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业自治的正当性
高俊杰
深圳大学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高俊杰,法学博士,深圳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行政法学研究。

摘要

行业自治是行业协会的固有属性,对国家或者其他平等主体而言,自治是行业协会的权利,是会员以集群方式实现个人权利的手段;对其内部成员而言,自治是行业协会的权力,属于社会公权力范畴。行业自治的本质是共同体自治,符合共同体自治的利益要素、组织要素和运行机制要素。在法哲学上,行业自治的基础在于“个人意志最高”,并取决于行业协会的精神独立性和协会事务的高度专业化。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决定了国家和社会必须各司其职,凡是行业协会能够自主解决的事项,国家不得任意干涉,行业自治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产物。

关键词: 行业自治; 社会公权力; 共同体; 辅助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094-07
On Legitimacy of Trade Autonomy
GAO Jun-jie
Law Schoo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rade autonomy is the inherent attribute of trade associations. For country or other equal subjects, trade associations are entitled with the right of autonomy, which is a way of achieving individual rights in groups. For members in the trade association, autonomy is the right for trade associations, which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public power. The essence of trade autonomy is the autonomy of commun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interest element, organization element, and operation system of community autonomy. In philosophy of law, the basis of trade autonomy lies in the belief that “individual will is the highest”, and depends on the independent spirit of the trade association and the high specialization of the affairs of the trade association.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determines they should perform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The state cannot interfere with anything that the trade association can handle on its own. Trade autonomy is the product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Key words: trade autonomy; public power; community; subsidiary principles

不同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生长的行业协会, 我国的行业协会在发展之初通常是由各级行政机关主办或者主管的, 不可避免地在人、财、物等方面严重受制于行政机关, 无法在规范市场行为和提供行业服务方面发挥其内在活力和应有优势。随着各行各类行业协会的发展壮大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推动, 行业自治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2015年7月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要“ 积极稳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 “ 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依法设立、自主办会、服务为本、治理规范、行为自律的社会组织” , 旨在逐步摆脱行业协会对行政机关的依赖关系, 推动行业协会依法自治。

为何要鼓呼行业自治?既往的研究主要侧重如下理由:行业自治具有高效、便捷、分担政府负担等优势; 西方国家都是奉行行业自治的; 政府管制下的行业协会难以获得长足发展等。上述论证毋宁是对现象的总结, 是类经验主义的, 在回答“ 脱钩是政府向市场主体还权还是放权” 这一问题时未免捉襟见肘。本文拟就行业自治的正当性提出如下观点, 以供商榷:行业自治作为行业协会的固有权兼具权力和权利双重属性; 行业自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自治; 行业自治以“ 个人意志最高” 为法理基础; 行业自治是社会与国家分权的产物。

一、兼具权利与权力属性的行业自治

行业自治, 即行业协会根据会员的合意, 通过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制定行业标准、实施认证、调控行业价格、奖惩和处理纠纷等对行业内部公共事务以及会员行为进行组织和管理。这是行业协会的权利还是权力?笔者认为, 对国家或者其他平等主体而言, 自治是行业协会的权利, 是会员以集群方式实现个人权利的手段; 对其内部成员而言, 自治是行业协会的权力, 属于社会公权力范畴。

(一)作为权利的行业自治

米尔恩在其《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一书中提出, “ 权利概念之要义是资格” , 并将拉斐尔与霍菲尔德对权利的界定有机结合至一起。在拉斐尔看来, 权利可分为行为权和接受权, 前者是指有资格去做某事或者以某种方式去做某事; 后者是指有资格接受某物或者以某种方式受到对待。霍菲尔德则将这种资格拆解为要求、特权(或者自由)、权力和豁免四种要素。在米尔恩看来, “ 自由” 要素和“ 权力” 要素是行为权的内容, 前者赋予权利人自行决定个人行为的资格, 后者赋予权利人决定与他有特定关系的第三人如何行为的资格; “ 要求” 要素和“ 豁免” 要素是接受权的内容, 前者作为积极的接受权赋予权利人享受某种对待的资格, 后者作为消极的接受权赋予权利人不受某种对待的资格[1]。根据上述论断, 在行业协会与国家或者其他平等主体的相互关系之中, 权利的四种要素皆可得到体现, 例如向主管部门反映本行业的利益诉求并要求获得满足体现了“ 要求” 要素; 自主制定协会章程、自主安排各种事务体现了“ 自由” 要素; 在某个契约关系中要求对方履行约定体现了“ 权力” 要素; 而依法享有税收优惠政策则体现了“ 豁免” 要素。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行业自治权利相对于其他平等主体而言, 主要体现为消极的防御权, 即其自治不被随意侵害, 对应的是霍菲尔德权利中的“ 自由” 和 “ 权力” 要素; 相对于国家而言, 行业自治则不仅包括以“ 自由” 和 “ 权力” 要素来对抗国家权力对行业自治随意干预的消极防御权, 还包括以“ 要求” 和“ 豁免” 要素请求国家为其自治积极地提供各种保障的积极请求权。

