民主, 压抑本身既没有被认识到, 也没有被体验到; 压抑要么被认可, 要么被合法化, 或者被当作自由的必要条件。该社会保留暴力, 仅在紧急状况下使用, 它依赖的是内在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压抑; 比之于由自我压抑形成的个人和集体责任, 这种压抑显得多余了。当压抑自发生成, 无需词语或概念来要求民众顺应时, 这种社会就可以宣称自由王国唾手可得” [3](P146)。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了压抑的条件、方法、手段和基础, 它将压抑导向了纯粹的私人领域— — 家庭, 并且将自由描述为精神性和观念性的东西, 与物质压迫形成对应关系, 压抑的责任就托付给了亲属, 或家庭或父亲, 并进一步托付给个人良心。这就是韦伯所描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费一枪一炮, 通过资本主义迸发出的伦理精神就会叫人内心安静接受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以更为精致的方式履行了宗教意义上的压抑功能。上帝和理性是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每个人就是自己的导师, 对压抑自己的欲望和控制自己的本能负责, 虽然没有禁欲教条, 但结果却是禁欲主义更加大行其道, 没有被压抑的欲望则是暴乱与骚动的催化剂, 它被人们自我压抑而被放弃, 从而更好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 列斐伏尔找到了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新教主义提供了资本主义所需的意象和语言, 它完成了罗马天主教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用内心的力量改造代替了虔诚的宗教仪式, 以此推进工商业的普遍化, 采用的是让人们尊重良心、信仰, 让人们与上帝直接接触。

现代恐怖主义社会则是过度压抑社会在逻辑和结构上的必然后果, 使得压抑与对自由的幻想融为一体, “ 没有得到认可的压抑攻陷了共同体(及其个体成员)的生活” [3](P17)。列斐伏尔描述了这种恐怖主义社会, “ 在恐怖主义社会中, 恐怖如影随形, 无所不在, 暴力总是隐藏在某个地方, 压力从各个角度被施加在其成员身上, 只有借助超人式的努力才能避免压力、减少压力, 每一个成员都是恐怖主义者, 因为他想拥有权力; 因此, 无需独裁者; 每个人背叛自己, 惩罚自己; 恐惧无法被定位, 它来自四面八方; 系统能掌控每一个成员, 将每个成员归顺于总体化的事业” [3](P147)。列斐伏尔所描述的恐怖主义社会是一种网状系统, 个体注定无法脱离网络体系。恐怖主义的社会, 也就是压抑最大化的社会, 它不能长久维持, 其目的在于稳定, 维持生存条件, 继续生存下去, 一旦到达尽头, 就会爆炸。恐怖主义社会正是奠定在日常生活基础之上的, 它如影随形, 无处不在, 人们身在其中却习焉不察, 所谓居鲍鱼之肆, 久则不闻其臭。

列斐伏尔的压制社会、压抑社会和恐怖主义社会, 与福柯所谓的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型不谋而合。福柯、德勒兹、阿甘本、哈特· 内格里、埃斯波西托等因此前仆后继, 促进了生命政治学/生命权力(biopolitics/biopower)的发展; 而当代生物科技的发展, 生命政治学已经转化为生物政治学, 即从福柯所关注的外部身体到身体内部分子的结构改写等基因遗传工程。受制于时代的局限, 这是列斐伏尔所没有想到的。这种控制既有语言控制、身体的外部控制, 也有对身体的内部控制。当然, 语言控制起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最基始的作用, 或曰起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控制。

