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计量参照
王列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作者简介:王列生,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公共文化政策和文艺人类学研究。

摘要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颁布实施,社区文化治理的体制刚性得以实现。这意味着现代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最后一公里”环节面临社区文化治理的极大机遇和全面挑战。社区文化治理的设施配置问题应参照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和绩效标竿等要素。基于人口规模配置设施,我们才能走出行政意志统置的粗放型社区文化治理无效的既往困境;在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中,应基于异质形态特征确立指向分异的社区文化设施配置原则;在同质结构形态但要素构成比重不同的前置条件下,应基于要素构成的影响因子动态博弈变化,具体制定测算特定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有效技术方案;文化设施扩容或文化设施升级的二次配置,其配置标竿应该与平台工具运行绩效状况和政策工具使用绩效状况保持同步关系和平行可换算关系。

关键词: 社区公共文化; 设施配置; 计量参照; 文化治理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046-09
Measurement Reference for Community's Public Cultural Facility Disposition
WANG Lie-sheng
The Research Center of Public Cultural Policy at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ct”, the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has come into being. This means China has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in terms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abilities, and is faced with grea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dealing with “the last kilometer problems” of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size,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benchmarks. We can only find a way out of the ineffective extensive community cultural governance when we dispose facil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population size. In a heterogenic social structure, we need to establish community cultural facility disposition principles on the basis of its heterogenic characteristics. In a homogenic structure with elements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we should tailor policies to effectively measure the disposition of cultural facilities in specific communiti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diverse elements. In the expansion upgrade of cultural facilities, we have to make the disposition benchmark synchronous and convertibly parallel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ools running at the platform and the effect of policies.

Key words: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facility disposition; measurement reference; cultural governance

在国家层面以专门法形式确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刚性并跟进性地使其法律效力生成之后, 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递进性变化获得了社会合力条件给定的内驱动力。这一内驱动力的价值维度之一不仅要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制度建构过程、政策工具匹配方式以及平台工具运行效率等传统取向, 在“ 新常态” 的绩效目标牵引下, 积极进行更加富有社会诉求针对性、问题解困有效性和文化治理创新性的全方位转型努力, 而且要求在公平正义和让最大规模人民群众有其“ 文化获得感” 的价值诉求基础上, 超越公共文化资源尤其是设施集中配置和标志性符号配置的既有路线与观念定势, 在“ 简政放权” 和“ 民生优先” 的总体原则下, 迅速将文化资源配置重心尤其是公共文化设施配置重心向基层转移, 向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领域转移, 向城市社区和新型农村社区转移。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治理转型背景下, 公共文化治理的社区文化治理命题跃然成为所议知识谱系的前沿性诱导空间。这一“ 跃身” 不仅与世界各国文化治理的当代有效探索保持高度一致, 而且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 正在形成其别有洞天的“ 中国经验” 与“ 中国方案” 。

同样也恰恰因其所处文化治理“ 中国经验” 与“ 中国方案” 位置, 社区文化治理过程行政刚性所支撑着的技术方案设计、逻辑后果衍生出一系列迫切需要理论思考与实践求证的公共文化政策问题导向与学理空间, 所以本文也就在诸如此类的合法性前提下, 将社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计量参照这一具体技术路线的公共文化政策议题作为讨论的焦点与重心。

这种讨论, 从一开始就必须绕开常规叙事那些似乎已经实现“ 概念自明” 或“ 指令定位” 的形式主义思路, 绕开那些课题化语词诸如“ 均等化” 、“ 标准化” 、“ 计量化” 等。之所以如此, 不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诸如此类的概念、价值指向构成紧张对立关系, 而是这些简单化处置的概念和指令, 于表层光鲜之下隐藏着预设价值偏离的危机, 并且其危机扩大事态还在于, 愈是这些概念和指令社会延展面扩容, 就愈将显现其简单、肤浅、僵硬、形式化, 以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文化民主、文化资源共享、文化制度安排、社会正义等一系列重要价值标杆间的悖离。

毫无疑问, 致力于概念和指令命名建构的绝大多数常规叙事者, 其叙事动机都是满怀一腔热情地投身于文化建设事业, 甚至在这样的投身中, 最大限度地兼顾到人民群众获得文化实惠、文化官员获得文化政绩、文化政策研究者获得文化研究知识成果等相关各方的利益诉求。因其如是, 所以即使技术方案已经滞后过时, 还会以一种社会统计学的姿态进行基于诸如人均图书占有比例的特定文化资源社会均量配置, 而且还因存在对均量配置复杂性的恐惧心态, 千万百计地从某些技术细节进行方案修补或操作调节, 如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性, 几乎所有的方案设计者们都会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变量或其他功能杠杆来予以供给能力调节, 以为由此就足以使文化资源均等配置技术方案得以落地并且具有较为完善的方案形态。

