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林贡钦1, 徐广林2
1.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00
2.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作者简介:林贡钦,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徐广林,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研究生,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

摘要

在全球经济开放新格局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和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是实现改革开放进程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如何让湾区经济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与世界几大著名湾区相比,作为区域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各大湾区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所具有的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和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为我国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多方可资借鉴的经验。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努力增强湾区的聚合力,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湾区规则、法律、人文交流一体化保障体系;提升湾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汇集国际金融资本和人才,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湾区经济; 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5-0025-07
Development of Foreign Bay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 to China
LIN Gong-qin1, XU Guang-lin2
1. Research Center of Hong Kong and Macao, Qinghua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51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pattern of global economic opening,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 Bay Area, as the strategic pivo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important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earl River Delta, i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suitable for our 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ourse. It is a strategic task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at how to make the economy in the bay area lead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f China. Compared with several world famous bay areas, as the important growth pole of regional economy, they all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The complete assorting system,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capacity, strong aggregation and overflow function, developed international interpersonal network and liveable and industry-friendly urban environment provide all-around referential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 Bay Area.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Great Bay Are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aggregation force of the bay area and implement th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so as to realize integration guarantee system of rule, law and people and cultural exchange,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cotope, collect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capital and talent and finally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bay area economy; San Francisco Bay Area; New York Bay Area; Tokyo Bay Are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Big Bay Area
一、引 言

在大湾区时代来临时, 以泛珠三角合作为重要基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随着CEPA协议的深入实施和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成立, 尤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出台,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都市圈的时机已成熟[1]。湾区经济作为共享而形成的独特经济模式, 是区域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形态, 并且这种发展方式开放性更强, 所以受到了国际大部分国家的认可。2015年3月,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并首次提出要“ 深化与港澳台合作,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6年3月, 我国制定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与港澳台合作, 并表示在与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时, 支持港澳台与其进行积极合作, 并且建设更大的经济合作平台, 可见, 如何让湾区经济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应该说,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 也呼应了世界各国纷纷开始战略中心东移的国际大环境。作为中国首个“ 大湾区城市群” ,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总体和专项规划也实现了中国区域经济从“ 三角洲经济” 升级为“ 湾区经济” 的发展新格局。

查阅我国及其他国家对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开放的内在联系的资料时, 我们发现学者已经通过实际案例证明了湾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这些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湾区经济可以带动国家的对外开放。例如, 有的学者从经济和文化两个影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分析了旧金山湾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2], 还有的学者通过对比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 总结出完善的创新体系、优越的地理位置、高效的交通体系、合理的分工协作、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湾区经济形成的五大决定因素[3]。吴思康认为, 开放性和创新性是衡量湾区竞争力的两大重要指标, 因此我国在进行湾区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与国际接轨, 并且要积极开展我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积极推动粤港澳湾区协同发展[4]。李睿在研究国外湾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对湾区经济做出了定义, 他认为湾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社区经济的集合, 而与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不同的是, 它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 并且其主要作用就是让国内经济实现与国际结合, 让经济逐步实现全球化[5]。陈俊达、易露霞分别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条件、产业条件和人才条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湾区经济的可行性, 并且针对广东省的湾区提出了可行的改进对策[6]

应该说, 以上研究对于推动我国湾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但由于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内外湾区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上, 还没有从根本上找出湾区经济和城市群经济的异同, 也没能深刻解析湾区经济的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所具有的引领作用。而本文拟通过比较国内外几大著名湾区对相应国家所起到的作用, 在借鉴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分析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发展上的优势和不足, 以为其今后的发展提出更加积极有效的对策。

二、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之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指由广东省9座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 拥有近1亿人口、总面积约5.59万平方公里的大型城市群。从粤港澳大湾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法规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与世界三大著名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相比较, 我们看到它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粤港澳大湾区对标旧金山湾区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西海岸, 包括九个县, 占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760万人, 主要由旧金山、奥克兰、圣何塞三大城市构成, 经过多年的发展, 旧金山湾区在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旧金山湾区集聚了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如苹果、谷歌、英特尔、超微、惠普、赛灵思等, 湾区内拥有硅谷和多所著名的学府, 也为企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60年代初, 旧金山湾区陆续成立了多家湾区保护委员会共同管理湾区环境, 包括大都会交通委员会、水质控制委员会、VOCs检测实验室以及美国联邦环保局(EPA)等等, 通过制定改善水质和转移重污染企业法规、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条例和减少碳排放备忘录等等, 共同推进湾区可持续社区发展, 不仅整治了污染, 也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相比, 有着众多共性。从地理位置上看, 旧金山湾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均处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适宜于发展外向型经济; 从地域风格上看, 硅谷和深圳也都有敢于变革、善于创新的传统, 最为重要的是,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创新要素和资源高度聚集的重要地区之一, 深圳在研发成果产业化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上都名列世界前茅, 并且多元发展新兴产业, 这与旧金山湾区的“ 创新型” 特点不谋而合。粤港澳大湾区十分注重科技创新, 并且在这方面成就尤为突出。截至2015年底, 广东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9857家, 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拥有量138878件, 连续6年位列全国第一(见图1)。企业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占全省70%以上, 还拥有华为、中兴通讯、腾讯、网易、大疆众多知名的创新型企业[7]