四、书写作为恐怖主义社会的基础

书写具有辖域化的标志。口语的相对不稳定性促进了人类书面文字的发展, 书写文字易于保存, 可以记载已经发生的历史,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长久以来, 书面文字都是作为口语的补充和再现, 口语也因此被称为“ 逻各斯语音中心主义” , 德里达将之称为“ 柏拉图的药” 。实际上, 是因为人类有了文字, 人类文明才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文字是现代性的起源, 也是人类堕落的标志, 在这个意义上, 列斐伏尔认为语言创造了恐怖。原始部落对土地的占有靠神圣的祖先、部落英雄、半神人来庇护, 最初的神圣文本便是篆刻在大地上的各种符号, 以此区分各种地标。狩猎人、采集人、游牧民开始标记土地, 道路被刻上痕迹, 边界被定义, 符号指涉方向, 符号构成了地面上的书写形式, 折断的树枝, 一堆石头, 羊肠小道等依据星星的位置被定位[3](P153)。这些地标式的符号将原始土地确定下来, 相当于用书写规则制造原始法律, 将土地固定下来, 周而复始, 被永久地写入历史。书写从流动不息的生活中脱离出来, 起到超越时空的作用, 加强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书写是文明的起源和基础。书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 它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随着知识传播、劳动分工、城乡分离, 书写成了上层建筑的基石。书写描述城市的权力及其统领能力, 包括政治和军事, 城市于是将规则强加给村庄。依据超越时空具备永久记忆的书写, 人们建立了固定的社会结构及其辖域化, 包括城市、帝国等。书写是社会得以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没有书写就没有社会可言。当人类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如战争等用文字固定下来, 载入史册, 人类的文明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城市是书写画出的地理空间; 法律是文字制作的固定法则。印刷术的发明更是普及书写技术, 现代世界成了一个用书写堆积起来的无限图书馆, 它是绝对之书, 描述一切可知/可感物, 笼天地万物于一体。书写和口语的分离, 书写对口语的压制使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终止。书写既创造了文明, 又扼杀了人们交流的空间。

本雅明所言的文明史同时就是野蛮史, 这一切也都是人类有了文字, 人类因此进入了历史, 有了文明, 使得书写语言和国家暴力合谋成为可能。从结绳记事到档案管理, 从官僚制度到信息化控制, 书写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书写如同“ 摩西十诫” 制造永恒的上帝一样, 今天的图书馆、档案室、信息存储、计算机、网络等都是一种记忆机器, 在复杂环绕的线路和电子管中, 上帝被世俗化了。从地面上的篆刻到赛博虚拟空间,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部书写技术堆积起来的历史。看起来是中性的书写却充满了阴谋, 它欺骗着我们的视线, 误导我们的认知, 很多人认为, “ 书上就是这么说的” (It is in the paper)。但古人早就说了, 尽信书不如无书, 书本上的文字也会欺骗我们的视线, 我们很容易将可写文本(可改写/重写)变成可读文本(显学意识形态的标志), 将多义性变成书写文字的单一性, 似乎书面文字就是板上钉钉, 不可更改的固定物。官僚机构正是抓住了文字的固定性来建立自己的权力, 并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书写统治形式中, 日常生活成了一个被操纵的领域, 人们很难逃离这种用语言编织起来的无所不在的网络权力系统, 书写系统天真无邪的外表骗取了我们的纯洁性。书写暗含着说服性的意识形态, 起到发号施令的权力运作的作用。官僚机构正是以书写作为基础来建立权力的。官僚主义全方位全时段控制着人们的权力和自由, 这比独裁统治更富有效力, “ 官僚良心等同于社会良心, 官僚理性等同于纯粹理性, 官僚思想等同于智慧, 说服转变成了强制— —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精确定义” [3](P159-160)。书写文字变成了命令词, 人们心甘情愿俯首称臣言听计从, 这简直就是黑格尔“ 主奴辩证法” 的现代版。

