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文化众筹的制度设计思考
黄玉蓉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黄玉蓉,文艺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政策研究。

摘要

公共文化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将政府、企业、组织、民众等参与主体聚集起来,完成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融资融智活动的一种公共文化创新供给模式。中国公共文化财政政策导向、民间社会蓄积的文化资助潜能及众筹平台集聚起来的文化资助力量使众筹机制与公共文化建设领域的结合成为可能。中国公共文化众筹制度设计主要包括运作原则、运作模式和实施路径。该制度设计应坚持公共性、区域性和公众参与性原则;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以平台聚集项目、以项目打造平台和融资融智一体化;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搭建众筹平台、形成监管机制、提高平台公信力及建立回馈机制、余款处理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等。

关键词: 中国公共文化众筹; 制度设计; 文化治理模式; 文化资助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055-07
Reflec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s Public Cultural Crowdfunding System
HUANG Yu-rong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Crowdfunding for public culture refers to an innovation and supply mode of public culture to get together the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s and people to raise money and introduce talents through the Internet. China's public cultural policy orientation, the cultural funding potential accumulated in China's civil society, and the power of the cultural funding gathered on the crowdfunding platforms make the combination of crowdfunding and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possible. The design of China's public cultural crowdfunding system mainly includes operation principles, operation mode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We need to adhere to public principles, regional principle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principles when designing the system. The operation modes mainly include gathering projects through platforms, creating platforms with projects, and integrating fundraising with talent introdu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mainly include establishing crowdfunding platforms, developing regulatory mechanisms, enhanc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latform, and constructing feedback mechanisms, balance treatment mechanisms, and risk-circumven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China's public cultural crowdfunding; system design;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s; cultural funding

公共文化众筹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将政府、企业、组织、民众等参与主体聚集起来, 完成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融资融智活动的一种公共文化创新供给模式。公共文化众筹模式可谓PPP模式与互联网新兴业态的结合而形成的产物, 较好地契合了国家倡导的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自下而上、以需定供” 的互动式、菜单式服务方式, 能为社会蓄积的公共文化服务潜能提供良好的出口, 同时也将以制度创新“ 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 [1]

众筹融资作为一种新型的科技创新融资模式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对于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等投资方式无异, 它不只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还可以邀请投资者参与项目的运营。作为传统资本市场的补充, 众筹融资丰富了社会资本构成, 加速了资本运转, 已推动众多文化产业项目的成功融资。但这些项目往往集中在人气高、容易吸引眼球的文化娱乐领域和动漫、音乐、出版等行业。将众筹机制引入公共文化建设领域, 运用众筹手段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当前中国公共文化建设亟需的制度创新。其意义应超越筹资运营层面的一般理解。它不仅是融资机制的选择问题, 更是公共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问题。

公共文化众筹一方面有利于弥补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本因大力支持劳动就业、环境和安全、节能减排等民生领域和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商业领域而对文化领域造成的挤压甚至侵蚀;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集聚民间因受限于国民较为单一的投资方式、投资渠道、投资思维及较高的投资门槛而大量存在的闲散资金用于文化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众筹这一新兴资本市场助力文化建设事业势在必行。

一、中国公共文化众筹的可行性

近年来众筹网络平台上文化类项目作为先驱性项目已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被个性化文化消费群体推崇为文化创新发展的催化剂。实际上, 基于文化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价值互换原理, 文化活动与众筹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 众筹项目最早也是从艺术领域发起的。“ 众筹的概念是纽约布莱恩· 卡梅利奥(Brian Camelio)的音乐公司ArtistShare率先推出的, 它在普通民众中筹集资金来资助一场音乐活动。” [2]众筹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式财政, 同时也是文化普及和艺术大众化趋势的核心要素, 文化类众筹不只是筹集资金, 众人创作、众人投资、众人消费等大众文化参与也是文化众筹的重要内容。

