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共融中的全球正义——兼论阿玛蒂亚·森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评
李翔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作者简介:李翔,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哲学文化研究。

摘要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延展,我们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正义挑战,此起彼伏的冲突就是一个重要的表现。诱发冲突的因素纷繁复杂,但决非是人类现存的不同文明所引致。文明冲突论不是一种新范式,而是一种旧思维,是一种固有的文化霸权,其根源在于以禁闭的文明来确认身份的认同。尊重身份的多元,秉持选择的自由,坚持理性的优先,才能走出身份的幻象与迷雾。超越自我利益的观念束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沟通,在差异与共融的基础上,全球正义才可以实现。

关键词: 文明冲突; 文化霸权; 幻象; 全球正义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027-06
Global Justice in Difference and Communion —on Amartya Sen's Criticism of Huntington's Theory of Civilization Clash
LI Xiang
School of Marxism,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e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fronted with justice challenges, and the constant conflicts are a prime symptom. Conflicts are induced by complicated causes, but are by no means caused by existing human civilizations.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 clash is not a new paradigm but an old way of thinking, and it is an inherent cultural hegemony rooted in the identity confirmation with confined cultures. Only when we respect diverse identities, uphold the freedom of choice, and practice rationality first can we find a way out of the murky illusion of identity. Global justice can only be achieved if we break?the?shackle?of self interest, promote communication among civilizations, embrace differences and share the world in harmony.

Key words: civilization clash; cultural hegemony; illusion; global justice

正义能否超越一国的界限走向全球, 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持否定态度的认为,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不可能出现和存在一个全球性国家, 更不用说一个全球性的民主国家, 因此, 在充斥着不同利益的纷争之中, 全球正义只是一种奢谈。一些学者(如亨廷顿)甚至指出, 阻碍全球正义的重要诱因在于文明分殊而引致的文明冲突,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 全球正义并无实现的可能。然而, 阿玛蒂亚· 森(以下简称森)并不这么认为, 这位一直保留着印度国籍, 却长期游学于西方, 在学界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对这种悲观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在他看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 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 彼此之间的利益也变得休戚与共, 这使我们很难将对于各种利益与关注的充分考量限定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 在差异与共融的基础上走向全球正义, 既是大势所趋, 又势在必行。

一、文明的冲突还是文化的霸权
(一)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正义挑战

毋庸置疑, 全球正义肇始于全球化的发展, 同时也蕴含于全球化进程之中。谁也无法否认全球化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影响, 它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然而,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尽管经济全球化确实给全人类众多地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但与此同时, 从中获利甚多的还是发达国家。政治全球化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有了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舞台, 但整体来看, 他们的声音仍然偏弱, 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依然是少数大国。除却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 全球正义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挑战。诸如在关涉全人类利益的生态环境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在为彼此应该分担的责任而争论不休, 尽管他们都认识到这一问题事关每个人的福祉; 同时, 发达国家能否及时从巨额的军火贸易中抽身出来, 将更多的先进技术传播并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领域,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前者只会加剧世界的动荡与冲突, 后者则显然可以给人类带来正义与和平。

归结起来,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 是否能够更好地利用经济关系、技术进步和政治机会, 从而能够更好地关注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1](P132)。当然, 一个必须指出的问题在于, 现有世界的不公, 绝非是全球化本身带来的灾难, 恰恰是因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安排所引致, 这才是全球非正义的根源所在。这一切无不昭示着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正义依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 全球正义虽非遥不可及, 但也绝非一路平坦, 它需要全人类共同的努力、支持和参与。

(二)文明冲突:暴力与冲突的新范式?