不宁唯是, 书写系统同样侵入了日常生活世界的消费体系, 如流行体系和消费时尚。列斐伏尔借助罗兰· 巴特的《服饰体系》(Le Systè me de la mode)来描述消费社会中的恐怖主义。对列斐伏尔而言, 巴特以中性笔调即零度写作方式描述了符号体系是如何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巴特不关心具体事物, 而是采用形式分析方法, 抽空日常生活中主体的形象和内容, “ 身体就像语言学中的词语化简一样被抽空, 而将分析集中于谈论时尚的话语上……作者写下大量的关于时尚的小品文, 用的是明晰性的元语言, 并写下了修辞式的论文……借助于语言学, 他建构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本质, 即纯粹性定义的纯形式:流行服饰” [3](P163)。看起来是中性的零度写作, 却道出了时尚体系本来的专制面目。哲学体系一般都忽视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时尚体系也是如此。服饰系统除掉了身体主体, 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体。它首先要求存在一个恐怖社会, 并成为恐怖社会的组成部分, 去时尚还是不去时尚(to be fashionable or not to be fash-ionable)的难题成为哈姆雷特式的现代版本, “ 时尚通过排除日常生活来掌管日常生活, 如果日常生活不时尚, 那就不存在日常生活; 半神没有(也不应该有)日常生活; 他们的生活就是在流行时尚的绫罗绸缎的世界中穿梭不息; 日常生活也因此被永久性地排除了。这就是恐怖的统治” [3](P165)。就如同神学家、哲学家和道学家宣称永恒一样, 现代意义上的服饰流行系统通过创办时尚杂志, 建立元语言帝国, 以便无所不在地渗透进日常生活, 制造永久的虚假意识。书写、元语言都具有虚假的永恒性, 其非历史性一览无遗, 恐怖暗含其中。今天的时尚到明天就不合时宜, 成为明日黄花。这些漂浮不定的符号、流行服饰系统、大众文化、无深度和历史感的平面图像严重侵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要超越这种恐怖主义的社会, 列斐伏尔不得不借助于口语或曰言谈的力量来恢复日常生活的活力。列斐伏尔通过口语的魔力来祛魅化日常生活中的书写暴力。

列斐伏尔确立口语对文字的优先性, 目的就是要和德里达等唱反调。从德里达的立场看来, 声音代表那个语音中心主义, 也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始作俑者。德里达看到了文字书写系统所释放的潜能。列斐伏尔显然没有看到信息方式的传播途径为主体解放提供了潜能。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电子交往方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写语言和口头语言。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贝尔, 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仍然没有超出工业化的现代社会, 基本上还停留在福特主义的工业生产阶段, 虽然他们预见到了技术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但也仅仅停留在语言印刷术所决定的想象层面, “ 从后工业主义理论看来, 马克思和韦伯的不足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 具体而言, 他们没有发展一种从语言学意义上基于信息知识的社会理论” [1](P42)。福柯、德勒兹也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了资本主义的符码化和公式化的计算技术和方案, 只有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预见到了一个符号王国的仿像与拟像世界。

五、语言技术与零度空间

语言符号的技术发展, 使得我们进入了一个后福特主义的时代, 人类从存在走向了虚无, 从现实世界走向了虚拟世界和赛博空间。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劳动时间转变为对空间的压迫。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日常生活被殖民的历史, 空间生产变换各种方式宰制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空间演绎到现代, 就是都市的诞生。书写技术的发展, 人类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征服自然、控制自然, 凸显大写之人的启蒙理性时, 也远离了原来的本真生活, 而陷入到了机械化的运作之中。现代化的机械理性组织就是形式化的空间统治, 现代社会是一个纯粹形式化的恐怖世界。一方面是商业意识形态上的恐怖主义; 另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导致的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无序状态, 仿佛又回到了霍布斯所谓的“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战争” 的利维坦时代, 这是日常生活被殖民化的真实状况。恐怖主义将形式从内容中分离出来, 日常生活的形式化具体表现就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任何书写形式都不能脱离一定的日常生活内容, 必须要以日常生活作为参照系。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既没有无形式的内容; 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每一种形式既有精神存在, 也有社会存在。

列斐伏尔列出了如下形式主义的具体表现:逻辑形式, 即抽空了内容的量化形式; 数学形式, 即列举、分类系统; 语言形式, 根据约定俗成的编码传达信息; 交换形式, 即等价化, 交换形式优于交换内容; 契约形式, 即法律的形式化, 通过法律编码强化抽象原则; 实践-感知对象的形式, 对具体事物的形式再现; 城市形式, 生产、交换、消费的场所; 书写形式, 历史记忆的重复, 过去事件的堆积。在这样一个形式主义堆砌的空间, 日常生活已经被抽空了内容, 形成了一个没有主体间性和交往沟通的封闭空间。列斐伏尔借助于罗兰· 巴特的“ 零度写作” , 将这种孤独封闭的空间称为“ 零度空间” 。零度空间包括:(1)语言零度, 即日常话语变得没有意义; (2)物体零度, 功能化的物体被分解得支离破碎, 并重新排列组合; (3)空间零度, 城市心脏地带仍然存在沙漠化的空间, 人们心灵空虚, 精神萎靡不振; (4)需要零度, 想象性的虚假满足; (5)时间零度, 时间按照业已存在的空间被安排, 只有预先被规定好的东西。在这样一种形式化堆砌的零度意义空间中, “ 零度是一种透明性, 打断了此时此刻的交流和人际关系; 因为一切都是理性的、真实的, 一切似乎都可以交流, 但实际上却无可交流。” [3](P184)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 我们却感到孤独, 彼此间缺乏真正的交流, 现代化碎片和赛博虚拟空间将人们所处的环境条块分割, 如同本雅明所言的“ 弥赛亚圣器” , 人类再也难以回归到原初的本真状态。日常生活的零度化使得人类就好像回到了史前的冰川时代或艾略特所言的荒原。这种形式主义的恐怖功能维系着透明性和现实性的幻想, 掩盖了维持现实的各种形式主义。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拒绝相信他们已经被形式主义全方位地包围着, 他们心甘情愿被形式主义的恐怖网络禁锢起来, 喜欢画地为牢, 是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强迫自己, 这正是恐怖主义社会的特征, 生在恐惧之中却感觉不到恐惧。