事实上, 在网络时代和视觉生活方式全面来临之前, 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都将国际图书馆协会的有关统计分析模型, 视为有其权威指涉力的特定文化杠杆功能分析范式, 也就是说, 传统的图书资源配置方式在此前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文化权利保障参照坐标之一, 甚至即使在今天, 这种参照意义也并未完全丧失。但即使如此,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其指涉功能和参照意义已经大打折扣, 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在新的文化社会学价值结构位置, 重新定位其存在方式及其这种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布局后果。从这个意义说, 任何“ 过时论” 或者“ 功能否定论” 的思维方式, 都不过是非理性的猎奇情绪产物, 其后果与因循守旧的均量图书占有简单计量的传统型制一样, 都会影响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具有的知识制度建构和文化制度安排。

如果说这一事态尚处于可控性体制局面的话, 那么在均量图书占有数量标竿给定之外的其他测值标准, 诸如年均电影观赏次数、年均舞台艺术刚性机会指标、年均送艺下乡频率、年均拨款增长幅度、年均戏剧进课堂覆盖面……虽然都以某种量化均值来体现“ 均等化” 或“ 标准化” 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预设目标, 但这种简单均等化与强制标准化制度设计本身不仅因文化生态复杂性、差异性、互约性乃至自衍性而实际上根本无法根植生长于一国之广袤大地, 而且也会因缺乏“ 最大公约数” 与“ 文化民生社会意志” 的坚实支撑而演绎为自娱自乐程度极高的“ 体制空转” 后果。诚然, 那些修补性的创新功能运转方式或者缝隙填充的平台工具增量能够在所谓“ 点餐制” 、“ 需求订单制” 、“ 网格覆盖制” 等技术方案改进层面有所收获, 但这些收获较之作为大前提的体制条件先天不足, 其结果就只能是杯水车薪和微乎其微。

于是我们也就被迫重新回到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原点, 按照“ 人民意愿” 而不是“ 权力意志” 来精心策划和设计, 使其成为公平价值与效率价值高度叠合的功能框架, 从而为“ 中国方案” 下文化治理的草根大地呵护以及精神家园建构提供制度条件。而要升华到如此价值高度反思我们正在遭遇的现实文化问题, 简单均等化抑或形式标准化显然与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去殊远, 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非战略思维惯性下战略性地创造出十三亿人民共建共享的基本文化制度。由此也就要求我们从制度建构的功能编序出发, 合乎社会发展规律与文化存在逻辑地开列出清晰而完善的制度命题清单与功能框架合力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 立法生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本身就是战略性文化制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是迈出的关键一步。但这还远不是文化制度方案的全部, 而且它还不足以使我们的现代文化治理及现实的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得以全方位解困。对此, 相关各方都必须从新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原点出发, 去寻求文化治理的升级版“ 中国方案” 。

虽然现在已有不少责任担当者正在为此付出艰辛努力, 而且某些努力也已经有其值得首肯的知识成果, 但与完整的制度命题清单功能框架合力模式的中国方案目标相比, 无疑还有不可低估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有理由静待完善方案的“ 天上掉馅饼” , 或者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不同命题层面或具体功能环节作出我们必须累积的知识努力或实践求证。社区文化治理作为特定编序位置制度命题拟置, 其合法性就在于此, 而这一命题拟置下的社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参照, 作为一种更加细节性的制度张力技术方案, 其合法性亦同样在此。

那么, 所谓配置参照, 在这一细节性技术方案中又包括哪些内容呢?这同样需要相关各方更长时间的共同努力, 才能获得谱系完型的规范知识答案, 而本文的着力点恰恰就在于为类似答案的规范入场先行择要出如下义项:(1)人口规模配置参照; (2)社会结构配置参照; (3)绩效标竿配置参照。

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其首要配置参照无疑都是以人口规模勘定的测算基数。基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特定国情, 充分考虑社区人口规模对基础文化设施配置的决定性前置条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其理论依据而言, 这一配置参照指向, 既符合广义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亦符合现代罗尔斯正义法则。

在人口密度相对均衡条件下, 社区人口规模总量接近或许是边际内社区存在的常态。例如北京市的东城区和西城区, 其行政统治下的非行政社区规模彼此间落差往往较小。但在人口密度绝对多数处于非均衡条件下, 社区人口规模落差就会从加法效应走向乘法效应, 即使在同一城市空间边际之内也会如此, 所以北京望京社区与西北旺社区的人口总量呈现出极为明显的乘法倍数落差换算关系。而对地域辽阔而且地区人口密度极不均衡的偌大中国而言, 无论是城乡之间, 还是东中西之间, 其社区人口规模的存量方差乃至变量非均衡性, 较之例举的北京社区之间的人口换算关系要复杂得多, 因为我们不能按人口规模的近似性可控来筹建数以万计的城乡社区, 不仅人口分布状况不允许有这样的幻想, 而且空间形态也决定了类似幻想完全不可能成为现实。

