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研究述要
李兵, 姜素萍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作者简介:李兵,哲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研究;姜素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摘要

政治哲学已日益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对2006年以来政治哲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分别从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政治哲学的界定、论争的主要问题以及由此展露出的研究理路和发展趋势作出概述和分析,以期把握脉络、发现问题,为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厘清思路。

关键词: 政治哲学; 研究述要; 研究进路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4-0077-06
A Review of China’s Studi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Recent Ten Years
LI Bing, JIANG Su-ping
College of Marxism,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 Yunnan, 650000
Abstract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received tremendous attention from Chinese academics. After combing through the signature accomplishments of the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2006,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viv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issues of discussio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trends so as to help us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identify problems, and clear the path for China’s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research review; research approach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知识界历经了从“ 传统主义时期” 到“ 行为主义时期” 的发展, 知识观经历了这样的演变, 起初是人文话语与科学原则联手铲除宗教观念, 随后是科学原则对人文话语的放逐。在科学原则逐渐取代人文话语的同时, “ 科学的” 政治学和行政学代替了政治哲学, 并使之陷入知识合法性的危机, 这反映了在自然科学话语体系面前整个人文学科话语体系的衰落, 这种据说是精密的、实证的、客观的知识原则最终将人文学科驱逐出去, 科学主义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人文话语权被边缘化的后果就是:一切超越性的关怀和价值性的诉求, 均因其不可通过实证知识而验证, 被贬斥为“ 非科学的” 或“ 非理性的” 知识[1]

一、政治哲学的复兴

政治哲学的复兴, 是理论的呼唤, 更是实践的需要。康德早就说过, 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仅仅作为手段, 但是, 面对上述被技术化、被实证化得面目全非的世界, 人怎样回到目的本身?人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一目的?对于这些困惑, 我们有必要重新诉诸哲学。

在宗教信仰权威被摧毁后, 怎样平衡经验与理性、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关系?生活意义应如何指引现实世界, 科学理性该如何限制理想世界, 进而避免这种“ 合理化” 的科学理性成为独断的意识形态?陈晏清教授指出, 只有哲学保持着对理性自身的反思, 捍卫着知识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而政治哲学正是在人们对哲学的这种期望中重新登场。他认为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引发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全球化催生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增加了风险和危机, 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 必须依赖当代政治哲学解决上述问题[2]

针对陈晏清教授的看法, 孙正聿教授提出,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相互依存。自由、平等、公正、权利, 体现了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规范当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价值。作为时代性哲学的政治哲学, 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中国哲学界对政治哲学的关注, 实质上是对人类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关切, 政治哲学亟需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从理论上来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3]

现代西方国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也遭遇了巨大的政治生活变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如何建构政治哲学就成为研究者的重大使命。衣俊卿教授认为,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转变是从宏观政治哲学到微观政治哲学。传统的宏观政治哲学研究囿于宏观的视角和局限, 受追求普遍性知识、思辨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 容易形成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我们应当透过微观政治现象, 关注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 形成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范式[4]

郁建兴教授对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概括, 指出政治哲学在人物研究、研究主题、理论资源等方面都得到了重要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取得相应发展。他用回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特质作为呼应政治哲学复兴这一事业的开端。他指出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对现存国家政治秩序的简单否定, 不是为了寻求现存政治秩序的社会正义。马克思政治哲学是未完成的, 需要后人对其在当代的可能性进行补充发展。学者们不能仅仅从典籍和原著中考证寻找, 还应该灵活应对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革, 结合社会科学相关理论, 积极回应当代现实问题。

二、政治哲学的界定

提出“ 什么是政治哲学” 并试图进行回答, 是非常困难的, 甚至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给出界定或进行探讨, 才能真正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在相关研究中, 有影响的政治哲学观不胜枚举, 在这里仅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进行概括。

姚大志教授认为政治哲学是实践哲学, 涉及政治的价值、制度和理想。政治价值是政治哲学的基础, 决定了政治制度。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 研究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继而提出政治理想[5](P1-11)。

韩水法教授诠证了政治哲学是构造和确证人的基本社会行为规范, 确定社会基本善品分配原则, 即正义原则。政治哲学研究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 对应的价值观念, 及其构成的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 不同的政治哲学学派的观点和相关方法论[6]

陈晏清教授提出, 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的反思, 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 对政治事物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活动的应然规范。政治哲学通过研究政治事物特征的内在本性、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 寻求政治事物的终极价值[2]

