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室到民间:日本受容《论语》的路径及其效能
(日)海村惟一1, 海村佳惟2
1.福冈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 福冈
2.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 200062

作者简介:海村惟一,文学博士,日本福冈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东亚汉学研究;海村佳惟,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日中比较文化研究。

摘要

《论语》在285年春由朝鲜半岛的百济汉学家王仁应邀带入日本皇室,作为皇太子的学习教材。《论语》从此对日本列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数百年的学习积累,日本皇室产生了直接阅读本家大陆《论语》的愿望。在首次遣隋使回国后四年,圣德太子亲自撰定《宪法十七条》(604),其第一条第一句曰:“以和为贵”。此句可谓日本受容《论语》之滥觞。据《养老令》记载,《论语》(郑玄何晏注)在奈良时代已进入了学校教育。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等记载可知,汉唐古注《论语》由以明经道为家业的“明经博士”清原家世袭掌管。江户时代初期,清原家当家主清原秀贤却在1603年受到了青年平民书生林罗山的《集注论语》(朱熹注)公开讲座的公然挑战。江户时代中期由“农民圣人”二宫尊德通过《二宫翁夜话》把《论语》传播到了农民阶层。日本“儒教资本主义”的创立者涉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1916)奠定了日本近代社会制度的走向。《论语》1700多年来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也以自身的实际发展精准地受容了《论语》。故曰:《论语》乃日本文化之基因。

关键词: 《论语》; 日本; 《宪法十七条》; 林罗山; 二宫尊德; 《论语与算盘》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5-0020-05
From Imperial Families to Common People: Acceptance of The Analects in Japan and its Positive Impact
Amamura Yui-ji1, Amamura Kai2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ukuok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ukuoka, Japan
2.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ent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Analectswas brought to Japanese royal family as teaching material for the crown prince in the spring of 285 by Wang Renying, a sinologist of Paekche on the Korean Penninsula. It has great impact upon the Japanese archipelagos ever since. After hundreds of years of study, Japanese royal families developed a strong desire to have direct encounter with The Analects from Chinese mainland. Four years after the first batch of Sui ambassadors returning to Japan, Prince Shotoku himself compiled Seventeen-Article Constitution (in 604), in which the first article began with “harmony is most precious”. This sentenc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modification of The Analects. According to Yōrō Code, The Analects (with annotation by Zheng Xuan and He Yan) was taught in school in Nara period. It can be found in the books such as Nihonkoku Genzai Shomokuroku that The Analects with annotation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was held for generations by Kiyohara family which had myoūgyoū dō as its family business. Early in Edo period, Kiyohara Hidekata was openly challenged by public lectures on Zhu Xi's Variorum for Analects by Hayashirazann, a young scholar of humble origin. In middle Edo period, Ninomiya Sontoku disseminated The Analects to farmers with Night Stories of Ninomiya Sontoku. The Analects and Abacus by Shibusawa Eiichi, the founder of “Confucian capitalism” in Japan, defined the trend of Japan’s social system. For 1700 years, The Analects has tremendous impact upon Japan, and Japan has been adapting The Analects to its own circumstances. The Analects is, therefore, the gene of Japanese culture.

Key words: The Analects; Japan; Seventeen-Articles Constitution; Hayashirazann; Ninomiya Sontoku; The Analects and Abacus

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传入日本后的汉字是血液、汉学是身躯, 由此创生了假名、和学等, 在各个时期的日本文化里产生着不同的影响。传入日本后的《论语》成为日本各个时期的思想基因。由于字数篇幅的关系, 本文把行文之焦点对准《论语》在日本的历时性影响, 进行概略描述, 并略加论证日本对《论语》的受容方式和对《论语》的活用方法。

一、《论语》与《宪法十七条》

中华文化最早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是《论语》, 《论语》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论语》最初是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而《论语》的传入是日本文化欲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