发达国家已在公共文化众筹领域做出了成功的探索。2010年法国卢浮宫为购买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老卢卡斯· 克拉纳赫的《美惠三女神》画作, 向普通民众成功募款100万欧元, 有5000名不同年龄和国籍的捐助者为此慷慨解囊, 如愿以偿地将《美惠三女神》收入馆藏[3]。2011年, 荷兰鹿特丹的ZUS建筑设计事务所发起了一个“ I Make Rotterdam” 的众筹项目, 当地群众只要花上25欧元就能将自己的名字或者想要说的话刻在一块小板子上, 而卖小板子所筹集到的资金最后用于鹿特丹中心城区的一座人行天桥的建设, 这座命名为Luchtsingel的天桥将鹿特丹的三个核心地区联结在一起, 形成了别具匠心的城市立体景观。2012年Luchtsingel获得了“ 鹿特丹城市创造奖” [4]

(一)中国公共文化财政政策导向

尽管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一直在呼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文化事业费的稳定增长机制, 但各级财政部门实际执行起来难度不小。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 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博弈的均衡点来决定的。任何预算支出都必须综合考虑经济、政治因素, 比如财政支付能力、跟纳税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事务、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原则等总量平衡问题。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环境和安全、节能减排等国计民生都存在支出缺口的情况下, 公共财政支持目标一定只能是限制性的。因此, 即使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有限的财政支付能力都不可能满足无限扩大公共财政投入文化的期望。一方面财政收入有限; 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公平和效率, 要考虑各项民生的相对重要程度, 毕竟还有更具紧迫性的民生工程需要公共财政的大力投入。

中央政府意识到了文化建设需要集聚全社会的力量。2015年5月11日, 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体育总局起草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 对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一政策的出台意味着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已从国家战略构想进入到战略实施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强调要“ 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能由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 政府不再直接承办; 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 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1]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尚未为社会力量的进入和实质性参与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 导致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活力及动力均未能充分激发。

(二)民间社会蓄积了大量文化资助潜能

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是政府, 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文化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相反, 单一的财政投入渠道却有可能造成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效率低下、服务方式不佳等局面。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方式投入公共文化事业, 可以激发出民间蕴藏的文化建设活力, 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放大效应。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中国民间社会已经蓄积了大量有助于推动文化事业繁荣的财富,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一方面好的文化项目找不到婆家, 另一方面资金找不到去处, 有意孵化文化项目但缺乏渠道指引, 而众筹平台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让个人和小团队参与众筹, 能更好地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众筹平台集聚文化资助力量

众筹平台使小额资助成为可能。历史上的文化资助人往往由皇室、贵族、精英或者富豪担任, 近代以来不少国家政府如北欧五国、法国、中国政府就曾是最大的文化资助人, 平民百姓尚未广泛参与。但互联网时代在开启一个文化民主时代的同时, 也开启了一个文化资助的民主时代。众筹平台上人人都是捐赠者, 人人都是出资人, 每一个独立个体无论尊卑贫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随时捐赠或出资, 在获得精神愉悦和满足的同时也为文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尽管这一己之力可能微弱, 但积沙成塔的效应不容忽视。

二、中国公共文化众筹制度设计思考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空白点、财政对文化的投入不足、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 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限制影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 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无法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而公共文化众筹运作机制尤其适用于人均预算收入较低、财力不充裕、财政投入水平不高的欠发达地区, 越是公共财政无法过多辐射到公共文化领域的地方, 越具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巨大空间。从我国公共文化众筹的现状及国外公共文化众筹的有关经验出发, 结合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关要求, 公共文化众筹运作制度设计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运作原则

1.公共性

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其服务人群具有开放性, 无论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所处地域, 无论健康与否都应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传统意义上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是以政府为主体的文化部门, 即文化行政管理单位、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经营性文化单位等。随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日渐完善,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大幅提升,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也日益多样化, 由此公共文化服务的“ 公共性” 范畴也不断扩大, 一方面体现在服务人群、服务空间的“ 公共” ;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服务提供主体、服务体系的“ 公共” 。此处所述服务提供主体的“ 公共” 是更为广泛的概念, 意即公共领域的个体、群体皆可参与到公共文化发展的建设大业之中。它不再是文化部门一家的工作, 而是可以广泛吸纳社会公众力量共同参与的事业。从服务体系的角度来看, 在资金投入来源、组织协调机制、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外延。鼓励社会闲散资本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到公共文化领域, 创新公共文化组织协调机制, 吸引来自各个领域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众筹的产生依赖于互联网这个开放的平台, 开放性使得公共文化众筹的公共性尤为明显。互联网的普及与覆盖打破原有的空间阻隔, 更有利于公共性的实现。公共文化众筹的平台建立是面向大众而非部分人群的, 对于参与众筹的项目也限定在公共文化范畴, 众筹的低门槛决定了发起人的多样性, 同时也决定了出资人的大众化和多元化, 无论富豪还是工薪阶层, 人人皆有可能。众筹的性质决定了项目的共享性, 个人、群体或组织都可参与其中, 共建共享文化繁荣。