日常生活的恐惧并没有让列斐伏尔望而却步, 相反, 他要从日常生活的废墟中寻找人类救赎的乌托邦。对他而言, 日常生活是非现实和虚幻透明性的层面, 在光明和黑暗、可见和不可见之间有一道分水岭, 它还没有将自己完全与世隔绝起来, 它只是一个平台。所以,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叙事是一种解放叙事, 希望将人们从日常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 在日常生活中, 当我们认为自己看清了一切, 实际上我们却被欺骗; 而当我们被拖入黑暗中, 微弱的光线却穿透了漫漫黑夜” , “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潜能, 但不依赖于理性化的制度设计。” [2](P188)日常生活中孕育了一种反抗的空间, 这就是都市革命。列斐伏尔的语言批判就这样作为过渡, 启迪了其对空间生产批判的思考。

六、结 语

列斐伏尔反对具有语言拜物教性质的工具主义语言观, 因为语言不是类似于锤子或斧头一类的工具, 仅用于思想交流, 它本身就是神圣的存在, 他以此反对罗格斯拜物教和语言拜物教, 凸显语言本身的诗性存在。正是语言的工具化、结构化和符号化, 才造就了一个现代世界中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 语言符号则是恐怖消费主义社会的元凶。而这种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对立, 即技术官僚体制/消费体制与日常生活之间严重的对立, 日常生活再也不是独立的领域, 而成为各种次体系分割的碎片。日常生活已经彻底沦为虚假的欲望符号控制和垄断的动感地带, 马克思所谓的商品堆积的世界已经变成符号王国所拼凑的景观社会, 符号世界取代了商品世界。列斐伏尔及其弟子德波、鲍德里亚一道, 一步步将马克思的生产主导改为消费主导, 并进一步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替代马克思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人类的异化实际上因为语言的异化而起, 语言本身的特征和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具有某种异性同构素。形式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拜物教、非历史化、自然主义倾向渗透进了日常生活, 使得日常生活同样具有这些拜物教性质, 造成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这显示了语言和社会的同构性。列斐伏尔的思想显然已经超越了存在主义的窠臼, 在语言本质的追问上, 他与海德格尔、本雅明等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坚决反对工具主义语言观, 强调了语言的诗性存在; 而在反对语言的符号化成为现代消费的罪魁祸首时, 他又站在了福柯、巴特、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上。而无论是工具理性、启蒙理性, 还是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 语言符号都起到了最为基始性的作用, 正因为语言脱离其原初的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二元合一, 才导致了语言的堕落和人的堕落, 当今的符号王国只是这种堕落的具体表现而已。语言批判是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家列斐伏尔的一个逻辑支点, 前承日常生活批判, 后启空间生产批判, 启迪了德波“ 景观社会” 、德赛图“ 日常实践批判” 和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 对哈维、苏贾等的空间批判也不无启迪性意义。列斐伏尔的日常语言批判为其现代性批判提供了逻辑支点, 现代性批判反过来丰富了语言批判的语义内涵和外延, 语言批判和现代性殊途同归、异形同构, 症候式地读出了后工业社会的危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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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febvre, Henri.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4. [本文引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