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伦理”到“责任伦理”:周秦国家伦理变迁与重构
王兴尚
宝鸡文理学院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陕西 宝鸡 721013

作者简介:王兴尚,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周秦伦理研究。

摘要

秦国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伦理选择,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国家伦理变迁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西周时代是一个以天命信念、德性伦理、礼乐文明为基础的“天下体系”,幽王之祸,宣告了西周“天下体系”的崩解。在春秋战国无政府状态下,秦国经历了一系列残酷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经过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发展阶段,秦国通过德性伦理、生存伦理、责任伦理的伦理选择,最后成为“霸王之国”,实现了大国崛起。同时,西周创造的“天下体系”也被秦国的“帝国体系”取而代之。

关键词: 秦国; 古国; 方国; 帝国; 德性伦理; 生存伦理; 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062-05
From “Tianxia Ethics” to “Responsibility Ethics”: the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Ethics in Zhou and Qin Dynasties
WANG Xing-shang
Research Center of Ethical Culture of Zhou and Qin Dynasties and Modern Moral values,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13
Abstract

The ethical choices of Qin State as it developed from an ancient state into an eparch state and then an empire provide a typical cas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ethical changes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re was a “tianxia system” based on tianxia philosophy, moral ethics and ritual-musical (Li Yue) civilization. The killing of King You of Zhou brought an end to the “tianxia system” of the Western Zhou. In the anarch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State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cruel struggles for survival and natural selection, going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of an ancient state, an eparch state and an empire. With the ethical choices based on moral ethics, survival 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ethics, Qin State eventually became a hegemony and rose as a great power. At the same time, the “tianxia system” created by the Western Zhou was replaced by the “empire system” of Qin State.

Key words: Qin State; an ancient state; an eparch state; an empire; virtue ethics; survival ethics; responsibility ethics

秦国的“ 帝国体系” 脱胎于西周的“ 天下体系” 。如果要把西周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一个跨文化比较, 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源头上与西方文化已经存在着巨大差异。杨龙指出, 古希腊“ 城邦伦理” 演变出的西方世界, 有一个从城邦主义到国家主义的发展路径, 尤其从13世纪到16世纪末先后形成了神学国家观、城市国家观和国家主义三个发展阶段, 但却没有发展出天下理论的世界观念[1]。赵汀阳指出, 由城邦伦理演变出来的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方案形成的“ 世界” , 现在还是一个“ 非世界” 。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 无效国家” , 而是“ 无效世界” [2]。造成这一尴尬窘境的是由于西方的国际秩序理论缺乏世界理念与世界制度, 尤其是一切皆从自我思考, 这就把自己与他人、信徒和异教徒、西方与东方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伦理意识。而中国周代的“ 天下伦理” 模式则为解决“ 无效世界” 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路和资源。天下思维的特点是:四海一家的大同意识; 超越丛林原则的德性原则; 以德服人, 崇尚人文礼乐教化; 确立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道德金律。中国社会虽然缺乏公民— 市民社会的思想, 但却发展出一套天下主义理论— — “ 天下伦理” 。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非常独特的。西周的“ 天下体系” 及其伦理如何嬗变为秦国“ 帝国体系” 及其伦理的呢?本文尝试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探索与分析。

一、西周“ 天下体系” 、“ 天下伦理” 的式微

西周的“ 天下体系” 是以天命信念、德性伦理、礼乐文明为基础的。侯外庐指出, 殷人没有德、孝并称的观念, “ 周人才把德、孝并称, 德以对天, 孝以对祖” 。德、孝观念与宗教信仰相关, 他指出:“ 上帝是一般神, 祖先是特别神。伦理上所产生观念也是和宗教相应的, 也有一般的观念‘ 德' , 也有特别的观念, 即‘ 孝' 。” [3]金春峰也指出, 在周代“ 孝” 属于私德的范畴, “ 德” 与政权转移联系, 是国家政权之合法性的基础, 属于公德的范畴[4]。由此可见, 宗教中至上神“ 天” 与祖先神分离之后, 伦理上的公德之“ 德” 与私德之“ 孝” 随之而分离。“ 孝” 以配祖祢, 与家族承传的合理性信仰相联系; “ 德” 以配天命, 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信仰相联系。于是, 周人天命信仰为基础的德性伦理结构就形成了, 并通过周公等人制礼作乐, 为西周“ 天下体系” 奠定了基础。这样, 周代的“ 天下体系” 便成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所说的“ 道德之器械” 。王国维指出:“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 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 一曰立子立嫡之制, 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 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二曰庙数之制; 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 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 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 实在于此。” [5]

