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文化精神与新兴城市发展:基于深圳经验
谢志岿1, 李卓2
1.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广东 深圳 518028
2.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作者简介:谢志岿,政治学博士,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李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

摘要

新兴城市文化是否有利于创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发展历史的长短,更重要的是该社会的人口结构、经济形态、文化格局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对于新事物的开放态度。移民社会为深圳文化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基础。在短短三十多年间,深圳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的奇迹。深圳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形成了以创新、开放、包容、公共精神、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市场意识以及科技、效率和务实精神等为特质的文化精神。市场、社会和公共政策的合力作用,是深圳移民文化精神形成的重要机制。新兴城市发展,必须加强核心价值引导,加强文化调适,自觉构建和熔铸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 移民文化; 新兴城市; 深圳经验; 文化精神; 文化流动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5-0032-06
Immigrati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Cities: Based on Shenzhen Experience
XIE Zhi-kui1, LI Zhuo2
1. Institute of Sociology, Shenzhe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8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Whether the culture of emerging cities contributes to innov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depend on their history. What matters more ar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economic type, cultural pattern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resulting open attitude toward new things. Immigrant community provides social basis for Shenzhen culture. In only 30-plus years, Shenzhen has worked miracle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Shenzhen’s success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has developed an innovative, open, and inclusive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publicity, rights, rule of law, markets,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pragmatism. The market, society and public policies work together,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Shenzhen’s immigration culture to take shap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cities, we should step up guidance in core values, reinforce cultural adjustment, and construct a culture in line with sod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immigration culture; emerging cities; Shenzhen experience; culture spirit; cultural flow

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2017年4月刊发了题为《深圳已成创新温室》的特别报道, 报道称, 深圳已经做了比中国内地任何地方更多的工作, 来彻底埋葬“ 山寨中国” 的过时神话; 目前的深圳, 已成为硬件和制造业创新的全球枢纽。该文部分揭示了深圳成功的原因, 如超越计划经济、发展民营经济、重视研发、产业链完整等[1]。但实际上, 作为移民社会形成的文化精神对深圳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30多年持续不断的移民过程, 为深圳带来了多元、兼容、开放的移民文化, 也使深圳形成了开放、创新的经济体系及包容、和谐的社会氛围。本文重点分析深圳文化的性状特质和内容特质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精神, 这对理解深圳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兴城市与文化发展

关于新兴城市与文化发展的关系, 人们并不一定存在一致的认识。一来是新兴城市由于发展历程短, 新兴的移民文化得不到认同; 二来也是因为新兴城市对新文化的形成也不是确定的, 深圳很长时间都被一些人称为“ 文化沙漠” 。无独有偶, 国内和世界其他移民社会, 如香港、上海以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尴尬, 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最终凭借其世界一流的文化创新和生产能力博得了人们的认可。然而并非所有移民国家和地区都能成为文化创新的“ 温室” , 历史上, 一些移民国家和地区却没有像北美那样, 熔铸形成一种新的移民文化[2]。所以, 纵观移民文化的两种发展方向, 让人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 — 移民占人口很大比例的新兴城市, 会是什么原因使其成为阻碍文化发展的荒漠或是成为促进文化创新发展的沃土?余志森认为, 影响移民文化特质的三个主要要素是移民祖籍国的文化传统、移民与环境的斗争, 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移民群体间的融合[3]

关于移民祖籍国文化对文化流入地区的影响, 从南北美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出来。当流入地的传统文化式微, 单一文化占据优势地位, 是不利于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创新的。而当新兴城市本身缺乏牢固的历史根基和传统文化积淀, 又没有一种文化占据绝对优势时, 各种亚文化则可以平等交流、竞争, 进而促成文化的创新。从移民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 无论是在美国、香港, 还是在深圳, 大量移民在此聚集以后, 他们进行文化发展创作较少传统文化的包袱, 较少惯性思维框框的束缚, 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开放性, 容易接受新生物, 容易进行新的探索和实验[4]。在深圳, 移民社会的人口来源广泛, 外来移民人口以年轻人居多[5], 多元均衡的人口来源以及年轻化的移民年龄结构, 使得各地的风俗习惯和民俗文化, 甚至一些西方的礼节、节日, 如情人节、圣诞节和日常礼仪标准、社交用语等也被深圳人广泛接受。

同时, 陌生的环境给予了移民和流动人口生活和生存压力, 也锤炼出移民和流动人口百折不挠、开拓进取的精神。外来移民和流动人口作为城市既有文化的外来户, 面对全新的环境, 一切都是未知、新鲜的。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培育城市居民的探索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美国的文化形成过程中, 由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产生并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6]。移民作为一个敢于背井离乡、挑战陌生的未知世界的文化载体, 具有一种开拓拼博的精神, 含有文化创新的基因[7]。这种开拓与创新的文化基因, 使移民文化具有极强的创新力, 这是移民群体在文化的创作过程所具有的优势因素。