(二)作为社会公权力的行业自治

作为基本法律概念, 权力的本质在于支配性和强制性, 即在社会关系中, 一方主体凭借自己的意志对另一方主体进行支配, 并以相应的制裁后果迫使后者服从。“ 权力的支配性源于权力以资源为基础这一事实。……资源不仅构成了权力的基础, 而且成为权力的目的” [2]。权力的强制性则是支配性的延伸, 意味着权力主体的意志不以权利对象为转移, 无论权利对象是否认可, 其意志都将得到实现。现代社会行业自治的权力属性源于行业协会对本行业发展资源(人、财、物、信息、科技等)的垄断性占有, 成员的行为选择并因此受到限制— — 只能以服从行业协会的支配来换取对资源的利用机会, 否则即有可能因资源的匮乏而无法立足。

权力有无“ 公” 、“ 私” 之分?单从权力的支配性和强制性而言, 答案是肯定的。私权力的行使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标, 掌权者可凭自身意愿放弃对该权力行使, 如古希腊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 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治等就是典型的私权力。公权力则不同, 它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是共同体为生产、分配和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物品而对共同体成员的管理和支配, 因而不得随意放弃。在国家产生之前, 只有基于社会共同体的社会公权力, 国家产生之后逐渐有了国家公权力, 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对社会公权力形成压制。随着现代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发展, 国家公权力开始部分向社会转移, 社会公权力复又兴盛起来[3]。行业自治即是典型的社会公权力, 是行业共同体为了实现整个行业的共同利益而对行业成员的管理与支配, 即“ 行业组织的成员将自身所拥有的部分权力转让于行业组织, 由行业组织章程将这一转让事实以及转让结果记载下来, 并约定共同受行业组织的管理, 实行行业自治” [4], 以防止行业内部之间的无限竞争和相互损害, 并共同抵制外来侵害。

二、作为共同体自治的行业自治

法律上的自治可依主体的多寡分为个人自治和群体自治。个人自治通过自然人来实现, 处理的是个人事务。现代社会中的群体自治是个人自治的延伸, 是个人通过集群方式实现的自治, 处理是群体公共事务, 主要形式包括家庭自治和共同体自治, 行业自治则为典型的共同体自治。

(一)共同体自治的构成要素

根据德国学者尤翰林的观点, 共同体自治属于国家治理的一种形态, “ 是由一定的社会成员依据特定的偏好和特征自愿地构成国家内部的共同体, 区别与国家的管理体系, 在国家的法律监督之下,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负责, 处理成员间或者是公共领域内的公共事务的自主行为。” [5]作为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治理形式, 共同体自治由三方面要素构成:

第一, 共同体自治的前提是利益相关者自愿组成共同体关系。滕尼斯认为, 人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相互关系, 若人们由促进、方便和成效这类积极的关系组成族群, 并以统一的意志对内或者对外发挥作用, 就是共同体[6]。马克斯· 韦伯发展了滕尼斯的观点, 认为“ 所谓共同体关系, 是指社会行动的指向建立在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互相隶属性上” , 由成员凭借“ 对自己身份(或者本能)和社会处境自觉地批判性的思考” 而自愿做出的“ 恰如其分” 的处分。根据参与者主观感受的来源不同, 共同体关系可分为情感理性共同体和目的理性共同体, 情感理性共同体如家庭、宗教上的兄弟情谊、个人忠诚关系、民族共同体等, 目的理性共同体则是成员为满足需求或者营利而形成的结合体[7]

第二, 共同体自治的载体是一定的组织机构。合理的组织结构是共同体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的保障。马克斯·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为理想化的组织结构, 以“ 命令— — 服从” 为核心:(1)存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构成法律系统; (2)无论是“ 上级” 还是组织的成员皆服从该组织的“ 法律” ; (3)“ 官员” 根据公开考试而任命, 不得任意解雇, 按个人专业技能、资历、工作成就而定升迁等级; (4)组织的成员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呈现出层层命令与服从的关系[8]。还有一部分共同体的组织架构与科层制呈明显等级化不同, 这类共同体的“ 领导人和团体的行政班子依照团体自己的制度任命, 而不像不自主的团体由外人任命那样” [9](P78), 一切决策的制定必须取得成员的同意, 更多体现平等— — 协商的色彩。