2.区域性

公共文化发展的形态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区域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如天津人多数爱听相声, 而湖南人更喜欢花鼓戏, 潮汕人则喜欢潮剧。每个地方的人都拥有各自地区共同的文化记忆, 这种通过系列公共性、集体性的精神文化活动形成的文化记忆, 使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道德规范、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文化认同, 给人们提供一种文化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众筹的非产业指向性特点使其更倾向于本土化和区域化, 无论是在一座城市、一个地区或是一个国家, 这种特征让大众投资人能够很好地参与到他们的公共生活当中去, 并能够逐步改变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对借款、投资等事物的传统观念。公共文化众筹通过发挥众智、集结众资, 配合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 帮助人们建构文化认同, 从而满足不同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目前国内兴起的众多众筹平台有开通区域性众筹的综合平台, 如众筹网设有苏州站、河南站、湖北站等; 也有专门针对某个地区成立的众筹网站, 如阆中追梦网。从本质上来看, 这两类平台都致力于众筹细分领域的服务, 将发起人与出资人聚焦于某个特定地域, 由此更易获得本地区人群的关注, 引发对某种特定文化记忆的共鸣, 利用熟人网络与关系得到更多的信任与支持, 从而加大众筹项目的成功几率。

3.广泛参与性

近年来, 由于全球经济的低迷, 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倾向于将众筹作为一种获取资金支持的重要补充手段。卢浮宫以及尼古拉· 特斯拉博物馆等众筹案例的成功运作体现了公众对文化的热爱, 说明文化遗产在他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众筹平台, 出资人不分男女老少, 从商界大佬到普通民众, 甚至包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 都可以为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众筹机制的低门槛使绝大多数人普遍、广泛的参与成为可能, 人人出资、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对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是一种有力促进。

我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喜爱文化艺术的文人雅士, 要说他们对于文化的参与和创造尚属小众领域,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 国人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解决温饱、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 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 公共文化领域也日渐成为文化参与和文化创造的理想场所。人们不仅仅是文化的享有者, 更是文化的创造者与创新者, 通过这两种角色的互通互换, 社会大众既感受到公共文化的惠泽, 又能满足心理上的荣誉感与崇高感。

(二)运作模式

与发达国家的众筹模式类似, 我国现有的文化众筹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领域, 如文化创意类众筹, 是以众筹模式搭建文化领域与资本、商业领域的专业知识互通平台。纵观我国公共文化众筹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其运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平台聚集项目, 专业的众筹平台在这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以项目打造平台, 项目发起人和平台的打造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等特点; 三是融资融智一体化, 众筹项目在获得资本青睐的同时, 也吸引了出资人及感兴趣人士的智力投入和创造性参与。

1.以平台聚集项目

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将不同个体联系起来一同参与资助公共文化项目, 有效地促进社会实现全面文化参与的发展目标, 它成为组织方测试民意与市场的试金石。众筹平台使文化行政部门能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 便捷地利用后台搜集到的文化大数据和大流量优势, 分析测算并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众筹平台将网络群体集结到一起, 其群体性合作机制很好地契合了文化建设自下而上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的众筹机构和平台聚集了大量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如位于美国旧金山的渠道类平台Neighborly通过为用户提供市政债券购买渠道, 从而为人们提供投资自己社区的机会。投资者不管是否具有美国身份, 均可在平台上注册, 将得到免佣金、免个人所得税和改善社区环境等投资回报, 其发起的大都是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致力于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项目。这一类型平台的成功运营基于市政债券资助这种形式在欧美尤其在美国的悠久历史和成功经验。市政债券在美国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纽约州的伊利运河、丹佛国际机场、芝加哥千禧公园都是以这种方式集资建设的[5]