正因为西周“ 天下体系” 中天命信念、德性伦理、礼乐文明的价值观, 才有了八百诸侯组成的政治军事一体化邦国联盟。《尚书· 泰誓上》指出:“ 同力度德, 同德度义。受(纣)有臣亿万, 惟亿万心; 予有臣三千, 惟一心” 。《尚书· 泰誓中》也说:“ 受(纣)有忆兆夷人, 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 同心同德。虽有周亲, 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 在予一人。” 可见, 将八百诸侯联系起来的就是这“ 同心同德” 的德性伦理价值观!正是周文王、武王、周公等楷模先知们的德性伦理价值观熏陶出整个周代充满天命、德性、礼乐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为周人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6]。西周前期的文、武、成、康、昭、穆之世, 能够依照天命信念、德性伦理以及礼乐制度维系周人的天下秩序, 是西周德性伦理“ 天下体系” 鼎盛之时, 这是一段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典范时期。

西周的“ 天下体系” 从周懿王(懿王姬囏, 前899~前892)开始发生变异, 天命信念沦丧、德性伦理衰落与礼乐制度松懈, 于是造成周王朝政治权力失落与精神信仰迷茫。据《史记· 周本纪》记载:“ 周懿王之时, 王室遂衰, 诗人作刺。” 周夷王(夷王姬燮, 懿王之子, 前885~前878)周王室与诸侯矛盾加深。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周夷王三年“ 王致诸侯, 烹杀齐哀侯” 。据20世纪40年代陕西扶风县任家村出土的《禺鼎》记载:周夷王之时, 鄂国不断扩张与周王室交恶, 鄂侯驭方竟率南淮夷、东夷共同叛乱, 攻入西周腹地, 将周王室推向崩溃边缘。接着周厉王(厉王姬胡, 前877~前841)暴虐, 独占山泽之利, 引起国人暴动, 周厉王被驱逐出王都, 自死未归。周宣王(宣王姬静, 前827~前782)即位, 不籍千亩, 周朝的籍田礼废弛, 虽然抵抗西戎一度控制了来自西方的威胁, 可是, 宣王晚年与西戎的战斗接连失利。周幽王(幽王姬宫湦, 前781~前771)宠爱褒氏, 导致王室内部两派权力斗争, 由于周王室与申、缯、犬戎联军决战失败, 都城被攻破, 周幽王被杀, 西周灭亡。周幽王之祸, 最终导致西周“ 天下体系” 轰然崩塌。中国社会进入“ 礼崩乐坏” 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是一个长达540年的无政府状态。然而, 处于“ 中国” 边缘的秦国却在这一乱世中强势崛起, 西周创造的“ 天下体系” 也被秦国的“ 帝国体系” 取而代之。

二、伦理重构的前提:秦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边缘崛起

秦国崛起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 三部曲” 。苏秉琦指出, 这种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三部曲以及原生型、次生型、继生型发展模式三类型, 在中原地区的次生型中秦国最具典型性[7]