第三, 共同体自治的主要依据是体现成员合意的内部规范。“ 即使一个拥有大量立法权的现代国家, 也不可能制定出有关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的法律。政府法律仍保留了大量的真空领域, 而这些领域则必须或能够通过行使私性或准私性的立法权力予以填补” [10]。制定内部自治规范是共同体行使“ 立法权” 的体现。与国家法相比, 共同体自治规范呈现出以下特征:(1)所有的自治规范都是成员间平等协商的结果; (2)其执行主要依靠成员的自我约束而非国家强制力; (3)在非垄断性质的共同体中, 成员对自治规范不满, 可以选择用脚投票; (4)就性质而言, 共同体自治规范大多属于调节性规范而非行政管理性规范

(二)行业自治契合共同体自治的全部要素

行业协会是由同行业经济组织或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共同体, 其目的在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团体共赢。根据韦伯对情感理性共同体和目的理性共同体的划分理论, 行业协会是典型的 “ 目的理性共同体” , 行业自治具备共同体自治的全部要素:

第一, 同质性成员的自愿结合是行业协会自治的前提。如果说理性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行业协会成立的动力, 而成员的同质性则是行业协会成立的基础。“ 有许多的结合体关系, 一方面明示或者暗喻许可加入是以某种专门资格为前提, 另一方面又具有包含性。当任何新会员的加入皆需经由共同体成员加以测试且同意才会被接纳时, 则自然更显露出这种结合体关系的特性。” [11]从历史上看, 作为现代行业协会雏形的欧洲中世纪行会在其产生之初就体现出成员的高度同质性。当时, “ 技术或职能的分化过程, 导致各类行会的产生。……工作的类型成为把他们联接在一起的纽带” , “ 所有不属于行会的劳工都被排挤出去” [12](P543)。现代行业协会也都在其章程中对会员的同质性提出要求, 即必须从事与本行业相关的生产或经营活动才能申请入会。

第二, 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是行业自治的载体。行业协会成员的同质性需求构成了行业协会的公共意志, 由于会员数量众多且分散, 于是全体会员选举少部分个人代为执行该公共意志, 被选举出来的少部分会员将代表全体会员来管理协会的相关事务, 由此产生权力所有者(全体会员)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13]。根据“ 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 这一科学定理, 现代行业协会一般都参照法人治理结构, 在会员(会员代表)大会之下设置理事会、监事会和秘书机构三者各负其责、分立制衡的组织机构体系, 以确保委托— — 代理模式下“ 谁从决策者的行动中受益” 和“ 谁应该从决策者的行动中受益” 之间的统一。

第三, 行业协会的章程和其他内部规范是行业自治的依据。恰如马克斯· 韦伯对自治的界定, 即“ 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 由外人制定团体的章程, 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定章程(而不管它是如何进行的)” [9](P78)。行业协会通常在成立之初便依据成员的合意制定相应的组织规则和相关内部管理制度, 以实现对行业协会内部运作的规范管理。“ 有组织即有章程, ” 在所有组织规范中, 协会章程是行业自治的“ 大宪章” , 是行业协会的基本组织规范, 通常对协会基本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做出规定。在章程之下, 行业协会将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各种内部管理规范, 如会员行为规范、奖惩规范和争端解决规范等, 共同为行业协会的正常运转保驾护航。

三、基于个人意志最高的行业自治

在法律领域, 自治与他治相对, 是“ 个体或者群体缘于其特有的理性自主品格而管理其自身事务, 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承受行为效果的生存状态” [14]。在法理上, 个人意志的最高性为行业自治提供了哲学基础。具体来说, 理性经济人具有趋利避害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 是自身利益的最密切关注者和最优实现者。也正因为如此, 法律赋予智力健全的个人“ 自己决定权” , 即“ 就与他人无关的事情, 自己有决定权, 仅仅对自己有害的行为, 由自己承担责任” 的权利; 或者是“ 就一定个人的事情, 公权力不得干涉而由自己决定” 的权利[15]。行业自治是个人自治的自然延伸, 对行业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决定了行业协会的运作必须以“ 成员的自我决策、自我规范、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 [16]为基础, 只有当自我实现存在障碍, 且这种障碍只有借助外力方能排除时, 行业自治的品格才会有所折扣。因是之故, 行业自治应是常态, 他治则为非常态。基于“ 个人意志最高” 的行业自治蕴含了两方面重要内容:

(一)行业协会的精神独立

作为现代行业协会的最早雏形, 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制度源起于市民阶级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 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发的过程。行会从其产生之初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 为了本团体之利益, “ 显出了要求特权和垄断权的迫切愿望” , “ 它们萌芽时, 就是组织起来的自由商人或手艺人团体, 以保护他们摆脱不自由的竞争和同等团体的竞争” 。与此同时, “ 行会的历史重要性, 不是在于它们的政治活动, 而是在于它们的商业与工业活动。它们是中世纪时代解决商业与劳动问题的手段。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 它们支配生产和分配; 它们规定价格和工资” 。并且, “ 随着行会数量的成倍增加和其财富的增长, 它们越来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 而不论该政府是属于王室还是封建主的” [12](P438-439)。

可以说, 从产生伊始, 行业协会就是为行业的发展争取更多自主权而与政府相对抗的。行业协会的这种精神独立性延续至今主要表现为现代行业协会在组织形成、人员编制及经费来源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与政府分离, 具体体现在:(1)其组成是自愿的, 而非依政府命令产生; (2)其组织具有自主性, 在内部实行自我管理, 受政府监督但不受政府的直接控制; (3)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是国家公务员, 工资、福利、待遇不依赖国家财政; (4)其主要经费来源通常来自成员的会费和社会捐赠, 而不是国家财政拨款[17]。行业协会的精神独立性造就了其两项重要的职能:其一, 将分散的经济实体聚合起来, 为维护成员利益提供组织化的保障; 其二, 作为成员与掌权者之间的桥梁, 向掌权者反映成员的利益诉求, 并因此而影响立法[18]

(二)行业协会内部事务高度专业

行业协会事务的高度专业性是由行业协会成员的同质性决定的。社会分工极具精细化造就了“ 隔行如隔山” 的认知差异, 加之长期的专业侵淫造成只有本行业的专业人员才能基于知识和经验精准地判断本行业的市场行情, 预测行业发展趋势, 从而为确保协会成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相反, 本行业之外的主体因知识匮乏和信息不对称而缺乏做最佳决策的能力。这就决定了行业协会应当是自治的, 只有自治才能够实现行业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 来自外行的不当干预往往带来负面效应。“ 排除外部介入的行业自治应当包含自主(autonomy)和自律(self-government)两个方面, 自主是行业协会享有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 不受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的不当干预; 自律是指行业协会成员自我决策、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和自我实现。自主是自律的基础, 而自律是自主的必然要求。” [19]

需指出的是, 行业事务的高度专业性和行业协会的精神独立性是相辅相成的, 专业化的事务决定了行业协会必须是内在独立的, 而这种独立又进一步强化了事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 行业协会作为市场主体, 其成立需到民政部门登记, 活动需受到政府监督, 而且国家还会为行业协会的运作设定基本法律框架等等。所以, 基于“ 个人意志最高” 的行业自治, 主要是指其日常活动不受国家任意干涉, 并非脱离国家公权力而存在。

四、国家— 社会分立下的行业自治

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决定, 国家必须对于社会能够自行解决的事项保持谦抑, 不得僭越, 这也是行政法上“ 辅助性原则” 的内在要求。台湾地区学者詹镇荣指出:“ 辅助性原则揭示了个人或小单元在整体社会、国家结构中, 具有行为优先权” [20]它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要求, 在消极层面上, 它要求政府不得随意干涉私人主体能够自主决定和自律管理的事项; 在积极层面上, 它要求政府对于私人主体力不能及的事项, 应主动担负起协助的责任。根据辅助性原则, 凡是行业协会能够自主解决和自律管理的事项, 国家不得任意干涉。

(一)从生存照顾到辅助性原则

20世纪初期, 德国法学家福斯多夫提出“ 生存照顾” 理论。他认为, 在自由主义国家时期, 个人可以凭一己之力获得生存保障或者能够顺利获得有效的生活必需品, 因而国家的责任仅限于消极地保护国民自由和财产。19世纪中叶以后, 人口迅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人们已经无法“ 自求多福” , 个人为保障其生存依靠社会团体之庇护。20世纪之后, 社会团体在保障个人生存方面亦变得力有不逮, 由是, 政治权力拥有者(即国家与政党)开始将照顾个人生存的责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负担起来, 奉行生存至上, 任何自由、秩序与福祉都必须以生存为基础[21](P39-45)。

福斯多夫的生存照顾理论基于“ 总体国家” 的逻辑而产生。受当时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 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体系; 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也日暮途穷” [22]。于此情形, 宪法学家卡尔· 施密特提出了“ 总体国家” 的命题, 认为在“ 总体国家” 时代, “ 个体被压制到成为政治实体任意处置的工具, 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社会主义党, 集中于党的领袖” [23]。根据“ 总体国家” 的逻辑, 既然对国民进行“ 生存照顾” 是现代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 那么任何能够达成“ 生存照顾” 的权力无论其是否形式合法, 皆具备实质的正当性。该逻辑之上的“ 生存照顾” 理论默许了行政权力可以 “ 满足生存照顾义务” 而不择手段, 因而染有强烈的反民主色彩, 给民主、自由和人权造成极大的威胁。