三、政治哲学问题之争

自由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处于支配地位。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 标志着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 成为了研究当代政治哲学新起点。20世纪下半叶以来, 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内部、自由主义和其他派别之间掀起了重大又激烈、深入且持久的罕见的争辩。作为重要的当代学术背景, 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相应围绕这一争论展开, 学者们也将介入此论争作为开启新的学术领域的切入点。

(一)自由主义内部之争

自由和平等是政治哲学最受重视的政治价值, 现代政治哲学经霍布斯、到洛克和卢梭、再到密尔, 可以说基本解决了自由问题, 但是却把平等问题留给了后人。当代的自由主义主要有两个派别:一派以罗尔斯为代表, 被称为“ 温和自由主义” 或“ 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 ; 一派以诺奇克为代表, 被称为“ 激进自由主义” 或“ 极端自由主义” , 其他自由主义派别可以在罗尔斯和诺齐克之间定位。

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理论称为“ 公平的正义” , 意图兼顾自由与平等, 坚持“ 平等的自由” 、机会均等和“ 差别原则” 。 在对社会基本善的分配中, 当平等和财产占有权发生冲突时, 罗尔斯强调平等的优先性, 诺齐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罗尔斯的。诺齐克构建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理论, 对罗尔斯等人的分配理论进行批评, 认为“ 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 人们合法持有的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对此, 龚群教授指出, 诺齐克忽视平等的重要性, 忽略社会合作中的协调正义的重要意义。罗尔斯关注社会公平, 重视保护弱者的权利, 认为基本善的分配应有利于最不利者; 诺齐克无视人们在智力、家庭、机遇等方面的差异, 而抽象地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和利益, 必然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平等[7]

罗尔斯强调平等的自由原则的优先性, 但其差异原则脱离了古典自由主义“ 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基本原则。按照差异原则, 安排和调整分配制度, 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万俊人教授称, 诺奇克抱怨罗尔斯放弃“ 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信条, 平等的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个人天赋的权利, 助长强势国家和政府, 违背自由主义的社会价值。罗尔斯指出, 任何对公民个体权利的规范和约束, 不是由政府提供, 而是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选择、安排和合法运行来提供[8]

姚大志教授将罗尔斯与诺奇克的主要理论分歧归纳为三点, 程序主义、分配正义和平等问题, 分歧焦点是差别原则:罗尔斯以平等的价值来支持差别原则, 诺奇克用权利来反对差别原则。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得到了道德直觉的支持, 诺奇克以个人合法权利维护社会不平等, 没有关心社会处境最差群体, 难以使用这一武器反驳差别原则[9](P111)。

徐友渔教授表明, 罗尔斯的《正义论》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并没有成为人们只能仰止的高山。与其针锋相对的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围绕“ 个人权利” 建构了一个观点新颖、逻辑严密的政治理论体系。诺奇克批评了罗尔斯的“ 分配正义” 概念, 认为分配正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 他认为正义原则是持有的正义, 不是关于分配的正义。在分配正义原则上, 诺齐克质疑罗尔斯分配要向弱势人群倾斜的理由, 认为财富、收入的分配应基于转让的合法性而不是人们的德行, 才智较差的人与才智较高的人应从合作中平等地得到利益[10]

(二)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 社群主义是在批评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逐渐壮大成为其最主要的挑战者。正义和共同体都成为了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 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

应奇教授从正义和德性的关系入手, 考察了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一个方面, “ 正义— — 德性之辩” 是贯穿于两者争论中的重要论题。新自由主义奉行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论, 正义是保障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规则。社群主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正义优先观点, 指出实现正义优先, 首先要保障正义的环境, 其次保证正义相比其它德性的优先地位。正义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 并非是绝对的和自明的, 而是有条件的。在提供这一论证时, 自由主义面临两难的选择, 他们没有看到正义的限度, 充其量只是一种“ 补救性的德性” [11]

俞可平教授表明, 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称为“ 新个人主义” , 社群主义则可以被称为“ 新集体主义” 。在方法论上,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传统的“ 原子主义” , 社群主义则更重视“ 社群” , 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把一切复杂的历史事件、政治行为和社会问题简约为个人行为的逻辑, 社群才是理解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在价值观上,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自由、平等, 而社群主义则强调集体权利, 关注公共利益[12]