2.以项目打造平台

在以项目为引领打造平台的公共文化众筹发展模式中, 项目发起人可以是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博物馆等; 打造出来的平台可以是实体的, 也可以是虚拟的; 可以是专业性的, 也可以是综合性的; 可以是短期的, 也可以是长期的。如深圳首家众筹书店微微书吧于2014年12月开业, 它是由50位互不相识的股东每人出资1万元集资成立的众筹平台。微微书吧的成功运作离不开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发起人。微微书吧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杜兴建是深圳阅读推广人, 在阅读领域具有较大的号召力与带动作用, 由此才会引发在众筹发起不到72小时50个众筹名额便一抢而空的现象, 并引发了大众的热议; 第二是运营模式。50位股东不参与书吧的实际运营, 但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其实已经成为书吧的第一批种子会员, 经由微信公众号及各自朋友圈对书吧进行线上线下的宣传和推广变得自然而然。书吧不设专职店员, 每日由两名义工店员值班, 书吧内大部分消费都由顾客自助完成。读者不仅可以到书吧看书、借书、购书、聚会等, 还可以通过书吧建立的微微书香网享受O2O的服务, 甚至还享有捐书、收书、评书、出书以及创意礼品制作、文化精品打造、会员分享交流等一系列的延伸服务。微微书香网打破了地域的局限, 相当于一个虚拟的网络聚集地。而线下的实体书店也不仅仅是书店, 众多成功运作的项目将书吧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共享、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和使用平台[6]

3.融资融智一体化

文化众筹的融资模式对个体捐赠行为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十分明显。艺术捐赠人往往不仅是艺术项目的参与者, 同时也是艺术产品的消费者。相较于融资功能, 众筹在公共文化领域的融智功能更为重要。众筹项目在获得资本青睐的同时, 吸引了感兴趣人士的参与和智力投入, 即所谓“ 有钱出钱也出吆喝, 没钱更要好好出吆喝” 。所谓“ 出吆喝” 正是集聚民智、发挥群众智慧的一种体现, 在这里消费者既是生产者, 也是投资者, 更是创造者。公共文化众筹能激发并满足大众个性化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 构建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和融资者的共赢生态圈。比如:四川阆中市推进的“ 众筹图书馆” 项目, 由“ 中国好人” 靳建中担任发起人, 他号召大家把众筹信息分享到朋友圈, 网友、当地居民、游客等不仅加入到众筹书屋的书籍捐赠行动中来, 还纷纷为图书馆的整体和全面建设拾柴添火。知名作家阿来也成为众筹书屋的力推者, 他向书屋捐赠了相当一部分书籍, 并亲自到阆中参与读书活动, 与游客互动。这个筹书筹资筹人的众筹项目以互联网为媒介拉近了图书所有者、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距离, 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 成功营造古城的书香人文氛围, 推动了古城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实现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与文化旅游市场的联动效应[7]

(三)实施路径

1.搭建平台

公共文化众筹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以下两类众筹平台:一类是综合性众筹平台, 如前所述的博物馆开展的众筹项目, 多是在美国最大最知名的众筹综合平台KickStarter上进行的。综合性众筹平台的优势显而易见, 平台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已日渐成熟, 且在行业内与国际上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由此上线的众筹项目关注度与曝光度都有一定的保证, 但正因为综合平台的综合性也导致其无法专注于某一个垂直领域, 难以提供更为周到与有效的众筹服务。另一类是垂直众筹平台, 这其中又分为两种, 一是由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起来的文化类众筹垂直平台, 如昆明的“ 文化粑粑” 众筹平台, 专注于云南民族文化发展, 其首期公开的众筹项目有云南庭院话剧、音乐节、云南历代名人书画展等公共文化项目; 二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公共文化服务众筹平台, 着眼于公共服务包括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等公共领域, 如美国的CitizInvestor就是专注于社区文化和公民参与平台建设的众筹网站, 其建立的初衷就是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搭建专门的集资平台。随着众筹领域竞争的加剧以及众筹行业的内生发展, 平台垂直化发展是未来趋势。