在全球正义的众多挑战中, 冲突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冲突往往是暴力的重要诱因,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冲突往往会演化成彼此的战争, 进而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宣告了冷战的结束, 但世界并没有因此而走向和平, 冲突和纷争依然不断, 只不过, 人们在审视和看待冲突之时, 呈现出新的思维方式, 其中尤以亨廷顿“ 文明冲突论” 最受人关注。这种范式, 既迥异于冷战时期的集团和阵营式的思维, 也有别于冷战后的国家主义范式; 既不像福山“ 历史终结论” 盲目乐观的“ 一个世界范式” , 也不像布热津斯基《大失控》和莫伊尼汉《大混乱》所描述的过度悲观的“ 混乱世界范式” , 而是以“ 文明” 为分野, 把未来的挑战与冲突看成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 从而为理解潜在和现实的冲突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亨廷顿认为, 人类社会是一个众多文明相互交织的世界, 按照他的分类方法, 当今世界可以分为“ 中华文明” 、“ 日本文明” 、“ 印度文明” 、“ 伊斯兰文明” 、“ 东正教文明” 、“ 西方文明” 、“ 拉丁美洲文明” 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共八大类。这些文明在社会关系、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都可以被包含在文化差异之中。文化的共性和亲缘关系, 使不同的国家得以集聚和联合, 而文化的差异和不同则可能导致对抗, 甚至战争。具体而言, 文明间的冲突往往呈现出两种形式, 微观层面的断层线冲突和宏观层面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前者主要发生在一个国家不同的文明集团之间或者分属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 后者则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发生, 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试图对文明的对立方进行主宰和征服。

应该说, 亨廷顿立足于战后新格局, 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冲突纷争和国际形势, 呈现出一种新的范式。他对多元文明的承认, 对文明力量的变动和文明秩序的重构所做的判断, 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当今的事实。然而, 在看到不同文明主体复兴本土文化, 实行自我伸张的同时, 亨廷顿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相互借鉴与融合的有效性, 反而夸大了彼此之间的对立和裂痕, 并对由此可能引致的冲突可能性作出了不切实际的预判。他虽不像西方有些学者, 顽固地坚持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但他在对西方文明衰落深深忧虑的同时, 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的联合, 以期重现西方文明的荣光, 从而在国际舞台上继续以西方文明来进行统摄和领导,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霸权思维。

(三)文明冲突背后隐含的文化霸权

固然, 亨廷顿在言及西方文明时, 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 狭隘、傲慢和自负” , 他甚至指出, 强调文明冲突的潜在危险性, 只是为了促进整个世界的“ 文明对话” , “ 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2](P297)。如此看来, 亨廷顿似乎并非西方文明的卫道士, 俨然成了多元文明的推动者, 世界和平的捍卫者。然而, 事实绝非表象呈现的那么简单, 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 并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 其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文化霸权思维。

冷战的结束, 使人类逐渐步入了多元文明的阶段。面对着文化多元化, 亨廷顿不仅没有为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和文化发展而欢呼, 相反他却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因为与之相随的是西方文明地位的衰落和其他文明的进步与崛起。由此他断言, 这可能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改变, 这种改变不但会带来原有文明力量的失衡和文明秩序的重构, 也会为潜在的冲突埋下导火索, 为和平带来巨大的隐患。亨廷顿的这种断言, 显然是狭隘和武断的。他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所持有的戒备与警惕, 显然是为了继续维持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 从根源上来讲, 还在于他对西方文明骨子里的持重和对其他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见。在他看来, 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 不仅仅是发展方式的不同, 更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在森看来, “ 这种独特的分类方式, 既是一种严重的认识错误, 也可能是一种巨大的伦理和政治伤害” [3](P19)。他对西方中心论的本能持重, 对其他文明的偏颇理解, 显然是其固有的文化霸权思维的一种自然流露。

从进一步来讲, 文明必然带来冲突吗?亨廷顿似乎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在他看来, 文明力量的交替与兴衰, 必然打破既有的政治和利益格局, 也必将为未来的冲突埋下导火索, 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 冲突和战争就在所难免。然而, 森对此同样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我们回答不同文明之间是否会必然发生冲突时。实际上已经掉入了亨廷顿事前预设的陷阱之中, 不经意间我们已经承认文明似乎可以像亨廷顿所作出的狭隘划分。如此一来, “ 无论我们打算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文明冲突?), 问题的形式本身已经迫使我们进入一种关于世界人民的狭隘的、武断的和欺骗性的思考方式” [3](P18)。不仅亨廷顿的理论前提具有很大的蛊惑性, 其所提出的解决之道也值得商榷。他指出, 面对潜在的冲突, 应该联合相同或具有亲缘关系的文明国家, 组成一个“ 泛西方文明共同体” , 以图限制和对抗非西方文明, 进一步巩固和扩张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亨氏一方面强调文明的多元, 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地固化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其实这并不矛盾, 恰恰揭示出了其逻辑背后所隐藏的文化霸权, 即通过文明的自保与渗透, 以及武力的威慑, 来确保非西方国家屈从和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