其一, 古国时期。在西周与东周交替时期, 周孝王(孝王姬辟方, 前886~前892 )于公元前890年左右封“ 养马有功” 的非子于秦, 为周王室之附庸; 周平王(平王姬宜臼, 前770~前720)于公元前770年前后封“ 勤王有功” 的秦襄公为诸侯, 秦国与晋国、郑国等共同扶持周王室, 这是秦国的古国时期。周幽王之祸, 京畿之地的贵族重臣埋下祖传重宝纷纷逃跑的时候, 秦襄公却出兵勤王, 护送周平王东迁, 秦人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保卫西部边疆的历史责任。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被封为诸侯, 秦国正式立国, 秦襄公随后与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 互致聘问献纳之礼。秦襄公成为诸侯后, 居住于西垂(今甘肃省礼县一带)。《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也就是“ 平王五年, 秦襄公伐戎, 至岐而死” 。秦文公三年(公元前763年), “ 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 至汧渭之会” 。并在此营造城邑。秦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 文公以兵伐戎, 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 地至岐, 岐以东献之周” 。秦文公控制了渭河平原西部的宝鸡地区, 经营了46年, 于公元前716年去世。秦文公的孙子秦宪公徙居平阳, 并向东进军消灭了盘踞于丰镐附近。据《史记· 秦本纪》记载, “ 遣兵伐荡社。三年, 与亳战, 亳王奔戎, 遂灭荡社” 。秦武公即位(公元前697年)“ 武公元年, 伐彭戏氏, 至于华山下, 居平阳封宫” 。秦武公伐彭戏之戎, 将秦国力量推进到了渭河平原东部。为了巩固西部根据地, 公元前688 年灭位于陇西地区的邽戎、冀戎, 县之; 公元前687 年灭关中地区的杜、郑, 县之, 同年还灭了小虢。这是秦国建立郡县制的开端。秦德公迁都于雍, 秦国制定了要后世“ 子孙饮马于河” 的国家战略。据《左传· 僖公十一年》记载, 周襄王三年(公元前649年), “ 夏, 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 入王城, 焚东门, 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 这是秦人再一次履行勤王救周的国家责任。秦国从非子封秦在古国时期有八位君主在位:秦襄公(前777年~前766年在位)→ 文公(公元前762年至汧渭之会)→ 静公(不享国)→ 宪公→ 出子→ 武公 → 德公(公元前677年, 迁都于雍)→ 宣公→ 秦成公(前663年~前660年在位)。

其二, 方国时期。在春秋时期, 大国争霸, 挟天子以令诸侯, 秦穆公称霸西戎,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此时秦国进入方国时期。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 在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枝等贤臣的辅佐, 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 晋国的国家实力大增。秦国在方国时期的霸业, 为400年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因为秦人对于戎人之害, 可谓不共戴天。据《史记》记载, 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 秦用由余谋伐戎王, 益国十二, 开地千里, 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徐日辉先生指出:“ 从公元前890年左右非子受封到公元前822年秦仲被西戎杀死, 到秦穆公灭戎十二国, 再至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 西斩戎之源王” , 前后500余年总算扫清了渭水上游的西戎诸国, 真正做到西方霸主的地位[8]。至此, 秦国作为方国崛起于中国西部。秦国在方国时期有16位君主在位:公元前623年, 秦穆公灭西戎十二国→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 哀公→ 惠公→ 悼公→ 厉共公→ 躁公→ 怀公→ 灵公 → 简公→ 惠公→ 出公→ 献公(公元前383年, 迁都栎阳)。

其三, 帝国时期。在战国时期, 华夏列国灭国兼并, 争夺天下, 秦国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 迈向帝国之路, “ 四世有胜” , 秦始皇最终消灭六国, 统一天下, 这是秦国的帝国时期。从商鞅变法到嬴政统一战争之前, 秦国剑指东方, 同六国作战65次, 获全胜的58次, 斩首129万, 拔城147座, 攻占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其实, 秦昭王已经为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秦始皇嬴政即位后, 消灭嫪毐、吕不韦等势力, 用李斯、尉缭等人, 进行10年统一战争, 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东方6国。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 将全国分为36个郡, 后来增加至46个, 以家产官僚制治理天下, 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秦始皇在位期间, 进行多项大型工程, 包括开挖郑国渠、修筑长城、修建直道等。秦朝建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典章制度,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广泛而深远。秦国在帝国时期有“ 一公六王二帝” :公元前359年,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 公元前350年, 迁都咸阳→ 惠文王→ 悼武王→ 昭襄王(荀子:“ 秦四世有胜, 非倖也, 数也。” )→ 孝文王→ 庄襄王→ 始皇帝(公元前221年, 六国皆亡, 全国统一)→ 二世皇帝→ 秦王子婴(公元前206年, 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 秦亡)。