二战之后, 福斯多夫基于对社会环境变化的深入体察, 于1959年提出“ 辅助性原则” , 认为“ 现代社会和三十年代的社会在本质上已有极大的差异。除了在国家陷入战争及灾难的非常时期外, 在和平时期, 应由‘ 社会之力' 来解决其成员的‘ 生存照顾' 问题, 而非依赖于国家及行政的力量” , “ 生存照顾是当社会不能凭己力维持稳定时, 国家才扮演的一种‘ 国家补充功能' ” [21](P75-76)。上世纪70年代初, 德国宪法学者Hans· Peters极力倡导辅助性原则, 主张“ 实现公共利益是国家责无旁贷的绝对任务。但是, 这种国家追求、实现公益的行为, 必须在社会的个人, 凭自己的努力, 都无法获得利益, 也因此使公益无法获得时, 方得为之, 故是一种次要的补助性质的辅助行为” [24]

(二)行业自治是社团负责个体生存的体现

卢梭认为, 自然状态下的个体为了克服生存阻力而自愿结合起来, “ 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 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认为“ 政治共同体” (国家)就是这种“ 结合的形式” [25]。问题是, 国家是个体为保障自身生存所唯一能选择的“ 结合形式” 吗?如果不是唯一, 那是不是首选呢?从人类历史的演化来看, 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 人类出现, 原始社会就此产生。原始状态下分散的个体基于安全的需要结合而成酋、部落等社会组织形式, 这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共同体样态。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后, 国家方才产生。可见, 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社会共同体发展而成的高级共同体。因循这一轨迹, 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起源论得到了自洽, 即家庭是男女基于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 家庭繁殖衍生成村落, 人类为了获得更为优良的生活, 则由村落自发地结成城邦(国家)[26]

由此可见, 社会共同体先于国家而产生。社会共同体在成员的授意下行使“ 为共同体成员提供‘ 公共物品' — — 秩序、安全、服务, 以保障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自由、财产和不断增进共同体成员幸福” [27]的社会公权力。然而, 在国家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 国家与社会一体化, 国家权力成为人类社会的唯一权力。” [28]随着社会分工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进步的裹挟下不断完善和细化, 各种带有较强专业技术性的新兴产业和领域层出不穷, 从而使得国家公权力时常迫于技术和经验的匮乏而无法实现对该类事务的有效管理, 不得不转而寻求其他主体的支持, “ 为了捍卫自治的权利, 人民又通过结社将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组织” [29], 公共职能复又向社会主体转移。

国家并非社会契约的唯一产物。个体为保障自身生存所选择的“ 结合形式” 首先是社会共同体, 其次才是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讲, 行业自治“ 是人民以自治对抗他治的自卫权利, 是社会自治群体自我发展权利的必然要求, 也是亚文化的生存发展对抗统一的国家模式的必然要求” [15]。行业协会自主地规范会员市场行为, 自主地为会员提供行业服务, 自主地解决内部纠纷, 是通过社会团体保障个体发展的重要形式, 体现的是辅助性原则下“ 集体优先负责” 的理念, 国家不但不能干涉, 而且应予支持保护。只有行业协会优势发挥不到之处, 国家公权力方可出场。

“ 民主、参与和自治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民主要求参与, 没有参与就不可能实现自治。” [16]相对于团体性组织而言, 个体的参与能力是弱小的, “ 对参与民主系统的组成人员和事务的性质不加以区分的民主, 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 多数人的暴政' 。……当所谓民主讨论的内容关乎少数人的利益时, 少数人就不得不屈从于多数人的压迫” [15]。相反, 同样是作为民主系统中的少数, “ 社会团体作为一种自愿结合的组织性力量, 在表达利益、参与政治方面和个人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 [30]。因此, 行业自治作为一种治理形式, 体现了公共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治理方式由强制、他治向协商、自治的体现, 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注:

① “ 一个规范团体行为的制度, 应该叫做行政管理制度。一个规范其他社会行为并保障给行为者们提供通过这种规范所开创的机会的制度, 叫做调节制度。一个团体只要仅仅是以第一种形式的制度为取向, 它就应该叫做行政管理团体, 只要是仅仅以后一种制度为取向, 就应该叫做调节性团体。”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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