历史地看问题, 过去的文化治理线性依赖于行政层级文化资源配置和公共文化设施配置, 于是在“ 把持” 而非“ 落地优先” 框架下, “ 权力操控” 直接制约着诸如此类配置的实际命运, 所以人口规模就不足以构成一切配置的决定性前置条件。在极限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形形色色暗箱操作的文化权利寻租, 所以也就有诸如“ 人情配置” 、“ 权力配置” 、“ 关系配置” 、“ 回扣配置” 等发生在文化领域的配置腐败现象, 而且即使在极限情况的腐败现象之外, 也会因种种行政权力互动博弈, 容易出现诸如随意性配置、配置不足与配置过度相互矛盾以及供需非对位效应的供给侧缺陷等配置失灵治理后果。这种状况的一般表现在博· 罗斯坦“ 腐败变现” 与马克斯· 韦伯“ 权力部门化” 等相关理论模型拟置中都有精确的定性分析。

进入社区文化治理命题合法化与体制功能激活以后, 层级行政文化设施配置的旧常态操作程序就会转折性地陡现体制失灵或功能失效, 于是我们也就必须迅速而有效地设计出基于人口规模参照换算的配置方案。其复杂性在于, 并不是设施配置一系列相关参数都与人口规模构成正向度关系, 即人口规模与设施规模之间正比例同步指向, 那些人头费均值计算及其总量年度投入的任何一种已经见诸学术文本抑或政策文本的技术方案, 都是无视事态复杂性的“ 拍脑袋” 权且之为, 其结果是形式公平正义对实质公平正义的简约置换。人口规模作为重要配置参照, 在每一具体社会结构现场, 不仅自身有其内在的结构分异, 以及这种分异所导致的文化需求体量与文化需求形态取向等诸多不同, 而这些不同是与设施规模大小有其各自换算关系的。与此相仿佛, 人口规模还与外部结构形态的其他配置参照构成动态化要素合成关系, 因而不同的要素合成关系中, 人口规模所处的要素地位及其配置影响因子参数值位置都会在事态变化中随机增值抑或随机减值。这两种或者更多种复杂的人口规模要素来配置定位的案例指涉, 既可体现于同等人口规模北京“ 望京社区” 与东莞“ 清溪社区” 的设施配置参数绝对不能划一(后者的配置参数实际上应高于前者, 而现实状况却是两种根本不在同一当量等级, 后者远低于前者, 尽管后者的经济体量前者不能望其项背, 这当然只是社区构成形态的差异所致), 亦可体现为落差人口规模如深圳“ 皇岗社区” 与新疆“ 红其拉甫社区” 的逆向参数差(尽管两者都是边疆社区, 前者社区人口规模数百倍于后者, 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设施配置政策的参数倾斜应该明确指向人口规模极小的后者。至于前者因地方财政实力而实际文化诉求抬高至大体量或高等级的文化设施投入, 那是本文议题之外的其它关联性所议空间。由于这些关联性都存在于现代公共文化活动边际域内, 所以人们常常会在逻辑遮蔽的非自觉状态将其混为一谈)。

至此, 相关事态的递进分析就有待某些计量模型来给予具体换算。例如, 在预算级差的衡量条件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预算比例通常以政策杠杆的级差作为前置条件, 国家级贫困县的大额财政补贴以此为合法性承接保障), 其文化设施在均量城市社区或者农村社区之间, 就可以线性矢量地直接导入简约换算的数学模型如“ [1], 在x、y作为变量因子的情况下, 二阶随机占优条件成立, 则效用函数计算方法对文化设施投入决策者而言, 将在经验建模的后续过程中获得更高的预期效用。当然我们也可以间接参照按市场投入效率的人口规模因子占比来给予量化计算, 既考虑人口规模临界状态 “ ” 的人口红利资源配置模式[2](P243), 也考虑低于临界值人口规模的社会激励方案, 即所谓“ 需要支付补贴的资金由负数b资助, 即固定的人头税(a fixed poll-tax)或社区费(community change)。这种人头税结合补贴产出价格为牺牲闲暇换取更大数量产品的消费提供了激励……每个人所享受的闲暇量将降至由一部分的ē 所限定的更低的极限, 等于 [2](P245)。此外还可以基于逻辑因果关系链接至社会文化参与量, 乃至有效指数与人口规模因子进行关联性量化分析, 由此从技术方案层面借鉴诸如“ 效率指数” (Efficiency Index)标杆下投入成本算法的“ [3](P85)。

严谨、成熟而且系统化的具指计量模型当然有待专业的文化预算与投入计量经济学家来予以创建, 我们所做的这些模型介入的知识提示, 不过在于给定基于人口规模设施配置参照量化分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唯此我们才能走出行政意志统置的粗放型社区文化治理无效的既往困境。