作为文化载体的人的迁移和流动促进了文化的流动和传播, 为移民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 使流入地不同文化群体在交流和互动过程中, 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 乃至创新, 产生出一种具有新特质的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文化既表现出强烈的同质化倾向, 又体现出深刻的异质化倾向, 随着移民带来的国家、地区、城市之间加速的文化流动, 并不断创造出一种多元、开放、包容的新文化[4][8][9], 也使得移民文化重契约、重自由精神。以“ 文化熔炉” 所称道的美国移民文化, 表现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移民社会对自由和契约精神的强调, 对美国民主政治体制具有重要影响的《五月花号公约》, 即一群尚未登陆的欧洲探险者对于新大陆未来建国的构想, 体现了移民群体对于民主、平等的追求[10]

综上所述, 新兴城市文化是否有利于创新, 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发展历史的长短, 比之更为重要的是该社会的人口结构、经济形态、文化格局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对于新事物的开放态度。一个人口多元, 文化平等, 社会宽容性强的社会更可能成为促进文化创新的沃土; 而当一个社会受传统文化束缚, 又因循保守的话, 必然会排斥和阻碍文化的创新。

深圳, 虽然传统上属于岭南文化区, 但本土文化只是亚文化的一种, 不存在主流的文化群体和地域文化, 后流入的各亚文化群体多元均衡, 不同文化间平等交流、竞争, 也没有主流文化同化外来文化的问题。由此形成的深圳文化, 既具有一般移民文化的特征— — 多元、开放、包容, 创新意识和开拓性强, 重现代契约精神、个人自由和法治意识等, 又因为深圳外来移民多来自国内其他省份, 其文化充满多元性的同时, 仍然统一于中华文化的内涵之中, 与美国的移民文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因此, 同样作为移民文化典型代表的深圳文化, 其核心特质是什么?这种核心特质是如何形成的?怎样进一步促进以深圳为代表的新兴城市文化创新?需要做出进一步分析。

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移民文化的基本特质

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而人口来源多元是这个城市的核心特征之一。1979年, 深圳常住人口31.41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31.26万人(基本上为原住居民)。截止到2015年底, 深圳共有常住人口1137.87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354.99万(约九成是移民), 非户籍人口782.88万人[11]。据《2016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 当年深圳年轻人口净增率达22.53%, 仍居全国城市首位, 而同期北京、上海为7%左右, 广州则为负10%[12]

庞大的流动人口、倒挂的人口结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这也带来了频繁的文化交流, 进而促进文化创新。深圳人口的来源地, 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区和民族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前十名的人口来源省份分别是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河南、广西、重庆、安徽、陕西、贵州, 其中仅湖南一省就有近118万人[13]。分区域来看, 深圳下辖各区人口来源前十名的省份几乎不变, 而在具体的分布上体现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这为文化的多元融合提供了基础。民族分布上, 深圳有少数民族人口109万, 是全国继北京之外, 第二个56个民族成分齐全的城市, 而且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 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聚居规模最大的城市。另外, 全市常住人口中还有131434个港澳台和外籍人员。

移民是文化流动的天然媒介, 大量的移民突破了传统初级关系的束缚, 形成了深圳的契约和法治精神; 年轻的富有创新和闯劲的移民, 给深圳文化注入了创新、开放、平等、包容的氛围。正是在这多元化的城市社会结构之上, 深圳形成了独特的移民文化特质, 主要包括:

1.创新精神。深圳因改革而生, 因改革而兴, 改革创新精神是深圳精神的核心。深圳移民的开拓精神、深圳的发展经历和丰富机会, 以及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造就了深圳移民文化中对风险的低规避度。作为经济特区, 深圳肩负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探索者的重任, 本身就是一个试验, 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那些离开家乡到深圳创业和工作的移民, 也都怀抱梦想, 富有开拓和创新的精神。深圳的定位和移民的特质决定了深圳移民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特质。同时, 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集聚和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外溢, 也催生出了“ 文化+科技” 、“ 文化+金融” 等新业态, 使深圳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聚高地。当然, 创新性还有赖于政府的制度保障。2006年深圳市人大专门制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 以立法促进改革创新。近年来, 深圳努力打造全球创客中心, 制定了《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 2017 年)》, 大力鼓励“ 草根创新、小微创新、万众创新” , 培育了一大批创客空间、服务平台和创客群体[1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中, 深圳走在了时代前列,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创意之都。

2.开放精神。文化开放性是全球化和各国社会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深圳的“ 开放” , 体现在开放型经济、人口流动和文化心态各个方面。深圳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境外投资额多年来居全国首位; 其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了数以千万计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口; 深圳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 不但促进了物质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建设, 也促进了观念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更新, 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型的文化心态[15]。正所谓“ 深圳, 与世界没有距离” 。外引内联, 极大地拓展了深圳的发展空间。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背景下, 开放的深圳将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辐射和带动功能。