综上所述, 本研究认为公共文化众筹平台的建立宜从两个层面出发:一方面是选取一个试点省市(宜为公共文化服务欠发达地区), 由政府、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与个人共同发起成立第三方公益组织机构, 然后由该公益组织机构来建立一个垂直的公共文化众筹平台。经过简单的审核, 在平台上注册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通过平台发起众筹项目, 甚至地方文化部门也可以委托第三方社会组织为其计划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发起众筹, 以测试民众对该类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与民意。平台的独立运营由公益组织机构负责, 包括网站建设、众筹项目的筛选、项目众筹过程的相关服务、项目实施等。政府文化部门承担该公益组织机构的监管职责, 主要包括前期项目的筛选和后期项目实施的监督。另一方面应利用已有的成熟的众筹平台, 如众筹网、京东众筹等, 引导更多民间社会力量通过众筹平台参与公共文化建设, 政府文化部门可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对在这些平台上获得众筹成功的公共文化项目(尤其是那些分期进行、内容优质并且深受群众喜爱、具有很好社会效益的众筹项目)进行购买, 进一步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推动社会资本与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良性互补。

2.形成监管机制

通过互联网平台汇集资金便捷、快速, 但监管困难成为痛点。无论是以公共文化众筹平台聚集优质公共文化项目, 还是以优质公共文化项目引领综合众筹平台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块的发展, 都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有效的众筹监管机制。公共文化众筹平台一旦建成, 进行文化项目众筹, 就会进行资本往来, 此时证监会与省市文化执法部门共同承担监管职责, 文化部门的监管是基于文化项目公共性和文化安全的监督, 以公益组织机构事先与文化部门商定的监管协议明文规定为依据。虽然由于公共文化众筹平台的公益性, 它不会开展股权或是债券众筹, 但证监会依旧对平台的资本往来具有法律监管效力。由综合众筹平台购买的社会化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从最初的项目发起到众筹阶段包括实施阶段都由众筹平台来进行监督, 而那些可以进行长期供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并符合群众需求的众筹项目, 在被政府文化部门购买后也就开始了后众筹时期的征程。在这个时段, 政府文化部门、文化市场及群众都对其负有监督职责, 项目评估内容和标准可参照政府文化部门向社会购买的其他项目。

3.提高平台公信力

现有的文化众筹网站存在运营模式不完善、盈利模式不明晰、平台影响力不够等问题。如专门针对文化创意领域众筹的文创汇, 其原创优质文创项目数量无法满足网站所需, 从而限制了众筹网站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众筹行业内影响力比较大的都是那些具有很高公信力的平台。国内最大的众筹平台众筹网成立较早, 经过一两年时间的摸索, 将原来综合类的栏目集中至现有的7个, 并设置了几个城市的区域性众筹栏目, 集中精力办大事, 将有限资源应用到优势项目上去。随着一众成功众筹项目带来的关注度与曝光度, 众筹网在行业内的地位得以确立。KickStarter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众筹平台, 它的成功一方面有赖于美国民众之间良好的信用基础与社会诚信体系, 平台上发布的众筹项目数量很多, 但依托平台所建立的众筹网络社区使得发起人和投资人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 许多出资人既出资支持别人发起的项目, 同时自己也发起一个项目来获得别人的支持。在这样的角色互换中, 众筹平台的服务保障、发布的信息以及融资过程都能保持透明。

要提高文化众筹平台的公信力, 首先须确保平台的定位准确。公共文化众筹平台的公益性质决定其定位是为政府公共文化投入的补充, 平台本身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因此在公共文化众筹平台上众筹的项目都应免费发布, 平台不收取服务费用。从KickStarter的运作经验来看, 平台的社区建设尤为必要, 通过将发起人与出资人集结到平台上, 不仅能够收获大量关注公共文化服务的用户有效的互动交流, 加上项目的定期定额设置, 快速的更新, 保持了项目的流动性与新鲜度, 网站流量与用户数量也能得到保证。真正支持一个众筹平台运作下去的是源源不断的创意创新性项目, 因此确保优秀的项目数量更为重要。平台成立初期, 就必须引进若干有影响力且具可持续性的众筹项目, 可以是一些已经众筹成功的公共文化分期项目, 也可以发挥名人效应来发起众筹项目。总之, 从平台建立伊始, 就应着力建设平台公信力, 形成细分领域的行业标准, 同时也要增加公共文化众筹平台在传统纸媒、电视台和新媒体微信朋友圈、社交网络的曝光率, 加大平台与公共文化项目的宣传力度, 吸引大众关注并参与公共文化众筹。