图1 2015年我国发明专利拥有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区市)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二)粤港澳大湾区对标东京湾区

21世纪的东京湾区既有首都功能, 又有临海优势, 得天独厚。特别是60年代日本新干线的贯通, 不仅实现了东京与其他城市的无缝对接, 更加速了人口的大聚集, 促进了服务业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东京湾位于日本关东平原南部, 毗邻太平洋, 是一个纵深80余公里的优良港湾, 主要由房总半岛和三浦半岛组成, 面积约1320平方公里, 海岸线全长154公里, 周围分布有东京、横滨、川崎、千叶等港口城市。东京湾开发始于17世纪的江户时代, 德川家康的填海造地运动为东京湾周边城市拓展空间提供了可能性, 东京也因此成为日本最大的物流中心。日本政府于1951年颁布《港湾法》, 明确整个国家港口发展数量、规模和政策三者之间的关系。1967年颁布的《东京湾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中提出“ 广域港湾” 的概念, 主张各地方港口集体协商对港口群进行规划协调, 避免港口之间因费用定价不同而产生的恶性竞争, 最大程度上保障港口群的最大利益。1999年, 日本制定“ 第五次首都圈” 基本计划, 再次强调了东京作为首都的职能, 同时采取制造业外迁的“ 工业分散” 战略,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东京都的人口膨胀问题。

而粤港澳大湾区的9座城市中, 深圳、香港金融体系完备, 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广州、佛山、东莞制造业基础雄厚, 澳门旅游业发达, 珠海、惠州、江门制定了“ 工业立市” 等各种政策。同时,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规模庞大, 拥有香港、深圳、广州等世界级枢纽港口及珠海、虎门、惠州、汕头等地方港口。2015年, 这些主要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达到了6856.36万标准箱, 其中广州、深圳以及香港的港口年吞吐量合计可达10亿吨水平。区域内的轨道交通系统、高速路网以及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干线已经覆盖广东全省。湾区内拥有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广深港高铁、虎门二桥等多项在建区域重点项目; 同时拥有广州、深圳、香港等国际航空枢纽和南沙自贸区、前海自贸区、澳门机场等多条水运航线; 还拥有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等三个世界级集装箱港口。这些既促进了湾区沿线经济要素的流动, 也带动了湾区各城市之间的资源整合。“ 粤港澳大湾区” 的建立, 不仅可以实现城市间的优势共享, 还可以辐射全国, 该区域集聚了大量的财富、金融、创新元素, 包括产业资源[8]

(三)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纽约湾区

纽约湾区, 又称为纽约大都市区。由纽约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等31个县联合组成, 面积达33484平方公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 如今, 纽约湾区以发达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便利的城际交通、突出的产业优势孕育了众多全球创新潮流的科技企业。距离其不远的格林威治小镇因优惠的税收政策、发达的交通和教育等区位优势吸引了世界500多家对冲基金在此落户, 成为著名的对冲基金特色小镇。湾区内集聚了大量金融、证券、保险及期货市场的精英, 因此也有“ 金融湾区” 的名号。

与纽约湾区相比, 一是我国粤港澳大湾区也具备较大的经济规模。2015年, 粤港澳大湾区GDP约为12, 400亿美元(东京湾区大约为18, 000亿美元, 旧金山湾区约为7855亿美元, 纽约湾区约为14, 000亿美元), 排在第三位。二是在粤港澳大湾区中, 在产业集聚上也极具优势, 深圳、香港、澳门、东莞、惠州、佛山等沿海城市的制造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行业之间的互补带动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效应。三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发展很快, 比重已超过60%, 既囊括了金融、会展、文化创意为主的现代服务业, 也包括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主的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 而且在金融方面明显处于引导地位。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70多家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银行, 2015年深交所IPO总金额也有了很大提升, 超过了2603.48亿港元, 同比增长13.16%, 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三、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