日本史书对此事有如下的记载。受《史记》影响的日本首部史书《古事記》(712)应神天皇二十年己酉(289)条:“ 又, 科赐百济国, 若有贤人者贡上。故, 受命以贡上人, 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 并十一卷, 付是人即贡进(此和迩吉师者, 文首等祖。)。” [1]即由进贡于应神天皇的和迩吉师携带《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来到日本。日本首部勅撰史书(也是勅撰“ 六国史” 之首)《日本书纪》(720)记载《卷第十应神天皇》:“ 十五年(284)秋八月壬戌朔丁卯。……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 同《卷第十应神天皇》:“ 十六年(285)春二月, 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所谓王仁者, 是书首等之始祖也。” [2]两书互证可得“ 284年应神天皇询问百济派来的亦能读经典的阿直岐, 搜聘胜于阿直岐的博士, 可以明确地理解应神天皇培养治国才能的迫切心情, 同时阿直岐的爽快回答也说明了王仁在半岛的知名度之高, 并旋即派专人前往百济迎接王仁; 285年百济儒学者王仁应邀携带《论语》作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教科书来到日本” 的信息。此外还有“ 王仁的祖上是大陆人士” 的信息[3]。由此可见, 当时汉字文化圈的高度精神文明的传播途径和自然流向。古坟时代的日本列岛欲结束豪族割据、统一列岛、建立大和王朝时迫切需要外来的“ 贤人” 、“ 上人” 来协助; 经典《论语》在当时的汉字文化圈所起的巨大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2年(604)条有“ 夏四月丙寅朔戊辰, 皇太子(圣德太子)亲肇作撰《宪法十七条》” 的记录, 其第一条第一句曰:“ 以和为贵” [4]。此句可谓日本受容《论语》之滥觞。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十七条》时受容了来自大陆的23种重要经典、57个精华语句, 其中受容《论语》(《论语义疏》)的精华语句高达12次, 占其受容总数的21%。按其受容次数多寡为序的话, 12次的有《论语》、5次的有《管子》《礼记》、4次的有《韩非子》《孝经》、3次的有《庄子》《文选》、2次的有《左传》《老子》《汉书》《古文尚书》《诗经》、1次的有《国语》《千字文》《说苑》《韩诗外传》《荀子》《后汉书》《墨子》《潜夫论》《史记》《毛诗》《孟子》等。在此, 我们主要考察《宪法十七条》第一条是如何受容《论语义疏》的。

《宪法十七条》“ 一曰(第一条):以和为贵, 无忤为宗。人皆有党。亦少达者。是以或不顺君父。乍违于邻里。然上和下睦, 谐于论事则事理自通。何事不成?” 这第一条就受容《论语义疏》的三处经典(有下线处), 占扬弃其总数的27%, 接近三分之一。

首句的“ 以和为贵” 来源于《论语义疏· 学而》“ 礼之用, 和为贵” [5](P210下)之句, 更有可能直接源自于《礼记· 儒行》“ 礼之为和为贵” 。《礼记》也是圣德太子扬弃的经典之一。但是, 考虑到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是以治国之用为重, 故扬弃《论语义疏· 学而》为大。虽然只扬了此句的后半“ 和为贵” , 当是弃了“ 礼之用” 三字之中的“ 用” 却已经融化到“ 和为贵” 之中了。为了与其自创的“ 无忤为宗” 构成四字对句, 故在“ 和为贵” 之前加了“ 以” 字, 因为《礼记》已有此例。《说文解字》(100)解“ 忤” 为“ 逆” ; 《汉书· 萧望之传》有其用例为:“ 大与高恭显忤。” 圣德太子“ 无忤为宗” 之“ 忤” 与《汉书》同意。圣德太子扬《论语义疏· 学而》“ 和为贵” 弃其“ 礼之用” , 以构成《宪法十七条》的治国核心“ 以和为贵, 无忤为宗” 。飞鸟时代初期正是要树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朝廷的关键时期, 作为摄政的皇太子惟一能选择的执政方针只能是“ 以和为贵, 无忤为宗” 。时代的需求是圣德太子扬弃《论语义疏》的巨大动力, 他的“ 以和为贵, 无忤为宗” 的执政方针亦可谓日本扬弃《论语义疏》之滥觞。也是只引用原典语句的所需部分, 即日本式“ 引用法” 扬弃之滥觞。