无论处在何种社会发展阶段抑或处在何种意识形态背景之下, 特定社区的复杂社会结构都是影响社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关键要素。道理很简单, 社区公共文化设施配置的逆向价值诉求在于追求社区作为社会构成单位与社会层级形态的最大文化激活, 并且这种激活方式与其他激活方式一起, 形成所在边际社会的支撑力量和基本运行保障条件, 为诸如“ 参与量” 、“ 满意度” 、“ 幸福感” 等基于文化维度的有效社会存在方式提供平台条件。之所以社区文化治理者们往往犹疑和彷徨于“ 我认为我不能够说清楚人们所想要的与人们所需要的之间的差别……他们是复杂的, 为此我对调研者的研究成果耗费了太多时间进行阅读, 而且进行调研之中” [4], 就是因为社会结构的内在分置复杂性, 决定了社区作为小型层级社会其成员之间因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代际分层、性别比例等方面的差异, 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行为取向, 进而也就影响到一般文化价值取向与具体文化参与诉求。文化人类学家在形成其阐释方案时, 对此往往有编序清晰的知识关注, 由此很容易随机性地阅读到诸如“ 过去三十年里, 人类学家工作于农民社区, 在农民生活领域的许多方面建立起了详细的社会关系文本留存, 并揭示其经济过程、宗教过程以及政治过程” [5], 而且还会要素态地分解到诸如“ 身份” (status)、“ 家庭” (family)、“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等分析参照点给予深度具议, 从而在“ 特定分布的相关要素部分的集合中形成社会结构” [6]的整体把握。

以此为知识背景, 上世纪末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热潮与政府转型态势之下, 专业从事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者以及积极响应的社区志愿者, 在他们的对象定位和服务内容量化分解过程中, 通常就是遵循诸如此类的操作方案来展开其社区行动方案。很显然, 对每一个具体社区而言, 总是在同质性行动之间开展更具对象诉求精准定位的异质性行动, 否则他们所提供的社区服务就会失灵、失效、失信。无论同质行动抑或异质行动, 每一次实施方案必然存在与之相一致的项目编序与工作量计量付出, 并且这种工作量计量付出一定会呈现为动态变化过程, 因为其所定位的对象不是固化的静态社会躯体, 而是因社会张力变化而产生结构弹性导致生存变异的社群。涉身社区的社会工作者与志愿者, 恰恰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社区内的社群存在常态与变态基本规律, 因而才有基于社区边际层级社会治理的全球普遍响应, 才有所谓典型案例的诸如“ 雷斯顿也是一个目的性社区:……西蒙的使命包含几个目标:①广泛的娱乐休闲和文化服务; ②居民家庭在雷斯顿范围内提高居住质量的能力, 雷斯顿拥有各种风格和价格的房屋, 提供一个多样化的社区; ③把个人居住作为规划工作的重点, 优先于大批量概念; ④在雷斯顿生活和工作; ⑤当第一批居民落户时, 应具备非居民的物品和服务, 包括商业、文化和休闲娱乐等方面; ⑥美好生活所必需的建筑和自然美景; ⑦雷斯顿在财政上应该是成功的。” [7]

尽管布坎南的“ 可分性谱系” 知识命题并非为社区治理专门设计, 但其“ 总消费量” 和“ 个人可得消费量” 计算模型的“ X=X1+X2……+Xn” 以及“ X=X1=X2……=Xn[8], 也就是总供给公共产品之和与个体可消费量具有逻辑均衡性与现实可操作性的可分谱系拟置规则, 是可以具体指涉特定社区的边际限制事态的。事实上, 就这种治理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微观社区与宏观社会都属于边际限制事态, 所不同的只是治理边际的大小而已, 因而也就同样具有体量非一致性的运行平台与政策工具, 并且同样具有可分性谱系的参照物序列。基于此, 所谓“ ‘ 可持续社会参照要素检验清单' 在选择参照要素并用于这一目标时要逐一评估, 并显得如此重要” [9], 就顺理成章地落地于可持续社区建构, 而且唯有在下垂落地于社区治理平台以后, 政策工具选择的适应性挑战与有效性价值显现才在这样的创新中“ 一系列具有潜力的政策工具, 以及每一个所拥有的多种设计选择, 使得找到适合几乎各种情境并且在该过程中将众多社会行动者带入解决公众需求的事业当中的工具成为可能。” [10]

如果我们承认诸如此类的规则可以实施有效操作, 那么, 就社会结构配置参照而言, 我们在社区文化治理设施配置的计量参照政策拟置过程中, 迫切需要深度反思的议题就一定会突出地表现为(A)在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中, 如何基于异质形态特征确立指向分异的社区文化设施配置原则。在同质结构形态但要素构成比重不同的前置条件下, 如何基于要素构成的影响因子动态博弈变化具体测算特定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有效技术方案。