梳理世界著名湾区的发展路径、策略及成功经验, 我们发现: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 在各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经验如下:

(一)均具备发达的港口群和完善的产业配套

国际著名的湾区都充分利用了港口群, 加强国内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 并且以湾区为信息获取处, 加强与国际经济的交流。例如, 纽约是美国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海港城市, 它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地域优势, 在邻近城市建立了大型的港口群, 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两百余条水运航线、十四条陆运路线, 并且还建立了四通八达的地下铁路网以及三条空运路线, 让湾区包含的范围一直扩大到了美国的中西部。通过这个港口群运输的货物占到了美国货运市场总量的一半以上, 并且美国的本土产品也大都有通过这一港口群运输到世界各地, 进而带动纽约经济发展[9]。再如旧金山湾区。该湾区资本积累丰富, 相关技术比较先进, 而且具备较厚重的文化底蕴。而这些资本的汇集必然会带动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进而让美国的高新技术一直位于世界领先地位。硅谷现在包含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超过了8000家, 其核心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 并且该产业也一直位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还有, 位于日本本州岛东海岸区域的东京湾区建立了以重工业以及一些高新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区, 其中的京滨工业区里面有很多涉及到技术开发的企业与专门的研究机构, 如以索尼为代表的电子制造、以丰田为代表的汽车制造, 以及三菱、东芝等著名企业。

(二)均十分重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与法律法规的出台

东京湾的环太平洋区位优势, 在日本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已被发挥到了极致。但由于日本国土面积狭小,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这就促使日本政府较早意识到国土综合利用的重要性。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 产业立国” 、“ 贸易立国” 、“ 技术立国” 三个重要阶段。为消除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问题,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 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五次国土开发政策。分别为:1950年制定的《国土综合开发法》、1956年制定的《首都圈整备法》、1968年制定的《中部圈整备法》、1977年制定的《第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2000年制定的《国土审议会令》。从日本五次国土开发计划来看, 日本的区域发展战略不仅研究了社会基础设施、生活和文化设施的建设, 还重点考虑了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 引导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 避免盲目建设。纽约湾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环境保护问题。19世纪末期, 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环境问题逐步显现。20世纪70、80年代, 战后兴起的新兴产业取代了污染严重的制造业。1970年和1975年分别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州环境质量审查法》, 对纽约市范围内的用地、公共政策等可能影响环境质量的项目进行审议, 将自然和环境保护纳入到湾区开发和建设的原则中, 并加大对排污企业的制裁, 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湾区的自然环境。

(三)人才集聚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强力支撑

一般来说, 湾区代表的不只是由海岸分隔形成的一片陆地, 还包括周边的海域。这种水陆结合的地理环境会给人们带来很好的生活体验, 也让很多人才汇集于此, 在人才转移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旧金山的硅谷, 其科技创新能力世界闻名, 而正是由于硅谷的辐射作用, 整个旧金山湾区的经济飞速发展。除此之外, 旧金山市政府大力发展法律和金融业, 奥克兰政府则利用制造业为优势, 引进硅谷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经济复苏。如今,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知名学府成就了硅谷的人才孵化器, 就近为硅谷准备了大量的科技人才, 该地包含了苹果、谷歌、雅虎、易贝等全球闻名的企业。东京湾区内分布有佳能、索尼等大型企业, 横滨国立大学、庆应大学等著名学府, 其成功经验主要在于建立了专门的产、学、研协作平台, 国家经费支出更多向大学和科研单位倾斜, 提升第三产业的比例以提高湾区的竞争力和区域生产力水平。从表1三大湾区产业结构分布上看, 相较而言, 纽约湾区的第三产业创造的经济价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0%, 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第三产业均在国民经济中也都占主导地位, 比重超过80%。

表1 全球三大湾区主要产业
(四)从配套设施上看, 都着力构建交通便利、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

东京湾区是日本铁路、公路、管道和通信最为密集的区域。常住人口3400-3700万, 约占全国人口的30%, 该区域分为东京内环线(山手线)和外环线(武藏野-南武)两条环形线路, 东京市内拥有6条新干线、12条JR线、13条地铁、27条私铁、其他轨道交通线4条, 共计62条。2015年, 东京羽田机场国内航线升降90000架次、国际航线44000架次, 全球旅客流量7532万人次, 位列世界第四。

纽约湾区拥有三大机场, 分别为肯尼迪国际机场(JFK)、拉瓜迪亚机场(LGA)以及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EWR)。纽约港地理条件优越, 连接五大湖区, 已成为全球著名的交通枢纽和美国的交通中心, 纽约地铁线路错综复杂, 轨道长度约为656英里, 共设有469个车站, 并由纽约大都会运输署管理。

