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传统经济深度转型的经济学逻辑
杨新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作者简介:杨新铭,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

摘要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我国经济质量,带动了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并实现“弯道超车”,是因为它依托我国人口众多的消费红利,并全面地改变着传统经济模式:从微观上看,数字经济融合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颠覆了传统企业的盈利模式;从中观上看,数字经济通过机制创新改变了市场结构,使买卖双方近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完成交易;宏观上看,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应用正在拓展经济计划配置资源的边界,促进政府与市场的融合。这些新的变化要求政府跟上创新节奏,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缩小数字鸿沟,倡导数字伦理。

关键词: 数字经济; 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市场结构; 资源配置方式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4-0101-04
Digital Economy: Economic Logic of In-depth Transi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y
YANG Xin-mi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economy with “the Internet plus” at the core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China,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China’s economic quality and driv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develops rapidly and achieves corner overtaking as it depends on China’s consumption dividends of big population and is making sweeping changes in traditional economic model. From perspective of microeconomics, digital economy integrates “economy of scale” and “economy of scope” and it is changing traditional profit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so-economics, with mechanism innovation, digital economy has changed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thus made both buyers and sellers trade in an almost 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conomics, digital economy is pushing the boundary on the economic plans to allocate resources so as to strengthen integ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se changes call for the government to keep up with innovation, provide quality public service, narrow digital divides, and advocate digital ethics.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economies of scale; economies of scope; market structures; resource allocation patterns

2017年, 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这既是对近年来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兴商业模式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模式的一种新的探索[1]。因为从目前看,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并无差距, 甚至在这一领域, 我们占据着一定的优势。据统计,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30.6%的比重, 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数, 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 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一批互联网企业, 依托本国强大的消费群体, 与国际著名网络企业同台竞争,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 以“ 互联网+” 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托生于“ +互联网” 式的信息技术, 真正实现了对原有经济模式的革命。如果说1990年代以后, 得益于技术进步的军转民催生了信息技术革命, 使全球经济迎来了少有的长期稳定增长时期, 但信息技术革命与此前的产业革命相比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经济增长过程也没有摆脱依据大规模基础设施更新等所带有的周期性特征, 因此, 信息技术革命不会改变企业的经营(盈利)模式, 不会改变买卖双方的交易模式, 更不会改变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与此不同的是, 以“ 互联网+” 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正在改变着传统经济模式, 这种改变既包括企业盈利模式的变化, 还包括市场概念的重塑, 更为重要的是, 它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起了“ 挑战” , 并引发了经济学界的深入思考与争论。为了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 我们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和宏观(经济运行)三个层面对数字经济发生的变革进行分析, 以找寻其快速发展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一、微观上融合“ 规模经济” 与“ 范围经济” , 颠覆了传统企业的盈利模式

以生产型企业为典型的传统企业的利润可以用公式简单表述为:利润=商品数量× (价格-平均成本)。由此可见, 传统企业的利润是基于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受数量、成本和价格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从供给侧看, 企业要提高利润, 必须通过提高效率压缩成本并扩大产量; 从需求侧讲, 要通过提供优质商品(或服务)提高价格。但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 利润都来源于商品本身。而与传统企业不同, 数字经济的利润并不单纯来自数字产品(网络产品)本身, 因为很多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免费的。那么, 互联网企业的利润从何而来呢?从整个互联网行业来看, 广告经济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 免费似乎是行业巨头们的共同选择。虽然用户可以免费享受互联网企业提供的产品, 网络企业的利润主要由发布广告的企业来支付, 而发布广告的企业则是通过出售相关产品实现的, 通俗地讲, 就是“ 羊毛出在狗身上, 猪来买单” 。据统计, 广告收入在门户网站、社交网络、娱乐媒体、电子邮件的利润占比分别达到27%、21%、11%、10%。大家熟知的奇虎360, 2014年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构成中, 广告收入为2.43亿美元, 网络增长服务收入1.67亿美元, 分别占59.3%和40.7%; 同样, 2014年爱奇艺的营业收入中, 广告收入也超过30%。