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是极具冲击性的, 他们对正义原则的可普遍化提出了质疑, 也对正当优先于善的原则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坚信正义无法成为绝对真理, 不同时代的正义原则不同, 没有超越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正义。万俊人教授认为,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关于正当优先于善的质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对此进一步做了补充, 指出正当优先于善的主张确实面临很多问题。正当优先于善的政治正义不是超道德的, 考证一下相关的家庭、国家和社会的理论,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社群主义, 伦理优先于政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超道德的政治不可能也不可求的, 纯粹的政治正义无法解决政治哲学中所有问题[8]

姚大志教授对两者的争辩做了精炼的评判。首先, 社群主义挑战了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 批评了自由主义内部为维护其霸权开展的虚假争论。其次, 社群主义迫使自由主义的自我辩护方式更为合理。再次, 社群主义者促使罗尔斯反思和修正了其正义理论, 即后期的“ 政治自由主义” 。最后, 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 对自由主义没有实质意义的批判[13]

(三)自由主义与其他派别之争

对自由主义进行批评的不仅有社群主义, 还有其他派别:共和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当代功利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这里只对共和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归纳阐释。

1.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重新兴起, 80、90年代形成气候, 他们试图通过对自由观念的解释来挑战自由主义, 自由是其最重要的概念, 共和主义把自由当作最重要的善。共和主义明确提出肯定性的共和主义理论, 并且用这种理论来挑战自由主义。

对当代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问题, 刘训练教授持一种审慎温和的态度。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来看, 古典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补充, 自由主义借用了大量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 但在国家权力上与共和主义产生了分歧。刘教授说有些共和主义者为了批判自由主义, 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 将“ 共和主义的复兴” 视为一种批判资源, 没有意识到两者的传承和互动关系。这种论断可能会忽视自由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 也容易忽视共和主义的局限[14]

徐友渔教授跟刘训练教授持相似的看法, 他借助金里卡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金里卡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在哲学上不要过分强调二者的差异, 否则在政治上会起反作用。徐教授认为金里卡这一观点是有分量的, 不要看到双方争论就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 忽视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间有差别也有联系, 在某种程度上二者的共同点远大于分歧[15]

万俊人教授则认为共和主义的基本主张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构成严重挑战。共和主义者主张完善的政治目标。“ 好的国家政治” 和“ 好政府” 不仅意味着政治正确或政治正当, 也蕴含着政治伦理意义上的“ 善治” 和“ 完善” 。在政治哲学方面,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分歧在于, 前者的政治伦理是寻求政治的道德基础, 追问政治伦理的价值目的论根据[8]

姚大志教授着重分析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理论的差异。由于社会传统的不同, 两人在思想性质、理论语境、理论主题等基本思想上存在差异, 在民主、政治自主和程序主义等具体的政治哲学问题上也有不同, 这种不同既产生于、也同时在产生着欧洲社会与英美社会的不同[9](P458)。

2.自由主义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理论, 20纪70年代以来,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传统学说趋于没落, 以柯亨和罗默等为代表人物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得到认可。

李旸教授认为, 占据话语主导权的自由主义竭力辩护资本主义的正当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驳了这一正当性, 基于自由和权利的规范价值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 从平等出发批驳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当性。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损害了自由和平等, 强迫劳动侵蚀自由权利, 分配不公损害了平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 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挑战[16]

段忠桥教授分析了柯亨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批判, 指出“ 在一个分配正义占优势的社会中, 人们在物质方面可能得到的利益大致上是平等的” 这一命题, 没有论证正义社会的特征是基于刺激的不平等和正义的不平等的正义性[17]。“ 差别原则只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 , 反映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局限性[18]。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也混淆了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和基本的正义原则, 忽略了两者产生方式的差异[19]

姚大志教授认为, 在与当代自由主义者的交锋中, 柯亨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批评当代各种自由主义, 站在当代理论的前沿来发展马克思主义, 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些任务。在姚教授看来, 罗默用以与自由主义抗衡的优势平等分配正义理论也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深层问题:首先, 优势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其次, 我们如何明确区分开环境和责任?但是, 罗默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推给了哲学家[5](P206-239)。

四、政治哲学的研究进路

2006年以来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从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和发展趋势。