4.建立回馈机制和余款处理机制

成功众筹的公共文化项目本身就是面对广大群众开放的, 当然也有一些是私人服务, 要收取一定费用, 如果出资与不出资最终所获得的公共文化服务没有差异, 那就会大大影响群众参与支持众筹项目的积极性。因此, 建立一定的回馈机制很有必要, 既不影响公民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平性, 又能够吸引个人或群体出资支持众筹项目。公共文化众筹平台筹集到的资本将全部投入到公共文化项目的建设或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 对于众筹出资人而言, 其常规的回馈方式有实物、非实物。尤其是各种富有创意的体验都能够成为回馈和奖励方式, 其中部分回馈方式由于数量有限, 资源独特, 其出资额也更高。从西方的基金会运作模式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角度而言, 为众筹出资人中的企业、个人提供税收上的减免, 亦可尝试作为一种回馈方式。已于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五十条规定:“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 捐赠财产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8]该法条的实施或将为公共文化众筹出资方的税收减免提供法律依据。

众筹项目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来确保众筹平台的有效使用和众筹项目的大众化筹资, 虽然众筹名额和资金数目都有限定, 但一些优质的公共文化众筹项目可能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当公众的投资热情、兴趣爱好、价值认同得到激发, 势必会出现一个优质众筹项目上积累大量超额资金的情况, 除去项目所需筹集的资金外, 还会有大量余款存在。针对这些余款应制定相应的处理机制, 可根据出资人或支持者的意愿追加进成功众筹项目的后续发展; 亦可以透明公开的方式成立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众筹发展基金, 用于帮助和支持那些针对弱势群体、特殊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浙江台州金清已经积极探索农村基层文化俱乐部和文化礼堂活动资金众筹模式, 该地的村民和社会群团组织及个体私营企业参与“ 一元捐众筹基金” 筹款, 通过捐献一元钱就能共同参与和享受文化大餐, 营造了一种“ 我投入、我参与、共享受” 的氛围, 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而随着“ 一元文化基金” 的建立, 该地还专门出台基金管理办法、基金财务管理办法, 并成立基金理事会[9]

5.建立风险规避机制

相较于传统的融资方式, 大量的小额融资使得众筹模式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原本由少数几个人承担的风险, 分散到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身上, 每个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就小得多。除去平台本身面临的风险, 由众筹项目带来的风险更需规避。首先, 众筹平台本着对出资人负责的态度, 必须从对项目发起人的资质审查、项目的可行性审核及众筹过程的监督, 到众筹资金的发放与使用以及项目回报、实物的最终发放等情况进行严格的管理与监督, 最大限度地减少众筹风险, 促进公共文化众筹模式的良性发展。其次, 大规模的文化众筹可能带来文化垄断, 大众趣味决定资金去向和项目走向, 有可能导致流行文化泛滥而高雅文化缺失。项目发起人有可能在利益驱动下被所谓“ 民意” 牵着鼻子走, 而放弃了文化引领、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在项目的筛查与审核阶段就应该注意规避上述问题, 平台建立前期, 为了增加用户数量, 可适当引进符合大众趣味的项目以吸引广泛的群众关注, 一旦平台运营进入稳定期, 社会效益与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就应作为首要考量因素, 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搭配, 尽最大可能做到兼顾二者之长, 促进文化稳健发展。最后, 政府文化部门、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及社会监督组织、媒体公众等多方监督力量, 要坚守好自己的领地, 做好监督保障工作, 防止出现虚假众筹项目或是不兑现回报承诺等情况。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运行特征, 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将成为主流。因此文化行政部门不仅要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同时要运用多种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互联网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主体和平台。公共文化众筹本质是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等现代科技拉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民众的距离, 使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获得全面的转型升级, 致力于向群众供给最新、最有吸引力、最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和体验, 从而提升国民文化素质,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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