用“ 西方中心论” 和“ 文化霸权” 思维来形容亨廷顿, 并非言过其实, 也并非乱贴标签。当然, 从表面看, 我们往往会被亨廷顿的一些观点所迷惑, 毕竟, 他不像福山那样高调和赤裸裸地宣告“ 历史的终结” , 并进而力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西方同质化, 恰恰相反, 亨廷顿却强调文化的多元和社会发展的异质性。从表面看, 两者观点刚好相左, 然而, 透过现象看本质, 两者实则殊途而同归。不同于福山的是, 亨廷顿看到一味地强制推销西方文明, 其结果往往会导致非西方国家的普遍反感,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此, 他反其道而行之, 一方面, 倡导文化多元, 以满足非西方国家文化自决、民族自立的心理诉求; 另一方面, 他却又主张以拉拢、腐蚀、渗透和同化等手段, 竭力扩大西方文明的阵地, 以保持和巩固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和领先优势。正因为如此, 才使亨廷顿“ 西方中心论” 的霸权思维显得更加隐蔽, 但从本质上来看, 这种“ 文明冲突论” 的背后, 显然隐藏着文化的霸权, 亨廷顿仍然处于这一桎梏之中, 他并没有也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这种长久以来固有的霸权思维。

二、身份命运的幻象与迷雾

“ 文明冲突论” 之所以引来诸多的质疑和批评,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过于简单地从诸要素中抽取地域和宗教文化作为界分人类的标志, 人的身份依据“ 文明” 这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加以区分, 命运由自身所归属的文明来维系。这种以禁闭的文明来确认身份认同的方法, 实则是一种颇具迷惑性的幻象。在森看来, 它不仅存在方法上的缺陷, 也容易诱发冲突, 滋生暴力。全球公正问题的解决, 不仅需要我们关注全球化中的经济和政治议题, 也需要我们走出单一身份的幻象与迷雾, 站在多维的视野和全球的视角, 来塑造我们的伦理归属和身份认同。

(一)文明的禁闭与身份的认同

身份的认同关涉到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以及他人, 合宜的身份认同可以丰富人们的情感, 增强人们的友爱与互助; 不恰当的身份认同, 则可能会引致冲突和暴力, 给人类带来灾难和伤痛。作为一种颇为流行的分类方法, “ 文明分类法” 以宗教为依托, 将不同的人归属于不同的文明之中, 个人身份依据其所信仰的宗教和所归属的文明而加以确认。在亨廷顿看来, “ 这种方法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它既不像一个世界范式那样, 为了简化而牺牲了现实, 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 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 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世界” [2](P14)。然而, 在森看来, 亨廷顿显然过于乐观, 这种分类方法把人视为某种文明的一员, 在把人降为单一维度生物的同时, 也将人置于文明禁闭的狭隘盒子之中。它的划分方法既过分的武断与粗糙, 也遮蔽了我们对多元身份的认同; 既有悖于传统的信念, 也背离当今的现实。

之所以持此观点, 在森看来, 以宗教和文明为分野的划分方法, 显然过于偷工减料。从现实来看, 沉溺于文明单一幻象之中, 显然忽略了文明之间对话与沟通。不同的文明本身就是相互交融, 而非绝然对立的。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描述为自由、民主的源泉与化身, 显然给他了过多的赞誉, 民主、宽容的理念在古代的东方早已有之; 将穆斯林描绘为尚武、好斗, 同样是对穆斯林的歪曲和不公, 伊斯兰教义中并不包含暴力与仇恨的种子; 将儒教看成对纪律和秩序的尊奉, 显然也有失偏颇, 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在崇尚权威方面, 一点也不亚于孔子。正义的理念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融, 如若将文明贴上固定的标签, 既是对文明的狭隘理解与偏见, 也有诱发暴力和冲突的可能, 因为它窒息了其他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理解人类方式, 抹煞了人类多样的联系与活动。为此, 森强调指出, 身份的认同不应禁闭在文明之中, 而是有着多种的方式, 国别、民族、职业、信仰、爱好等, 都可以赋予人不同的身份, 这些身份源自我们的背景、社会联系以及社会活动。一个人的身份正是建立在这种多重关系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上; 同时, 也正是这样的环境, 使个人的身份往往呈现出多重性。