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而且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国家, 又处在社会迭代深层次、经济发展高速度、文化影响多样性以及在场事态全球化的复杂转型时期, 同质社会可识别的背后隐藏着诸多不可识别的异质社会特征, 由此也就必然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可边界化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尽管这些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 在国家治理的行政结构框架内可以被单一原则或统一标准予以定义、切分、管控乃至层级行政归属, 但这并不能从文化价值维度完全消解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的本体构成。对社会学家而言, 这种以社区为构成单元的边际社会, 不仅其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已在诸如“ 前台区域” 与“ 后台区域” 复合构成中, 微观到只能经验性地从“ 在场可得性的程度” 去予以事态分析并形成针对性资源配置方案, 因为“ ‘ 在场可得性' 这个概念是共同在场概念不可或缺的附属部分。共同在场中的所谓‘ 在一起' , 要求行动者借助一些手段从而能够‘ 来到一起' ” [11], 而且其动态博弈还在诸如中国式大面积季节性迁徙、高科技所带来的网络虚拟社会的“ 直接离场” 与“ 间接在场” , 以及城镇化浪潮与新农村建设运动同步推进等非确定性中, 难以完成资源配置的经验性建模, 因为“ 有人把这种重复性的社会互动比作迷宫, 每走新的一步, 围墙都会自我重整一层, 而且, 为了能够适应迷宫围墙位置的变化, 行走者必须跟随这种变化而采用一套新的走法” [12]。当这类非确定性理论分析落实到中国问题现场, 几乎只要比较呈现一对案例, 就足以让偶然涉身者悟其大概。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发达地区农村社区社会内在结构演进事态的诸如“ 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1989年的26.2%……有学者对当时萧山市农村、津郊静海县农村地区等的研究发现, 当地从事非农劳动时、收入构成、恩格尔系数、家庭总支出中购买性支出所占份额等都已经与城镇地区接近” [13], 另一方面面对的则是滞后地区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形态的诸如“ 排齐村是由住宅、寮房、仓房组成的, 在村寨东南角有一座小学校, 此外还有牛栏、猪舍杂处其间……村内没有广场, 但学校有一个操场, 四边以河光石垒起来。不过, 也有几个小广场, 其中有一处是在村长家门前边, 场地略大, 来往人多, 小孩子总在这里玩耍, 如玩打柴舞, 老人也喜欢在这里看热闹” [14]。而在这一比较田野作业成果描述之外, 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普遍性事态是, 每年有三亿多中青年为绝对主体的“ 打工族” 季节性迁移至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一二线中心城市, 其社会畸变后果是, 一方面造就迅速崛起“ 亚飞地” 式的数以万计“ 挤压扩张社区” , 另一面则是大范围陷落“ 空心化” 的数以万计“ 留守残存社区” 。更何况单纯从文化社会学角度而言, 追求自然生态热情日常生活方式的维吾尔人社区, 往往自发地沉溺于载歌载舞的世俗仪式中, 其文化自满足其独特的文化诉求, 无论如何是与客家人社区把生命时间更多投入农耕劳作的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文化诉求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从诸如此类的社会结构形态异质性视角看问题, 我们可以很朴素地就能意识到, 他们的社会栖居方式及其文化诉求不具有线性换算关系, 对社区居民文化参与有效性和满意度的政策评价同样不能做简单的“ 标准化” 量化设计, 进而我们在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的起点就应该立足于特定社区与其基本文化诉求相匹配地贯彻其功能保障的配置原则, 而不是简单“ 一刀切” 的对设施配置有效性的粗暴放弃。

较之异质性社会结构形态更加纠缠而且更加具体的隐存问题是, 即使在同质结构社会形态条件下, 社区之间也会彼此出现要素构成的比重不同, 而这些不同作为动态博弈的影响因子, 其直接后果就是文化诉求指向与文化参与方式的大相径庭, 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对社区进行文化设施配置时, 必须以此为重要的参照物之一, 否则就极容易导致配置失效, 甚至在失效期相对长度以后波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某些政策工具的失信。要想逃离这种事与愿违的失效和失信, 就至少应该在如下三个方面提供精准发力的配置技术方案:第一, 在同质社会结构形态下真实编序特定社区的要素常量。之所以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实践中, 文化多样性原则尤其受到重视, 就在于要根据要素常量的具体社区编序状况来决定文化供给的不同配置方案, 其中包括诸如供给内容、供给规模、供给方式、供给设施乃至供给主体等技术参数。当社区居民民族身份构成复杂性其编序位置超过代际身份构成复杂性时, 前者就必须优先后者地在供给内容中认真对待“ 民族身份受众希望那些其所涉身的展示项目参与是他们自身生存的彰显, ” [15]并且其与之匹配的供给设施也就必须更加充分地从单一功能平台走向复合功能平台。第二, 在同质社会结构形态下动态编序特定社区的要素变量。就中国社区布局的总体状况而言, 要素常量远远超过要素变量, 这就是传统农业社会血缘文化稳固性的现代残存后果, 同时也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现代城市社区户籍僵化的体制遗存。但问题是, 无论是城市社区还是农业社区, 这种状况在速度、规模、结构地位等多个维度呈现转型的中国社区变迁, 尤其值得我们着力未来指向思考的是, 要素变量的社区变迁将导致很多农村社区抑或城市社区的文化诉求跨越式转换, 从而也就迫使这些社区的文化设施配置必须与社区变化保持其同步功能匹配性, 否则就很容易陷入设施配置的功能失位乃至“ 僵化设施” 现象。譬如对中关村这样的“ 中国硅谷” 而言, 其周边社区的居民聚集, 就因硅谷存在状态变化而更多处于社区变量要素拓值状态, 所以也就更加会将思考重心放在诸如“ 边界定位的社区缺乏文化基础设施肯定与其缺乏经济基础设施相一致。恰如经济发展瞄准社区内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性刺激, 社区文化发展则着力于激活文化信息与文化资源能够活起来, ” [16]而思考和谋划的难点又恰恰在于, 文化设施如何配置才能在这样的社区产生文化激活后果, 也就是追求对满意度最大值的获取, 从而也就完全不能接受要素量居于主导地位的趋稳社区的方式、标准、类型、功能诉求等方面的标准来给予勘定。第三, 在同质社会结构形态下, 即使要素常量与要素变量因政策工具调节而可以将其悬置于自明性体制条件给定, 也依然还有一个社区文化治理与社区社会结构的关系纽带, 需要纳入社区文化设施配置参照的技术方案视野之内。就像一段时间以来, 社区规划学家不断地焦虑和谋划诸如“ 意图与对象、规划原则、数据要求, 以及靶向呈现, ” [17]文化政策专家面临社区文化治理之际, 尤其在更加具体的文化设施配置方案过程中, 同样要在这些方面基于文化问题立场殚精竭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 无论是要素常量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社区, 还是要素变量更加凸显的新型社区, 都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自身的高速发展变化而存在文化需求升级、文化活动升级、文化交往升级和文化设施升级等, 而诸如此类的升级内驱力又都来自社区自身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之所以绝大多数“ 文化大篷车” 与“ 文化放映设备” 几乎处于闲置状态, 就在于类似的设施设备与社区文化升级版之间存在着距离越来越大的供需级差, 而决策者仅仅为了政绩工程抑或怠政动机的行政任性, 仍然大而无当地年复一年劳民伤财和游戏狂欢。一当社区文化治理及其具体的社区文化设施配置进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真实发展阶段, 基于社区社会发展变化配置文化设施升级可持续性, 就成为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绩效配置参照显然属于外在激励文化设施配置影响因子, 因为社区文化设施运行在缺乏权力干预并且参与主体自治运行选择公共意志条件下, 政府的直接杠杆调节功能将主要取决于设施投入、设施维护、设施升级和设施运行的预算和执行方案, 于是绩效评估就成为我们对社区文化设施实施方案制度支撑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某些时候甚至是最重要的环节。