总之, 国外著名湾区所具有的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和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等, 为我国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多方可资借鉴的经验。

四、我国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 自2008年以来, 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6年3月制定的《国家“ 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 2017年7月, 粤港澳三地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协议提出完善创新合作机制, 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 打造宜居宜业生活圈和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规划方案, 并提出强化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 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 以及推进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合作目标。

但就目前来看, 粤港澳大湾区在发展上与其他三个世界级著名湾区相比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城市发展程度还不够, 与其他三个世界级湾区相比还有差距。目前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湾区内的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在发展过程中, 湾区城市占据引导地位。比如在美国的纽约湾区中, 纽约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 人口和GDP的比重均超过85%; 东京都作为东京湾区中唯一的核心城市, 云集了七个世界著名的港口; 而旧金山湾区中的旧金山市是商业和文化中心, 圣何塞市是科技和创新中心。但是相比之下, 粤港澳湾区所处的珠江口地区却是多级的均衡化态势, 各城市没有明确的分工, 所以没有很强的聚合力。这十多年以来, 如何整合优势资源, 落实区域协同发展, 一直是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城市融合程度差距较大。由于粤港澳面临着“ 一国两制” 的局面, 如何实现规则、法律、人文交流的一体化以及社会领域信息的便利化, 将会是落实中最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粤港澳之间常态化的协调机构的出现, 而且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布局。三是与三大著名国际湾区相比, 我国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是其发展的一个突出短板。作为“ 一带一路” 的战略支点和珠三角制造业的核心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推广普及清洁能源、开展湾区清洁计划等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措施。有鉴于此, 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根据我国湾区建设的特点和需要,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湾区的发展之道。

(一)增强湾区聚合力, 落实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一是要强化城市中心引领辐射功能。湾区中各城市必须做到定位精准, 功能明确, 分工合理, 优势互补。一方面, 大湾区应当建设以深圳为核心的“ 硅谷” 创业中心圈, 打造香港全球性金融中心, 发挥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优势; 另一方面, 加强南沙作为广州城市副中心, 前海, 横琴作为城市枢纽中心的功能, 为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综合实力的提升, 以及迈向世界级城市群提供良好契机。可按照城市群发展规律, 将南沙, 前海, 横琴作为珠江三角洲发展的枢纽, 尤其要发挥汽车、船舶、海洋工程、光电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

二是充分发挥港口群的资源整合步伐。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 粤港澳湾区的港口群较为密集, 已拥有广州港、香港港和深圳港三个世界级的集装箱港口,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需设计更加符合粤港澳未来发展趋势的协同机制, 并根据现行制度设立区域联动协同中心, 进而带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提升港口群的竞争力, 要加强珠三角港口群的优势互补, 创新合作方式, 提升港澳台、东盟、泛珠三角区域的资源整合能力, 最终形成“ 错落有致, 相互依存” 的港口布局特色。

三是要进一步推动湾区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内地与港澳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构建高效便捷的综合运输体系, 集聚高效的港口群、空港群、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现代货运物流, 遵循“ 陆海统筹、协作联动” 的思路, 加大投入力度,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 强调 “ 区域发展社区” 和“ 区域合作与一体化” 发展理念, 建立更加便捷的跨境交通体系, 提高港口通关效率, 实现跨境交通一体化发展, 提升粤港澳湾区内部的货物运输服务水平。

(二)努力实现湾区规则、法律、人文交流一体化保障体系, 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

一是熟悉和了解港澳成功运行的营商规则。发挥前海、横琴和南沙三大自贸区的引领作用, 对外商投资实施“ 准入前国民待遇” 和“ 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 促进港澳商业仲裁、调解机制对接, 推进前海专业企业和专业人员到南沙、横琴的登记备案制度。通过建立商业服务专职机构, 建立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之间相互协调的沟通机制, 探索不同法系下处理法律事务的一站式服务。

二是发掘与融合湾区城市群的人文价值。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 自古同属于百越之地, 秦始皇统一岭南, 城市归属南海郡管辖。两千多年来, 虽然政制不断变化, 但是11个城市的人文历史始终密不可分。岭南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较为深远, 包含侨乡文化、饮食文化、曲艺文化和建筑文化等众多方面, 因此,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将“ 岭南文化” 作为重要的载体和媒介, 配合“ 一带一路” 倡议, 开展以“ 中巴经济文化特色合作园区” 、“ 自贸特色园区” 等形式的合作, 建立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 打造中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基地, 从而促进澳门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可建立岭南文化特色小镇, 构建全面覆盖、多层次、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示范区, 将岭南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设计之中, 实现产业定位、空间规划、历史文化、旅游休闲的有效结合。