3.包容精神。对于一个人口和文化多元的城市, 文化的包容性、文化冲突的整合力极其重要。深圳是一个文化包容性极强的城市, 不同地域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的人来深后都能把来源地文化带到深圳, 和深圳的文化融合到一起。例如, 作为深圳“ 十大观念” 之一的“ 来了, 就是深圳人” , 突出代表了深圳的包容性以及这座移民城市的独特文化气质。而且与同处广东省、人口流入集中地的广州不同, 深圳以普通话而非粤语作为本市通用语的一线城市[16]

4.公共精神。深圳公共意识浓厚, 突出表现在社会组织、公益事业和基层民主等领域。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方面, 2015年, 深圳每万名常住人口社会组织数达到8家[17]; 献血人数已达到每天180多人, 献血量居全国第一。2016年底, 深圳全市注册志愿者逾130万人, 达到常住人口的10%, 被称为志愿者之城[19]。民主参与方面, 近年来, 深圳在全面实行居委会直选的基础上, 探索出社区居民议事会、社区微实事等基层民主参与形式[18]。这些公共参与, 既是公共意识的体现, 也促进了公共意识的发育。

5.权利意识。正确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是现代公民的重要标志, 深圳市民相对浓厚的权利意识根源于制度上对经济(财产)、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 通过所有制(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等, 最早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财产权利保护制度, 以财产权利为基础, 公民的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逐渐增强。如深圳在内地率先出台了物业管理条例, 组建业主委员会维护业主的权益[19]

6.法治意识(契约精神)。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人情社会, 在处理公共事务时, 往往重视人情而轻视法治。但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 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次级关系, 这为“ 法治社会” 提供了良好基础。同时, 外向型经济要求遵循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商业精神。依靠法治保障和实现各项经济社会权利, 成为政府和公民的共识。同时, 与法治意识相联系的是契约精神。万科创始人王石在谈到深商时认为, 深商与传统以地域区分的商帮有很大区别, 在深圳逐渐发展出一种新的契约关系, 这种契约关系是不依附特权的平等、自由和诚信, 深商文化中的“ 跨地域” 和“ 契约关系” 是现代商业文明中最重要的两点, 也是法治精神的一种凸显[20]

7.市场意识。深圳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最早, 市场发育也最成熟的地区。利用市场、开拓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 是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作为政府, 深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较少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干预。早在1994年, 深圳就出台了《深圳市企业无行政主管部门改革实施办法》, 在全国率先实行企业无行政主管部门的改革, 将微观管理职能归还于企业。深圳还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包括所有制体系、价格体系和市场体系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十大体系” , 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形成。近年来, 深圳深化商事登记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深圳的企业家也具备浓厚的市场意识,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中, 涌现了一批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深商群体, 他们具有开阔的视野以及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和公益理念, 是深圳市场经济发展的弄潮儿和见证者。截至2016年底, 深圳累计实有商事主体2657792户, 居全国第一[2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深圳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

除了上述文化精神, 科技观念、效率观念和务实精神等也都是深圳城市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文化特质, 反映着深圳文化的本质内容, 在文化上诠释了深圳发展的动因。这些移民文化的特征, 又被形象地总结为“ 深圳十大观念” :(1)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 (2)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3)敢为天下先; (4)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 深圳的魂; (5)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 (6)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7)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8)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9)深圳, 与世界没有距离; (10)来了, 就是深圳人[22]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 正是由于各种资源、不同人群迅速集聚于此, 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收借鉴, 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多元文化交融创新的格局。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精神, 脱胎于传统文化, 又融合了现代市场文明和外来文化, 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与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互适应的新型文化。

三、新兴城市移民文化的生成机制:深圳的经验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 来到深圳的新移民, 得益于移民的多样性、流动性和场域的开放性、融合性, 经常受到不同场域的习染, 积累起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资本, 从而促进文化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可以说, 移民社会的文化流动是市场、社会和公共政策三个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

(一)市场机制

深圳是国内经济最发达、市场经济最成熟的城市之一。移民来到深圳工作, 首当其冲受到其所在单位或行业的知识、经验和文化的洗礼。个人除了接受企业文化, 还要从身边的伙伴、正式培训及其他形式的职业教育中, 获得工作技能, 成为具有其所在单位、行业所需知识、技能和特质的个体(类似布迪厄的惯习)。同时企业/行业群体的特质, 也通过个体反映出来。对员工而言, 所在公司/行业就是一个场域, 企业文化观念不断渗透和影响着员工的观念及行为, 使员工不断形成新的惯习。应该说, 环境的压力迫使每一个外来者必须具备开放、包容的心态; 必须讲求市场意识、契约精神; 必须强调服务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司生存下去, 才能在深圳生存下去。这是市场对于深圳企业的影响, 也是对个体的影响。这可以从创新创业和服务文化的形成中突显出来。