这一影响因子存在于按要素常量和要素变量配置基点上, 文化设施扩容或文化设施升级的二次配置的配置标竿应该与平台工具运行绩效状况和政策工具使用绩效状况保持同步关系和平行可换算关系。无论选择何种财政预算以及预算执行方案, 都必须立足于该方案的社会利益基点或者命题逻辑起点, 那就是如何形成财政支撑杠杆的调节功能并形成相应的激励机制, 激活社区居民的文化参与热情, 提高参与率和满意度, 确保社区文化设施的运行效率, 规避其政绩工程风险而扩大其惠民工程价值增量。

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者不同文化类型的专家, 在面对社区文化治理之际, 都意欲通过激活手段来最大限度地提升“ 参与率” 和“ 满意度” , 而对那些致力于艺术进社区或者艺术促使社区文化变迁的文化政策专家而言, 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在实现社区居民的艺术参与最大化中, 确保“ 文化参与的手段人人都应该利用, 通过匹配性的公共责任, 以支撑参与的可能性, ” [18]乃至进一步地功能效果追求“ 此后的更大转型, 在杠杆政策作用下……促进文化活力:能力、选择、批评以及鉴赏身份” [19], 即使如中国这样的后发社区文化治理国家, 尽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停留于项目打包水平, 因而缺乏制度建构实质性进展, 社会文化资源在层级行政权力操控下, 往往难以打通文化惠民的“ 最后一公里” , 在“ 文化民意” 对文化资源决定性配置作用的渐进过程中, 形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制度架构下社区文化治理的“ 中国方案” , 其中理所当然包括文化设施配置方案。

于是所议就在前置条件已经自明的语境下, 转换为如何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估方式, 以及在此基础上, 如何按绩效评估来决定社区文化设施配置方案。换言之, 也就是社区文化设施配置绩效参照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此, 我们可以将议题切分为两条意义线索。第一, 如何以及由谁来评估社区文化设施的配置方案与运行效率?第二, 怎样在客观评估结果基础上建构配置增量与效率激励的规范性操作制度与监管制度?

就第一方面而言, 社区文化设施配置至少涉及预算编制主体、预算执行主体、预算接受主体以及预算和执行的监管主体, 这实际上也就会牵涉到基层公共文化行政部门、基层公共财政管理部门、社区自治居民组织、特定社区居民文化参与群体、某些第三方公共文化服务法人治理评估机构、非法人治理居民分类文化活动组织、内部成员与外部成员叠加的社区文化活动专业志愿者、设施配置以及运行方案效率诉求的咨询专家、拥有法权责任的公共资源监管、审计和裁决等相关基层涉事法制部门、承担社会舆论绩效评估的官方媒体和民间自媒体等。而就配置程序而言, 政府相关部门在承担预算编制主体的刚性职责过程中, 其职责定位在于确立政府社区文化治理的边界定义、投入规模定义、设施功能定义及监管方式定义。当这些定义以一般规则形态脱离个体权力意志操控并有效规避权利寻租风险之后, 作为承接方的各参与要素, 既包括社区自治要素亦包括其它社会介入要素, 无论机构形态抑或社会互助形态, 就都以不同的契约约定形式确保文化设施运行质量和运行效率, 并且这种“ 确保” 只能分解为特定社区能够接受的“ 服务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契约服务关系得以常态建构之后, 社区居民才能确立其文化参与主体、文化价值实现主体、公共文化服务接受主体的自由主体身份, 这种身份与社区文化设施功能链接的广度、深度和频度, 直接决定着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预期绩效标竿, 因而也就决定着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拓展再投入或升级再投入的激励换算方式。