第二句“ 人皆有党” 的“ 党” 出典于《论语义疏· 雍也》“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5](P248上)之“ 党” 。 《论语义疏· 雍也》:“ 郑玄(127-200)曰:五家为邻, 五邻为里, 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五百家为党也。” 故《论语义疏· 雍也》“ 党” 之意为“ 五百家” 。而本文所用《宪法十七条》的写本里有平安时代中期的训读加点[6](P4), 此写本在“ 人皆有党” 的“ 党” 字旁有“ タムラ” 的训读加点[6](P13), “ タ” 是接头语, “ ムラ” 乃“ 群” 之意, 指集团、派阀[6](P379)。由此可见, 《宪法十七条》在扬弃《论语义疏· 雍也》之“ 党” 时, 只是扬其字形而弃其意, 自赋予“ 党” 字形以“ 大和” 语之意, 即“ ムラ” 。故《宪法十七条》“ 人皆有党” 的“ 党” 字成为了日本汉字。这是单个汉字通过“ 和训” 来和化汉字之滥觞。顺便提一下, 明治时代在面对欧美文化思想大量涌入日本之时, 当时的学人就是以日本汉字的“ 党” 来吸纳“ Party” 这个欧洲思想的概念的[7]。此亦可谓日本式“ 化典法” 扬弃之滥觞。

第五句“ 乍违于邻里” 的“ 邻里” 乃吸纳《论语义疏· 雍也》:“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之“ 邻里” 。《论语义疏· 雍也》:“ 郑玄曰:五家为邻, 五邻为里, ” [5](P248上)《宪法十七条》之“ 邻里” 与《论语义疏· 雍也》之“ 邻里” 为同意。这是连字形带字义一起吸纳的典型, 此亦可谓日本式“ 吸纳法” 扬弃之滥觞。

综上所述, 《宪法十七条》第一条就有三处扬弃《论语义疏》的精华, 据其总数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 圣德太子把第一条的扬弃对象聚焦于《论语义疏》, 就说明对《论语义疏》的信任度是最高的。这样的高度信任与285年百济王仁携带《论语》来列岛教授皇太子的传统不无关系。同时, 圣德太子对《论语义疏》的扬弃有度, 也证明了他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有着清晰的深层的认识和把握。圣德太子对《论语义疏· 雍也》“ 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的扬弃则是日本文化的“ 受容” 功能之典范。

《养老令》(757卷)第四《学令》明经道的课目里有“ 论语郑玄何晏注” 的记载, 可见奈良时代(710-794《论语》的郑玄(127-200)何晏(?-249)二注已经进入日本的学校教育。《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着至平安时代初期为止的流通于日本的《论语》有“ 论语郑玄注十卷、何晏集解十卷、陆善经(?-744?)注六卷、皇侃(488-545)义疏十卷、褚仲都(?-?)疏十卷、无名氏论语六卷、无名氏论语义一卷、论语音一卷” 等八种《论语》文本。但是, 现存于日本的古钞本《论语》几乎都是何晏的《论语集解》通过皇侃的《论语义疏》而保存下来的, 也可以说镰仓时代以前日本的《论语》基本上是这个写本模式[5](P40)。从此, 汉唐古注《论语》由以明经道为家业的“ 明经博士” 清原家(公家)一直掌管下来, 到了江户时代初期受到了来自年轻的平民书生林罗山的挑战。

二、江户时代的《论语》

进入江户时代的日本对《论语》的研究和受容有了质的变化。担任第107代后阳成天皇(在位 1586-1611)、第108代后水尾天皇(在位 1611-1629)侍读的清原家当家主明经博士当时的学术权威清原秀贤(1575-1614)却在1603年受到了21岁的平民书生林罗山举办的朱熹《论语集注》公开讲座的公然挑战。