(二)单一幻象引致的暴力与冲突

将人类置于单一的幻象之中, 既遮蔽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多重身份, 也极易引发世界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 人为地加剧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对此, 森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一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 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 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 [1](引言3)。也正因为如此, 对人类身份认同的单一性贬抑, 往往会成为暴力和冲突的工具。或许, 这并不是类似于文明分类或其他单一划分者的初衷, 他们当然无意为混乱埋下火种, 他们往往宣称其主旨在于对当今世界冲突根源予以探究和澄明, 是问题的“ 发现者” , 而不是麻烦的“ 制造者” , 是防范风险的唤醒者和减少冲突的推动者。然而, 事实却远非如此, 恰如森所言, “ 将某一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拨派别对立的一个关键的‘ 竞技' 技巧” [1](P2)。一旦它们被用来强化宗教排他性, 并被片面鼓吹的好战的宗教身份所压倒, 就可能使世界陷入冲突和战乱的漩涡当中。阿以之间绵延至今的冲突、卢旺达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血腥暴力、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对抗与纷争……无不镌刻着文明的狭隘分类所带来的伤痛。

的确, 全世界范围内众多潜在和现实的冲突, 往往就是这种身份的单一幻象所诱发, 一旦人们被人为地归类于不同的文明之中, 支配性分类的分裂作用就会迅速释放, 人们被强行地塞入一组坚固的小盒子之中, 其他分类原则则被湮没在这种所谓的看待人类差异的基本视角之下, 人类的丰富性被削弱、多样性被抹煞。相较于现实世界中事实存在的多重身份, 这种理论上的简化主义, 往往借助于看似唯一, 而且无可选择的身份来点燃仇恨的火焰, 它俨然排除了一个人所具有的其它任何属性, 甚至人道的同情和天然的恻隐之心, 也往往被单一幻象自然呈现的好战倾向所遮蔽。这种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在刻画真实世界方面大大削弱了我们社会与政治思维的力量与范围。“ 当人类的丰富差别被压缩进一种恣意设计的单一分类之中时, 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1](P15), 由此而产生的暴力与冲突, 可能就会不期而至。

(三)走出身份的幻象与迷雾

身份的认同不应束缚于某一方面, 不论这方面是来自文明、宗教, 抑或是其他, 沉溺其中, 只会陷入单一的命运幻象之中。要想抵制对人类的这种渺小化, 必须走出身份的幻象与迷雾,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我与他人, 才能减少冲突, 实现公正与和平。

1.尊重身份的多元。单一论者往往以“ 单一” 来抹煞“ 多元” , 森强调的恰恰与之相反, 他倡导我们要用“ 多元” 来取代“ 单一” 。现实世界中的我们, 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环境中分属于不同的群体,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每一个不同的身份, 都能够赋予该人一种特有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差异是固然的, 多重身份也是纷繁复杂的, 对一个人的多重身份, 我们既要予以清晰的辨识, 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对我们身份所属关系多样性的忽视, 往往会导致我们对生活其中的世界缺乏本真的认识。当然, 对个人多元的身份予以充分的尊重, 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 都要对其等量齐观, 在特定的环境下, 我们需要赋予不同身份以不同的权重, 不过, 这显然需要我们作出审慎的推理和理性的选择。

2.秉持选择的自由。尽管每个人内在的拥有多重身份, 但这决非只是一种机械的或者被动的“ 发现” , 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 选择” , 它既关涉到自我的实现, 也关涉到选择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之中, 无论我们是否有意为之, 事实上我们都在对究竟运用何种身份, 或者给予什么身份以更优先的考量, 而不停地在做着各种抉择, 这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多样的身份并不仅仅是一种价值的承认和鼓励, 更关键的还在于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当然, 森也明确指出, 这种选择的自由并非不受任何的约束。事实上, 任何一种选择都必须被置于一定的条件和范围之内, 身份的选择亦是如此, 其选择的可行性与个人的特点和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在考虑我们的身份时, 无论选择的依据是来自于自己还是他人, 都是在特定约束下做出的选择。身份的认同必须秉持选择的自由, 同时, 也要对存在的约束条件予以充分的考量。