很显然, 在这个叙事逻辑进程里, “ 谁” 的问题是被纳入问题分解的。每一要素介入方都在给定身份位置对先行定义的一般规则进行功能嵌位、失位、缺位或者越位, 都会使社区公共文化治理的公共秩序与效率指数大打折扣, 甚至基本失效。与此相一致, “ 如何” 的问题就完全隶属于基层公共文化制度设计的预设程序, 涉事各方在身份嵌入过程中, 精准定位于制度功能框架某一设定性能动位置, 并在“ 契约” 、“ 授权” 、“ 标竿化” 、“ 激励机制” 等合法性结构关系中, 形成文化活动的“ 共同在场” 。作为物质条件支撑的文化设施, 同样也就同步地在“ 谁” 的问题和“ 如何” 的问题的预设方案中, 确立自身的基本价值原则和特定价值指向。正因为如此, 人们在谋划社区文化设施配置方案时, 既外在性地考虑怎样建更好的文化设施, 也就是使新设施更加活力四射的创新观念, “ 以终结原初普遍具有的热情正在居民中出现的诸多气馁, ” [20]同时也内在性考虑怎样使所建文化设施功能充分实现, 以确保其“ 实观这些‘ 新' 的目标,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1]当然, 在“ 谁” 和“ 如何” 的原则定义并作为社区文化设施配置逻辑前提问题上, 任何“ 一刀切” 的定义方式都是导致政策工具失灵的重要原因, 而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治理“ 中国方案” 的制度建构模式, 这种“ 一刀切” 在某些权力操控者那里仍然被理解为同时也被操作为体制运行常态, 尽管他们常常会以“ 数据获得感” 或“ 摆拍获得感” 来掩盖其失效真相。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 如果我们设定第一个方面已经具有肯定性压倒优势而得以制度建构的现实确立, 或者我们以一种悬置姿态将其拟定于类似的确立位置, 那么我们就必须跟进性地解决“ 配置增量” 与“ 效率激励” 的问题, 确保原则定义向量化绩效标竿、预算增量与减量测值算法、约责激励与追诉执行技术方案的操作性转换, 不能实现这类转换的空心化原则定义方案, 所得到的只能是社区居民不可能有获得感的政绩工程后果, 而匹配投入的社区文化设施也就一定会是这种后果的标志性政绩符号或占地伤财的僵尸设施。

正因为如此, 我们就必须将问题解困的重点放到操作性技术转换的思路上来。之所以陈述为解困思路而不直言解困方案, 就在于有效的解困方案还有待全社会的长期探索, 而且既包括理论探索亦包括实践探索。必须说明的是, 即使是如下所例举性叙事的解困思路, 其可信赖的价值也仅止于某个特定精英知识分子理论灵感或至多学理突围而已。思路一:在年度绩效标杆定位中, 可以基于社区构成确立边际效益的函数值精细算法, 将通常所定性叙事的诸如参与度、满意度、活动频谱、设施利用率和折旧率等, 通过模糊数学、黑箱矩阵等数学处理手段, 将其转换为定量可测算函数值或函数单位, 为随后的预算政策工具匹配建立基准和参照物。这不仅意味着新绩效预算理念中国现场事态的“ 希望在预算和绩效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从而使资金配置给绩效合理乃至突出的地方” [22]具有指向性, 而且还在于使这样的指向性科学建模为量化配置效果测值模型的诸如“ [3](P131), 虽然这仅仅是特定边际总量效益的计算模型。思路二:在同质社区或者异质社区, 就要素常量抑或要素变量, 基于设施绩效预算(efficiency— based budget)而非运转零基预算(zero— based budget)地进行文化设施配置的预算建模。这种建模既可以采用非线性技术处理路线的诸如“ 向量是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 系统非线性MA模型具有如下形式:yt=f(et-j, j≥ 1)+et[23], 也可以按探索性数据分析的技术路线, 就某些凸显性的文化设施配置要素进行经验建模, 以促使特定社区计量测准基础上配置重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所以也就可以导入诸如“ 有限样本的方差和效率” 及其所谓“ 如果尺度是唯一的未知参数(例如, 因为位置参数是零或某个已知值), 那么基于函数X的尺度估计量wn由下列方程确定:“ [24]