第一, 政治哲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点, 这一方面是理论本身的研究价值所需, 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所谓“ 现代性问题” 或“ 现代性危机” , 正是这种危机感促使学者们对当代社会出现的问题进行审查和反思。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 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 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 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 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20]中国近现代以来, 当“ 君权神授” 被赶下神坛之后,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取代了君权世界与民权世界的冲突。“ 自由、平等、博爱” 至上的政治信念逐渐放逐了“ 三纲五常” 为等级秩序的传统观念。这一过程中折射出的“ 现代性危机” , 反映了人类的总体生存困境。政治哲学通过对政治事物本性的反思来理解人类生存和世界本性, 政治事物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场域, 也是思考人生和世界最大问题的切入视点[1]

第二, 以自由、平等、正义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 是当代西方社会的最基本的意识形态, 也是当代西方社会及国家的正当性的基础。自由主义的“ 特殊性” 和“ 先验性” 不能完全成为指导和衡量中国的标准。

慈继伟教授讨论了正义的道德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 揭示了自罗尔斯以来英语学界规范性正义理论的限度:现代社会很可能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有充分理由同意的正义制度, 更不用说所有人实际上都会同意的正义制度。“ 共识” 的信念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善良预设甚或意识形态的预设, 武断地把对部分人更有利的制度看成是对所有人都普适的制度[21]。在万俊人教授看来,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缺乏正义动机理论, 正义制度实践运作过程缺乏公共政治伦理和理论。只有实现了制度设计和选择及其正义运作, 社会的正义才具有可行性[8]。姚大志教授也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理想的理论, 但是实践中还须考虑所处的历史背景, 分析其可行性[22]

第三, 国内的政治哲学积极回应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凸显的 “ 古今之争” 、“ 全球正义” 、“ 分配正义” 等新议题, 这些议题吸引了来自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进行研究, 对社会发展的一些理念、模式、路径等的论证, 促进了作为一种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的发展。

西方社会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比较典型的是古典与现代的差异。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重启了“ 古今之争” , 认为古代哲人智慧的丧失是“ 现代性危机” 的原因, 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不应是智慧追求的起点, 人类需要回归古典世界。在古典与现代不同的路径中, 斯特劳斯、施米特和布鲁姆等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价值观和全能的政府, 否认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和法治, 将当代自由主义作为主要论敌, 从维护社会共同价值观、传统或超验价值观的角度批评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权利[23]

近年来, 全球正义研究充满不同争议, 国内的学者阐释了自己的全球正义观。顾肃教授和刘雪梅教授从罗尔斯的《正义论》与《万民法》在正义理论适用对象和范围上存在的差别入手, 针对这一理论上的不一致导致的看法和批评, 重新阐述了罗尔斯本人的简要答辩, 以期从中得到重要的借鉴意义[24]。刘莘教授指出《万民法》过分依赖于国家主权体制的历史成规而使罗尔斯本人偏离了整体主义的全球正义观, 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多元社会的稳定性问题, 但他为公共理性的辩护却无法纳入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体系[25]。龚群教授则认为, 针对全球贫困问题, 在最大化效益原则方面, 把每个人作为道德考虑的终极单元的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观, 体现的彻底平等主义却不如功利主义[26]

随着罗尔斯正义论影响的逐渐扩大, 探讨分配正义的论著开始明显增多, 而近年来讨论尤为激烈, 这里重点关注一下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场争辩— — 姚大志教授和段忠桥教授的商榷。姚教授首先表达了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一些观点, 提出了分配正义的原则, 段教授就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并对姚教授分配正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自2011年至2015年, 两人你来我往四个回合, 推动了正义分配问题的讨论和深入研究。最终, 姚教授以一篇《论分配正义》对所有的评论做了回应, 重新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了一种更清晰的阐述, 指出分配正义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关注和批评, 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心恰逢其时。

第四,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正日益受到重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受到更多地关注。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 20世纪末以来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对这一领域研究不仅要探讨一些“ 基础性” 问题, 还需要随时代的发展继续深化。

陈晏清教授指出, 要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进而归纳出能够反映当代政治生活的本质、规范当代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理念, 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政治哲学, 推动社会秩序的政治建构[2]。孙正聿教授认为, 政治哲学的的基础性工作是探讨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前提性问题和对其理论资源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的理论分析。政治哲学的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领域, 实现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 互补” 和学者之间的“ 结盟” , 是一个重要“ 前提性” 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还需要考察其理论资源及研究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结合中国传统解释当代重大现实问题, 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 反击西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诘难, 重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路径[3]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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