林罗山(1583-1657), 名信胜, 字子信, 号罗山。概观其25岁前的经历:出生于米谷商家; 4岁失母; 8岁已识基本通用俗字; 12岁能解(日本)国字, 读“ 演史小说” ; 13岁入建仁寺大统庵从师古涧慈稽禅师, 读唐宋诗文, 圈点《东坡全集》; 14岁从建仁寺十如院英甫永雄禅师学《庄子》和白居易诗文, 从建仁寺两足院梅仙东逋禅师学《书经》; 15岁离开建仁寺; 16岁读《元亨释书》、《事文类聚》, 圈点《后汉书》; 17岁悟出学问的根本在经学, 购入《史记》; 18岁初读朱熹的章句、集注, 开眼于朱子学, 公然开讲宋儒之书; 21岁公然开讲朱熹《论语集注》; 22岁开出440余部的《既读书目》(以汉籍为主)。23岁清原秀贤向江户幕府首任大将军德川家康起诉林罗山公然开讲朱熹《论语集注》, 但是德川家康并没有阻止林罗山; 25岁奉德川家康之命剃发入幕府, 掌管文教[8]

圣德太子在公元600年派出首次遣隋使探寻大陆本家《论语》, 1000年后, 林罗山在公元1600年开眼于朱熹《论语集注》是巧合也是必然。圣德太子在604年扬弃《论语义疏》制定列岛第一部治国大纲《宪法十七条》。999年后的林罗山以公然开讲朱熹的《论语集注》的创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 并打开了江户时代太平盛世的帷幕。林罗山扬弃《论语集注》创建日本朱子学, 并使其成为“ 官学” 的主流思想, 支撑了江户幕府265年。江户时代是日本列岛的文化繁荣盛世。

“ 官学” 的朱子学《论语》成为必读典籍, 农民出身自幼孤儿的二宫尊德(1787-1856)靠捡柴买书, 自学《论语》, 年长之后, 通过“ 乘凉夜话” 把《论语》的精华传播到农民阶层, 开发农民的心田, 而被称为“ 农民圣人” , 日后弟子们编成《二宫翁夜话》刊行于世。在面临江户末期的“ 天保大饥馑” , 二宫尊德扬弃《论语》宪问第十四:“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中的“ 报德” , 创立了“ 报德思想” , 以“ 至诚、勤劳、分度、推让” 为其四大纲领。在实际的农村救灾、复兴农业、重建家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二宫尊德从《论语》里体悟出“ 积小为大” 的经济原理, 同时还扬弃《论语》的“ 仁义礼智信” , 创立“ 五常讲” 是以救济贫穷农民的金融互助组织等等, 这些称之为“ 报德仕法” ; 加上以“ 至诚” 开发农民的心田、以“ 勤劳” 开垦农村的荒田、以“ 分度” 开启农民的智慧、以“ 推让” 引发农民的善行。由此, 振兴了600多个村落。有位中国学者认为二宫尊德的“ 报德思想” 里具有内在性的“ 公共意识” 观和“ 公共利益” 观。并得出“ 二宫尊德之所以能够做出复兴农村的事业, 基本上是他的公共意识在起作用” 的结论[9]

二宫尊德扬弃《论语》而悟出“ 没有道德的经济是罪恶, 没有经济的道德是梦语” 的经世济民思想, 其创建的“ 五常讲” 深深地影响了弟子一代。其中冈田良一郎(1839-1915)不仅创建了“ 劝业资金积立组合” (即今日的挂川信用金库), 还以“ 道德门” 和“ 经济门” 的经济思想创立“ 大日本报德社” , 并把全国各地原有的报德社纳入伞下形成一个统一的社团组织, 把“ 报德运动” 扎实地推向全日本。《论语》通过“ 报德思想” 在明治社会西学一边倒的时代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论语与算盘》