虽然我在这里只是案例叙事地举证两个小的可操作性和精准性转换技术思路, 而且这样的思路本身也未必就一定具有社区文化设施配置参照的经验建模意义, 但是, 其叙事指向的真实性却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愈是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而且社会治理去权力意志地高度理性化、精准化和公平效率叠合化, 这些思路所导向的社区文化治理科学方案就愈具有必然性。就文化预算发达国家而言, 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话题, 单纯从文化预算执行的技术角度看问题, 我们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那就是这些国家至少在文化预算及其社区文化治理的技术层面与我们当前所处的中国事态现场之间存在着几乎难以望其项背的发展落差, 而我们要创新文化治理尤其是社区文化治理的“ 中国方案” , 消除这种落差显然是弯道超越所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例如在美国, “ 文化预算策略的影响问题” 不仅是知识界热烈讨论的文化治理议题[25], 而且也是美国联邦及各州政府文化治理的有效工具, 当然这种工具的功能效果也就广泛作用于各种存在形态的社区, 其中也包括华裔社区。圣· 路易斯社区就是在这样的社区文化治理背景下, 在政府预算激励、社会捐助和社区居民努力之下, 取得了文化设施配置、文化资源共享、文化活动有效参与及文化传统异国传承等方面的巨大进展, 因而对社区文化身份认同与构建、社区文化和谐与文化价值凝聚、社区文化参与机会与参与后果的精神家园支撑等, 也同样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生成意义。在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前置条件影响因子中, 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所有技术方案在社区文化治理中的精密工具功能, 因此才有所谓“ 圣· 路易斯社区华人协会, 如今在所有的重要社会活动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存在。” [26]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 克莱夫·W·J·格兰杰. 经济学中的经验建模: 设定与评价[M]. 洪福海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1. [本文引用:1]
[2] J·E·米德. 自由、公平的效率[M]. 崔之元等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243. [本文引用:2]
[3] William Schworm. Measuring Inefficiency With Endogenous Innovation[A]. in Rolf F re , Shawan Grosskopf and Daniel Primont (Eds ). Aggravation , Efficiency and Measurement[C]. New York: Springer, 2007. [本文引用:2]
[4] Nina Simon. The Art of Relevance[M]. California: Museum 2. 0 Santa Cruz, 2016. 93. [本文引用:1]
[5] Roger M. Keesing and Andrew J. Strathern. Cuttural Anthrop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M]. Florida: 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98. 401. [本文引用:1]
[6] Raymond Scup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0. 145. [本文引用:1]
[7] 弗雷德·E·弗尔德瓦里. 公共物品与私人社区——社会服务的市场供给[M]. 郑秉文译.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223. [本文引用:1]
[8] 詹姆斯. M. 布坎南. 公共物品的需求与供给[M]. 马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59. [本文引用:1]
[9] Michael E. Kraft and Scott R . Furlong. Public Policy: Politics, Analysis and Alternatives[M]. Washington, D. C: CQ Press, 2007. 127. [本文引用:1]
[10] 莱斯特·M·萨拉蒙. 政府工具: 新治理指南[M]. 肖娜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526. [本文引用:1]
[11]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M]. 李康等译. 长春: 三联书社, 1998. 211. [本文引用:1]
[12] 约翰·厄里. 全球复杂性[M]. 李冠福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58. [本文引用:1]
[13] 易善策.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89. [本文引用:1]
[14] 李露露. 热带雨林的开拓者——海南黎寨调查纪实[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14. [本文引用:1]
[15] Morris Fred and Betty Farrell. Diversifying the Arts Bring in Race and Ethnic Perspectives[A]. in Diane Grams and Betty Farrell (Ed), Entering Cultural Communities : Diversity and Change in the Nonprofit Arts[C].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2008. 144. [本文引用:1]
[16] Arlene Goldbard. New Creative Community : The Art of Cultural Development[M]. Oakland : New Village Press, 2006. 73. [本文引用:1]
[17] Patrick M. Condon. Design Charrettes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8. 36. [本文引用:1]
[18] Arlene Goldbard. Making Beauty, Making Meaning, Making Community[A]. in Max O . Stephenson, Jr. and A . Scott Tate (ed). Arts and Community Change : Explor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ies Practice and Dilemmas[C]. New York: Routledge , 2015. 19. [本文引用:1]
[19] Steven J. Tepper.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 leveraging policy and research to advance cultural vitality[A]. Steven J Tepper and Bill Ivey(ed), Engaging Art : The Next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s Cultural Life[C].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375. [本文引用:1]
[20] Joanna Woronkowicz . D. Carroll Jaynes and Norman m. Bradburn. Building Better Arts Facilities : Lessons from a U. S. National Stud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4. [本文引用:1]
[21] 埃里克·达米安·凯利, 芭芭拉·贝克尔. 社区规划——综合规划导论[M]. 叶齐茂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321. [本文引用:1]
[22] O. Key. The Lack of Budgetary Theory[J]. in American Politcal Science Review, 1952, (34): 1137. [本文引用:1]
[23] 克莱夫·W·J格兰杰, 蒂莫·泰雷斯维尔塔. 非线性经济的建模[M]. 朱保华等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38. [本文引用:1]
[24] Devid c. hoaglin, Frederick mosteller and John w. tukey . 探索性数据分析[M]. 陈忠琏等译.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435. [本文引用:1]
[25] Steven G. Koven. Poblic Budgetary in the United State :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Setting[M]. Washington , D. C: Geor-getoi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7. [本文引用:1]
[26] Huping Ling. Chinese ST. Lows : From Enclave to Cultural Community[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8.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