数字经济颠覆了原有成本、价格、数量的简单逻辑, 开创了企业自身产品之外的伴生利润来源。但从理论上讲, 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盈利模式, 是其将范围经济发挥到了极致。传统的范围经济是在平行供给多产品可以通过降低总成本(平均成本)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显然, 传统范围经济强调的是产品相关性, 产品相关性越强, 范围经济的特征就越明显,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电子产品。数字经济将相关性降至了最低, 如植入的广告, 除了与提供产品必须出现在同一个媒介这一共性外, 与产品本身没有任何相关性, 这就极大地拓展了范围经济的应用范围, 从而使其发展成为可能。而这种范围经济又是建立在一定的规模经济的前提之下的。市场占有率、用户数量是网络企业获取范围经济的基础, 因为, 缺乏一定的规模, 无论是对于附加其上的广告还是其他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都不能实现。因此可以说, 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盈利模式, 是其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充分融合, 并将范围经济发挥到极致的结果。

二、中观上以网络平台为核心的产业组织模式改变了市场结构, 重塑了传统的市场概念

传统的市场是买卖双方交易的场所, 解决的是交易双方时间、空间的不对称问题。因此, 虽然分散的交易双方集中在有形或无形的市场, 但市场作用的发挥是被动的, 所有信息是通过无数次交易在博弈中不断传递、形成的。在此前提下, 无论是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 买方总是要自己去搜集整理大量信息, 买卖双方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的博弈地位。当然, 市场结构会改善这一情况, 如果买方处于相对垄断地位, 那么剩余会向买方倾斜; 相反, 如果卖方处于相对垄断地位, 剩余自然会向卖方倾斜。应该说, 在最大量交易的消费者与企业之间, 企业是占有相对垄断地位的, 因此, 消费者剩余会向生产者转移。但数字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网络平台企业的发展, 改变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不对等关系。相比而言, 我国电商的发展远快于国外, 除了消费群体巨大外, 主要原因有:(1)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备, 这是基础; (2)要素价格上涨, 倒逼商家理性选择, 选择电商可以节约企业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带来的成本上涨, 有效降低了商品价格; (3)劳动力数量优势, 使得送货上门这种毛细血管式的物流运输成为可能; (4)节约消费者交易成本, 一方面通过网上浏览可以节约到实体店购物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另一方面根据购买体验对商品、对商家进行评价可以节约选择成本, 避免潜在的不愉快购物体验; (5)网络平台在提供市场竞争环境的同时, 还通过对买卖双方提供的信用担保和惩罚机制, 规范市场交易行为。

所以, 以网络平台为代表的电商在提供了交易市场的同时, 改变了一(卖家)对多(买家)的市场结构, 在主动提供的各种机制下, 部分地实现了“ 完全竞争” 市场的效果, 保证了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网上购物平台淘宝(天猫)为例, 该平台创造了一个竞争性市场, 连接了数量众多的企业与消费者。淘宝(天猫)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见下表1), 除了前面分析的原因外, 还得益于两个机制的设计:其一, 对买家的评价机制。买家购物后可以在网上公开对卖家做出评价(包括文字评价及打分), 可以作为卖家的声誉机制, 即通过离散的博弈实现了连续无限期动态博弈的效果, 这是声誉机制内生过程。其二, 通过金融创新— — 支付宝— — 提供了信用担保机制[2]。买家通过支付宝购物付款之后, 款项并不立即进入卖方账户, 而是暂存在平台上, 只有买家向平台确认实际收到货物, 卖方才能收到款项。这就解决了网上交易不能实现现货交易“ 钱货两清” 而带来的囚徒困境问题。

表1 2014-2016年淘宝与天猫经营状况(亿元)
三、宏观上以大数据应用为引领, 挑战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发挥决定性作用几乎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主要特征。因此,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融合是资源配置机制长期发展的趋势, 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计划经济要以市场为基础, 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与企业微观的计划安排。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所说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早在上世纪20~40年代, 在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快速发展之时, 学界就展开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大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兰格等人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 论证了计划经济的有效性[3], 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计划经济具有先天不足, 并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尽管实践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 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的无效, 相反, 政府调控宏观经济与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一样, 成为各个经济体的标准配置。