出身于豪农家庭的涉泽荣一(1840-1931), 5岁起便受到家庭的熏陶, 秉承家学熟读朱子学的四书五经, 尤其是《论语》。《论语》伴随着涉泽荣一改变日本社会走向的一生。涉泽荣一从武士(幕臣)到官僚、再到实业家都有《论语》作为他心灵的支撑。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均认为:“ 作为《论语》的实践者没有出涉泽荣一之右者。全心身投入精心培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位涉泽荣一的所有能量都是来自于《论语》。” [10]

涉泽荣一创立了日本首家银行“ 第一国立银行” 和东京证券取引所等金融机构, 还创立和经营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多达500家以上, 被国内外的学者称之为“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日本“ 儒教资本主义” 的创立者涉泽荣一在功成名就的晚年反省一生创业之心得, 76岁时写成《论语与算盘》于大正5年(1916)发行。11年后的昭和2年(1927)由忠诚堂再版《论语与算盘》, 由此可见, 此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涉泽荣一在此书中明确地提出了“ 道德经济合一说” 的理念, 即“ 涉泽论语” 。他认为“ 要问发财的根源为何, 仁义道德也。来源不明的财富, 是不会永久的。” 这一理念奠定了日后日本经济的框架以及日本社会的走向。85岁的涉泽荣一又从实学的学理上写出了《论语讲义》, 于大正14年(1925)由二松学舍出版部发行。《论语讲义》炉火纯青、哲理深邃, 形上形下、合二为一。此时的涉泽荣一认为《论语》是一部为了实现自我的最佳实学、人生的指南书。至此, 涉泽荣一集一生之感悟实践, 完成了“ 涉泽《论语》” 的完美体系。

近百年间, 日本社会依然在默默地实践着“ 涉泽《论语》” 。2011年6月涉泽荣一的《论语讲义》改名为《< 论语> 是人一生的心得》, 加上竹内均的解说, 由三笠书房出版在东京问世。4个月后, 2011年10月8日《日本经济新闻》亮出了一个“ 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涉泽荣一再评价的机运” 《大特集》。NHK教育电视频道“ 100分的名著” 节目也隆重推出了《论语》特集。反响极大!一个月后第二次印刷的《< 论语> 是人一生的心得》再度问世, 亦被一抢而空。《论语》再度成为实现自我的最佳实学、人生的指南书。

四、结 语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获悉《论语》是日本列岛在需要物质文明的同时更需求精神文明时由朝鲜半岛的汉学家带入列岛皇室的。约300年后列岛政坛出现了一位天才式的人物圣德太子, 他不满足在皇室内学习从百济带来的《论语》, 而期待直接从中国引进的《论语》, 作为他扬弃的对象, 制定了一部日本列岛的永久治国的《宪法十七条》, 其第九条第一句“ 信乃义本” 已经深深刻入在日本文化的骨髓里, 至今依然体现在商品的制作之中。

《论语》在日本与时俱进。林罗山的宋学《论语》在支撑江户幕府265年的同时, 也把《论语》普及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二宫尊德的“ 报德思想” 把《论语》普及到日本列岛的乡乡村村。“ 涉泽《论语》” 已经渗透到日本国民的心灵深处, 成为人生的指南书。

《论语》在日本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日本也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扬弃《论语》从中汲取实学精髓打开实在的未来。

1700多年来, 《论语》的故乡虽然没有向外推广过《论语》, 但《论语》依旧与时俱进地对日本文化以及社会制度不断地产生巨大影响。眼下仍然默默地作用于日本列岛的深处。故曰:《论语》乃日本文化之基因。

这就是汉字文化圈里的《论语》功效。

注:

① 《古事記》乃太安万吕所撰, 于712年奉呈于元明天皇, 日本最古史书, 并非勅撰。其文学价值也被后世推崇。究其书名的“ 古事” 可谓“ 史” , “ 记” 属言部, 记载口头承传, 被认为模仿《史记》之作。笔者认为《古事記》还是一部具有字典功能并催生日本语言的巨著(参见韩国《汉字研究》第九辑, 2013年12月30日, 31页-66页, 海村惟一《初考《古事记》的字典功能》)。

② 勅撰“ 六国史” , 为舍人亲王《日本书纪》30卷(720年), 菅原真道、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40卷(797年), 藤原冬嗣、藤原绪嗣等《日本後纪》40卷(840年), 藤原良房、春澄善绳等《续日本後纪》20卷(869年), 藤原基经、菅原是善、岛田良臣等《日本文德天皇实录》10卷(879年), 藤原时平、大藏善行、菅原道真《日本三代实录》50卷(901年)等六部勅撰史书, 记录了日本列岛神代至光孝天皇(887年)的历史, 主要是古代日本律令国家编纂的六部正史, 基本是编年体, 也有一部分的纪传体要素。

③ 据“ 订正纪年” 此年是405年。小岛宪之、直木孝次郎、西宫一民、藏中进、毛利正守校注:《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2日本书纪①< 全三册> 》, 东京:小学馆, 1994年。第482页。

④ 本文使用的文本为家永三郎、藤枝晃、早岛镜正、筑岛裕:《日本思想大系2圣德太子集》, 东京:岩波书店, 1975年。第12页。

⑤ 参阅东洋文库藏国宝岩崎文库本《日本书纪》卷二十二。

⑥ 参阅海村惟一《“ 受容” 与“ 反思” ─世纪之交的日中文化交流的剪影》, 收入邵东方、夏中义编《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级, 第131页。

⑦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与多天皇宽平三年(891), 相当于中国唐昭宗大顺二年。这部敕编目录的性质是一部记录日本平安前期为止的传世的汉籍总目录。室生寺本著录图书1579部, 17006卷。

⑧ 本文是笔者正在执笔的《日本论语受容(扬弃)史》的一部分。

⑨ 内村鑑三著、铃木范久译:《代表性的日本人》, 东京:岩波书店, 1964年。内村鑑三在此书中称二宫尊德为“ 农民圣人” 。

⑩ 1915年涉泽荣一被天皇授予“ 大礼记念章” 。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青木和夫, 石母田正, 小林芳规, 佐伯有清校注. 古事记日本思想大系1[M]. 东京: 岩波书店, 1982. 214. [本文引用:1]
[2] 坂本太郎, 家永三郎, 井上光贞, 大野晋校注. 日本书纪(上)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7[M]. 东京: 岩波书店, 1967. 372-373. [本文引用:1]
[3] 小岛宪之, 直木孝次郎, 西宫一民, 藏中进, 毛利正守校注. 新编: 日本书纪①日本古典文学全集2(全三册)[M]. 东京: 小学馆, 1994. 483(注16). [本文引用:1]
[4] 小岛宪之, 直木孝次郎, 西宫一民, 藏中进, 毛利正守校注. 新编: 日本书纪②日本古典文学全集3(全三册)[M]. 东京: 小学馆, 1996. 542. [本文引用:1]
[5] 武内义雄. 论语篇武内义雄全集(第一卷)[M]. 东京: 角川书店, 1978. [本文引用:4]
[6] 家永三郎, 藤枝晃, 早岛镜正, 筑岛裕. 圣德太子集日本思想大系2[M]. 东京: 岩波书店, 1975. 4. [本文引用:3]
[7] 井上哲次郎. 哲学字汇[M]. 东京: 东洋馆, 1884. 87. [本文引用:1]
[8] 堀勇雄. 林罗山[M]. 东京: 吉川弘文馆, 1964. 441-444. [本文引用:1]
[9] 海村惟一. 阳明学与东亚文化[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 157-168. [本文引用:1]
[10] 涉泽荣一. 《论语》是人一生的心得[M]. 东京: 三笠书房, 2011. 第2次印刷书带文字.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