三是建设以科学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 调整服务模式, 强化对服务效能的监察。并且建立中介服务行业协会, 使协会成为加强各中介服务机构交流、增加创新服务机构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协会应在推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产业方面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此外, 要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创新成果转移和转化机构, 从根本上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 更有效地引导中介服务机构与资源型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过程进行合理效益配置和利益分配, 进一步促进创新成果的转化、交易和扩散。

(三)努力提升湾区生态环境质量, 出台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措施

一是推进湾区城市群绿化, 构建生态保护体系。当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珠三角城市群正逐步崛起, 对生态承载力要求逐步提高, 湾区内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 大城市病” 尤为突出, 生态碎片化问题也愈加凸显, 因此, 亟待推进城市之间的“ 生态联系” , 依托森林、湿地、水系、路网等要素修复城市空间, 通过生态廊道建设和城市绿化, 串联分散在城市之间的绿地和生态系统, 实现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互连互通。同时, 应组织开展湾区内部绿色发展水平评价, 支持珠三角内“ 两屏” (北部连绵山体森林生态屏障和南部沿海绿色生态防护屏障)区域生态保护区建设, 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形成集体决策、分工明确的实施机制, 加强土地管理, 海岸带规划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加强海洋灾害预警和应急响应, 提高海洋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水平, 并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资源禀赋和城市发展水平, 建立不同的发展模式。

二是立体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可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以民间组织为基础的海洋生态联系治理委员会、空气生态治理委员会, 同时将城乡污染治理及环保产业纳入绿色通道, 减少城市中的污水排放问题和碳排放问题, 限定城市生态环境发展规模, 控制海岸带开发强度, 科学发展土地, 减少沿海生态环境压力。要广泛发展新兴产业和开展规划环评, 从政策制定和规划阶段两方面考虑环境因素。

三是推进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出台产业结构调整 “ 负面清单” , 树立行业准入门槛, 关闭资源和能源依赖性较强的企业。提升优势传统产业工艺设计和创意水平, 增加附加值, 延长产业链, 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 进一步优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效水平。加强城市区域合作, 把握大数据、云计算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 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 在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等方面加深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的紧密合作, 引领新兴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

(四)构建汇集国际金融资本和人才的体制机制

一是巩固和发展广东省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重要地位。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合作, 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 吸引跨国企业总部落户, 汇聚国际金融资本和人才。探索适用于粤港澳三地, 成立“ 湾区合作银行” 及“ 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 在未来粤港澳湾区范围不断扩大时, 还可以通过沿珠江口的多个重要城市形成合力, 成为面向海洋经济的国家战略支点, 共同推动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二是强化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的核心地位。要培养金融与科技融合性的人才, 把IT人员加入到每个创新项目中, 真正做到金融与科技的人才融合。深化落实“ 沪港通” 、“ 深港通” 等重要举措, 发挥香港离岸金融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重要地位。把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 促进当地人员的创新和创业, 借助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能让更多的香港商品享受到零关税的优惠进口到内地, 巩固香港国际贸易中心地位, 并开展“ 跨境一锁” 合作试点和“ 一地两检” 通关业务, 提升通关效率, 优化中转货物的原产地管理, 实现内港合作、报关申报数据的信息共享。

三是出台人才引进政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可采取分类考核评价、人才生活保障等多个方面的实施细则, 着力推动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集聚制度, 为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为加强粤港澳地区对全球高端学者和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 政府一方面应提升对外来人才的股权激励比重, 破除科技人才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双向流动的制度障碍, 另一方面可以将经费通过增量津贴的方式补助给现有人才, 以鼓励他们去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 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四是成立众创空间、孵化机构等等, 推动科技中介朝着多样化趋势的发展, 要依托国际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 培养科技金融复合型人才, 对科技人员进行知识催化。同时, 多层次资本市场助推科创中心建设, 在PE、VC、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直投方面推动科技创业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为他们搭建桥梁。可以在深圳建立战略新兴板, 促进知识产权交易, 全方位为科技型创业提供投融资和一系列服务。推动金融中心发展, 搭建科技金融平台, 使各种金融机构活跃参与。

通过上述研究, 我们知道,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既有利于推动内地与港澳之间建立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经贸合作关系, 也响应了“ 一带一路” 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 为加快跨境企业的集聚和投融资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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