数字经济的出现进一步加速政府与市场的融合:首先, 数据平台的统一调配, 充分利用了闲置资源, 使共享成为可能; 其次, 供给与需求融合使个性化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 提高了消费者效用; 再次, 基于大数据分析, 可以更加准确地模拟稳定的消费, 或者带有规律性的消费变化, 使降低供需缺口成为可能。无论是哪种机制, 资源配置效率都会被大大提高, 市场生产的“ 盲目性” 都会降低。在这种意义上,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扩大政府的边界, “ 经济计划” 的成分也必然能够有所提高。但必须明确的是, 大数据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记录, 对于带有规律性的理性行为(在大数定律的基础上)作出研判, 蕴含着理性人假设。而事实是, 人并不总是理性的, 尤其是在消费过程中非理性行为很多, 这已经被管理学所运用, 所以从数据中并不能完全刻划规律的真实情况。基于此, 市场这种分散化的决策对于资源配置依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 过分强调市场排斥“ 计划” 的学者或实业界精英也是有片面性的。如马云就强调:“ 进入数据时代以后, 请大家记住, 数据就是对未来的研判” 。而数据对未来确定的研判, 对不确定性与非理性是研判不出来的, 即使研判出来也难以做出恰当的供给, 或者说即使将各种可能性全都准备出来, 那么成本就会非常高, 相反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然, 无视大数据在经济规划中的作用, 单纯强调市场是万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应该说, 应用大数据可以更好地帮助政府作出宏观规划, 优化资源配置。大数据的应用将使市场和计划的融合进一步得到完善, 政府可以更好地应用市场作出科学规划, 这也就意味着大数据的应用会扩大政府的边界。

四、发展数字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数字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从传统媒介接收信息的模式在发生着改变, 运用新媒体接受信息、甄别信息、利用信息的能力也在逐渐加强, 这给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 如何运用大数据引导市场的良性发展, 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运用大数据可以提高政府经济与社会治理水平与能力,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能力运用大数据。大数据的收集、开发和运用的专业性比较强, 政府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掌握, 这就要求政府加大与相关企业、研究机构的联系, 培训政府工作人员, 使其能够利用大数据。

其次, 数字经济不同模式发展加速, 倒逼政府改革服务模式, 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需要。例如, 无论是约车平台(滴滴、快滴, 以及专车、优步), 还是共享单车, 原本是便利消费者、提高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型经济模式[4], 但如果缺乏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监管, 就都会引起市场不规范的行为和无序竞争, 最终不利于新兴经济模式的良性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对新经济模式必须具有较快的反应速度, 能够迅速出台恰当的管理办法和政策, 既要保证新型经济模式的快速发展, 还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再次, 缩小数字鸿沟带来的潜在不均等。运用数字经济提高个人效用是有门槛和成本的, 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数字经济的同时, 要关注那些不能有效运用互联网等不同的数字经济模式改善自身生活状态的中低收入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体, 要从通过加大对这部分群体的培训以及经济成果分享等方面着力, 尽量缩小数字鸿沟带来的新的不平等。

最后, 有效运用大数据时要确保个人隐私。在数字经济下, 个人的经济社会活动都是有痕的, 或者说我们都是“ 透明人” , 当然这种透明是对于掌握大数据的人或机构而言。因此, 如何保证私人信息被合理利用, 而不是被滥用, 甚至发生侵犯个人人身、财产安全等事件, 是政府必须面对, 而且是必须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的[5]

由此可见, 发展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真正使数字经济能够良性发展, 还需要政府做大量工作, 只有在规范的框架下, 数字经济才能够成为替代传统经济模式的新兴力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 马化腾等. 数字经济: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本文引用:1]
[2] 杜创. 从互联网创新看企业与市场的关系[J]. 经济学动态, 2017, ( 5). [本文引用:1]
[3] 郭冠清.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的反思[J]. 经济学动态, 2017, (5). [本文引用:1]
[4] 谢志刚. “共享经济”的知识经济学分析——基于哈耶克知识与秩序理论的一个创新合作框架[J]. 经济学动态, 2015, (12). [本文引用:1]
[5] 江小娟. 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J]. 经济研究, 2017, (3).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