深圳是最早打破计划经济的地方, 深圳的经济活动往往是在计划经济之外, 受市场的需求所决定。企业必须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 否则就没有立足之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 这都需要创新。这种创新的文化基因, 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壮大传播给新加入的人们。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私人经济能够得到承认的市场环境, 以及来深人口较高的冒险精神, 使那些怀揣技术和创业想法的人, 可以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大海里一试身手。这种创业的文化基因和技能, 也相互传递, 影响到来深圳的各种人群。服务文化也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亚文化。在市场经济中成立起来的深圳企业, 唯有靠市场和顾客才能生存下去。这种认知影响到经营者, 也影响到每一个员工, 成为深圳服务文化的根基。深圳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准有口皆碑。无论电子行业还是餐饮旅游业, 无论是经营者还是员工, 为客户服务的理念都深入人心。著名的《华为基本法》第二十五条, 准确诠释了深圳企业服务文化的精髓:“ 顾客的利益所在, 就是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要以服务来定队伍建设的宗旨, 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准绳。”

(二)社会机制

深圳文化流动与创新的社会机制存在于外来移民到深圳后的日常生活、交往实践中, 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相互学习, 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浸染、改造, 最终产生文化创新。而深圳由于人口的多元性和流动性, 生活场域的互动和社会资本也可能更多元, 更容易形成文化的溢出和交换。社会交往给予了深圳不同文化群体间取长补短的机会, 为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为新观念、新想法在深圳的生根发芽以及成长创造了条件。例如深圳的移民文化给了“ 深商” 一种宽松的发展氛围, “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追求卓越” , 所有愿意在深圳发展的, 不管来自何方, 在深圳受到条条框框的桎梏很少, 这样一个宽松的环境, 使“ 深商” 得以成长[23]。正因为有轻松的社会氛围,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优秀青年进入深圳创业。创客云集, 也是新想法、新观念的聚集。在深圳,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集中, 城市本身有着“ 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 的传统, 这样, 每一个有新的想法的人很容易在深圳找到志同道合者; 而且很多新想法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为这一想法进行投资的人, 从而使新想法容易在深圳落地生根。

(三)公共政策机制

深圳移民文化的生成与发展, 既受到市场经济基础和社会成员日常交往互动的影响, 也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公共部门通过建设公共文化机构和平台, 开展文化活动、发展文化体育类社会组织、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等, 可以使公民突破自发形成的市场和社会场域, 构建新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从而促进文化在不同群体中的流动创新。深圳党委政府十分重视通过文化政策来引领、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改善文化民生, 率先实践“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 打造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 等一系列先进的文化发展理念, 推动普惠型公共文化服务领跑全国[24]

深圳市在“ 文化立市” 战略的引领下, 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联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立了齐全的硬件文化设施, 在全国率先实行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向公众免费开放, 降低了人们享受文化成果的成本, 推进了文化权利均等化, “ 十分钟文化圈” 基本形成。每年开展鹏城金秋艺术节、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创意十二月等万余场文化活动, 让千万人次市民受惠。深圳还大力发展文化体育类社会组织, 积极建设虚拟网络平台和文化资源平台, 培育文化市场发展主体, 形成了“ 文化+科技” 的产业发展模式, 建立了完备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25]。2015年的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超过5800亿元, 增加值达到2200亿元, 成为深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深圳也拥有了“ 设计之都” 、“ 图书馆之城” 、“ 钢琴之城” 和“ 动漫基地” 等殊荣。

过去, 很多人用“ 文化沙漠” 一词来描述深圳, 这是一种偏见。其实仅就原创学术和艺术产品生产而言, 深圳确实有需要大力弥补的短板, 但就观念和制度文化而言, 深圳在国内则是先进的。事实上,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 各种资源、不同人群迅速集聚于此, 不同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吸收借鉴, 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的多元文化交融创新的格局。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 脱胎于传统文化, 又融合了现代市场文明和外来文化, 形成了具有深圳特色、与深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互适应的新型文化。

总之, 深圳的案例说明, 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的这一作用是通过影响人的偏好、行为方式乃至交易成本实现的。而文化的形成, 既与经济、社会系统有关, 也与政治和政策体系有关[26]。马克斯· 韦伯曾揭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我们必须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因此, 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采取措施促进文化流动和创新, 发挥文化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 要加强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引导; 加强文化调适, 防止文化冲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增强文化产品供给, 丰富市民文化消费; 以社会的开放流动促进文化的流动和创新, 通过文化的批判性吸收、改造和创新等等, 自觉构建和融铸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

(倪晓锋、马敏对此文亦有贡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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