三、无政府状态、伦理递变与帝国责任伦理建构

西周灭亡后, 东周王室沦落, “ 天下体系” 解体, 华夏民族先后陷入三种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无政府状态与美国学者温特的三种无政府状态即霍布斯状态、洛克状态、康德状态相似[9]。康德状态以朋友关系为特征, 洛克状态以竞争者为特征, 霍布斯状态以敌人关系为特征。秦国的古国时期、方国时期、帝国时期分别对应着这三种无政府状态:古国时期的国家之间类似于由朋友角色构成的康德状态, 方国时期的国家之间类似于由竞争对手的角色构成的洛克状态, 帝国时期的国家之间类似于由敌人的角色构成的霍布斯状态。对于三种不同的无政府状态的挑战, 秦国积极应战, 并且进行了一系列自然选择过程:包括地理选择、政治选择、伦理选择。由此便产生秦国应战三种无政府状态的三种伦理类型的选择:德性伦理、生存伦理、责任伦理。

(一)古国时期康德无政府状态与德性伦理选择

秦国在古国时期, 周王室东迁, 秦国与周王室及其诸侯国的关系类似于康德无政府状态。温特认为, 康德无政府状态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 其核心是友善, 其逻辑是安全共同体。秦国与东方诸侯国的关系就是一种康德状态。秦襄公被封到周王室故地“ 岐丰之地” , 便有“ 车马礼仪之好” ; 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 “ 收周余民而有之” ; 秦襄公在西垂设立西畤、秦文公在关中设立鄜畤祭祀白帝少昊氏, 秦宣公在渭南兴建密畤, 祭祀东方之神青帝; 秦国不但自觉认同西周文化而且以华夏族文化正统自居。秦人认为自己与周人以及其他国一样都是炎黄子孙, 秦国属于颛顼高阳氏的后裔, 如秦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文:“ 高阳有灵, 四方以宓平。” [10]秦人还认为, 大费柏翳助大禹治水, 建立了功勋, 舜帝曾赐姓为嬴。所以嬴秦认为自己属于诸夏之一。如《秦公簋》铭文:“ 秦公曰:不显朕皇且, 受天命鼏宅禹绩; 十又二公, 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 保业厥秦, 虩事蛮夏。余虽小子, 穆穆, 帅秉明德, 剌剌桓桓, 万民是敕。” 秦国君主为了治理好秦国, 认真做好对待蛮夷和诸夏的工作。遵循光明的德性, 一定要把万民治理得安定和谐。此种状态下秦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 与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 互致聘问献纳之礼。除了护送周平王, 公元前635年, 秦国与晋国联合出兵伐戎平息王子带之乱, 以救周襄王。在古国阶段秦国尚有西周文化中天命信念、德性伦理、礼乐文明的余韵。

(二)方国时期洛克无政府状态与生存伦理选择

洛克无政府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 核心内容是竞争, 其逻辑是“ 生存和允许生存” 。在春秋时代, 齐桓公曾经“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 此时的秦穆公履行秦国的国际责任, 救患、分灾、讨罪, 帮助晋、楚等国家兴邦、复国。《左传· 僖公元年》指出:“ 凡侯伯, 救患、分灾、讨罪, 礼也。” 这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基本要求。秦国在履行分灾恤邻的国际责任方面, “ 泛舟之役” 堪称典范。秦国在履行救患扶危国际责任方面, 辅助晋惠公、晋文公执政也很典型:晋国发生骊姬之乱, 公子夷吾、重耳流亡在外。据《左传· 僖公九年》记载:“ 齐隰朋帅师会秦师, 纳晋惠公。” 可是, 晋惠公违背国家伦理, 对秦国背信弃义, 与秦国兵戎相见。结果, “ 襄王三年而立晋侯, 八年而陨于韩, 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 这时, 楚国将晋国公子重耳送到秦国, 秦穆公为之纳女五人, 并飨宴重耳。据《韩非子· 十过》记载:秦穆公“ 革车五百乘, 畴骑二千, 步卒五万, 辅重耳入之于晋。” 晋文公重耳不负众望, 果然成就了晋国大业。秦国在履行讨罪复国的国际责任方面, 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申包胥请求秦哀公派兵救援将要亡国的楚昭王。据《左传· 定公四年》记载:申包胥“ 立依于庭墙而哭, 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 秦师乃出。” 秦国的子蒲、子虎, 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国。

(三)帝国时期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与责任伦理选择

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 核心内容是“ 敌意” , 丛林法则主导一切, 暴力是惟一的逻辑。秦国在帝国时期实行的是霸王之道的责任伦理。霸王之道是吞并列国的战略目标, 责任伦理是霸王之道即处理国际关系的伦理在秦国内部的延续, 是实现秦国战略目标的行为规范。从战国时期的历史来看, 田氏代齐, 三家分晋, 周人宗法制度的血缘温情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战国时代夺地、杀人、灭国等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秦国在险恶的生存压力下, 不得不做出一种伦理选择。其中, 商鞅三说秦孝公, 秦国选择霸王之道就是一个典型。商鞅变法颠覆了西周的德性伦理, 抛弃了春秋时代的生存伦理, 建立了以成就霸王之业为目的的责任伦理体系。秦惠王用张仪之谋连横合纵, 秦昭王用范雎之策远交近攻, 秦国在内部实施的责任伦理, 其目的是要对外夺地、杀人、灭国, 最终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灭六国, 统天下, 成就霸王之业。

第一, 通过家庭分户制度, 形成家庭责任伦理。在社会的家庭构成方面, 商鞅变法以经济手段即税赋率制度来推行家庭分户制:“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 倍其赋。” 即, 通过加倍征收赋税迫使民户选择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就是说, 成年的子、弟必须分户, 任何家族都严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家庭分户制的推行, 避免了家族余子游手好闲, 一是使家庭成员各守其位, 各尽其责; 二是使其上战场, 立军功, 得军功爵位; 三是使其勤于农事, 得粟功爵位。有爵位者, 有免除徭役之权利, 即“ 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

第二, 通过什伍连坐制形成连带责任伦理。通过商鞅变法, 秦国百姓被重新编制:五户为一“ 伍” , 十“ 伍” 为一“ 什” 。一人有罪, 诸家检举, 否则就要连坐, 军中亦然。通过连坐制, 使每个人“ 行间无所逃, 迁徙无所入” 。连坐制度, 使得秦国乡里的农民只得遵守法令, 不敢作奸犯科; 军卒只能严遵军令, 即使战死也不敢逃。秦国的军工生产同样实行严格的连带责任管理制度:“ 物勒工名, 以考其诚; 工有不当, 必行其罪, 以穷其情。” (《吕氏春秋· 孟冬纪》)实行生产四级制:从相邦、工师、丞到工匠, 层级分明, 各负其责, 产品“ 签名” — — 如有质量问题, 可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 并且承担连带责任。如此, 秦国的军工产品质量上乘, 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第三, 通过郡县官僚制度形成行政责任伦理。秦国通过商鞅变法, 逐步废除分封制, 代之以郡县制。瓦解血缘家族宗法制, 代之以地方行政统治, 从而加强了层级政治责任, 同时也加强了君主的威权。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 废除井田制, 消灭分封制的经济基础。通过变法, 全国的军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之手, 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秦国被确立起来。

第四, 通过皇帝制及官僚制形成国家责任伦理。通过委托-代理关系, 秦国最高政治决策机构实行了最高领袖所有权与国家行政管理权的二权分离:秦国独立创造了“ 丞相” 这一正式官名。《史记· 秦本纪》记载, 秦武王“ 二年, 初置丞相” 。这与有三卿或者六卿执政的诸侯国明显不同。秦国废除贵族分封制, 实行郡县官僚制, “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 (《韩非子· 扬权》)建立了家产官僚制的行政责任伦理结构。

秦国从古国时期、方国时期到帝国时期, 经过了严酷的自然选择:就地理选择而言, 偏安西陲、固守关中、雄踞天下, 秦国最终选择了雄踞天下; 就政治选择而言, 帝道、王道、霸道, 秦国最终选择了霸王之道; 就伦理选择而言, 德性伦理、生存伦理、责任伦理, 秦国最终选择了实现霸王之道的责任伦理。秦国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 是中国古代伦理从德性伦理、生存伦理到责任伦理的三次转型, 也是中国古代国家从邑制国家、领土国家到统一帝国的转变。秦国将西周的“ 天下体系” 升级到“ 帝国体系” , 这给西汉以后儒家的“ 天下— 国— 家” 理念带来了新的理想空间。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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