3.坚持理性的优先。要想走出身份命运的幻象与迷雾, 我们还必须坚持理性的优先。现实之中, 尽管赋予了每个人选择的自由, 但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会漠视这种权利, 并被毫无批判的信仰继承和服从行为所取代。究其原因, 这种不加反思地接受某种社会身份的方式, 恰恰肇因于理性审思之缺失。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不能被传统信仰和强制服从所左右, 在进行自由选择时, 我们必须对理性的审思给予必要的持重, 它能够使我们对相关机会和相关选择进行深入地辨识, 也可以对那些凭借优势地位强加给我们的身份, 给予理所当然的否定。恰如森所言:“ 理性必定是优先的, 因为即便是要质疑理性, 我们也必须得靠说理的办法” [1](P140)。

概言之, 在森的视域中, 每个人都具有多种多样的社会身份, 这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丰富多彩的世界。阻碍全球正义, 导致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就在于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文明的禁闭制约着我们对身份的多元认同, 并有可能引发潜在的暴力与冲突。要想拨开迷雾, 避免陷入单一身份的幻象之中, 就必须尊重多元的身份, 秉持选择的自由, 坚持理性的优先, 才能使我们对身份有更好的理解和认同, 才能减少冲突与暴力, 使不同国别、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们和平相处, 和谐共生。

三、全球正义何以可能

当前的世界, 虽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公, 但人类对全球正义的追求, 却从未止步。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 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全球的公平与正义。当然, 我们并不能寄希望迅速出现一个全球性政府, 来使世界中的一些非正义和不公藉此得到妥善的解决。但恰如森所言, 即便是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 一些全球性机构和非正式的交流与贸易, 也会加强全球的合作与对话; 积极的公众行动、独立新闻媒体的评论和开诚布公的公开讨论也可以推进全球正义的进程; 在差异与共融的基础上, 走出身份命运的幻象与迷雾, 超越自我利益的观念束缚, 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对话, 全球正义同样可以实现。

(一)积极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互融

人类生活的世界, 丰富多彩, 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 彼此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如影随形。即便是“ 文明冲突论” 的倡导者亨廷顿也坦承, 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森在这一点上, 与亨廷顿持有相同的观点, 只不过他没有像亨廷顿那样, 一方面承认文化的多元, 一方面却又机械地把不同的文化区分为若干文明, 从而陷入“ 文明板块论” 的现实束缚之中。在文化观上, 森的视野显然更加包容, 他之所以坚决反对亨氏的论调, 恰因为亨氏的观点将文化看作了决定社会困境的核心的、无法改变的和完全独立的因素。在森看来, 文化是开放和多元的, 不同文化的人们能够分享许多共同的价值观并赞同某些共同的承诺, 通过积极的交流与对话, 可以有效地促进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 对于消弭潜在的冲突, 推进全球正义具有重要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 森才积极支持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并反对将文化置于孤岛之中。他强调指出, “ 跨文化的交往与鉴赏并非一定是羞耻和屈辱的。我们确实有能力去欣赏在别处产生的东西, 而文化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却会严重削弱生命力。” [4]文化虽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却共同存在于高度关联的现实世界之中, 以独特性为由来拒斥相互之间的交流, 显然难以站稳脚跟。只有以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心态, 看待和欣赏他者的文化, 并积极主动地交流, 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文化隔膜。互动才能碰撞, 碰撞才能交融, 而交融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在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下, 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融, 无疑会增进彼此的了解, 减少潜在的冲突, 显然, 这对于世界的和平与正义会多有助益。

(二)积极支持不同国度的对话与沟通

毋庸置疑, 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 然而, 我们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 任何国家对本国利益的追求都不应建立在对他国利益的侵犯与剥夺之上, 全球正义显然需要我们超越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狭隘性。在森看来, “ 出于避免未经充分审思的地方性价值观和认识的地域狭隘性的缘故, 从而需要纳入其他人的视角来拓宽我们自己对于相关原则的认识” [5](P373)。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我们很难相信, 能将对于各种利益与关注的充分考量限定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 而无视其它国家。然而, 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 超越单个国家和地域之囿的正义考量, 往往并不能自动达致, 它需要建立在不同国家有效的对话与沟通之上。

当然, 对话与沟通可能并不能迅速消除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 但借助这种方式, 可以了解彼此的诉求, 通过坦诚的对话, 也可以在最大限度上达成共识, 从而有效地管控分歧, 消除对立。全球化的今天, 在众多的领域内, 我们都需要合作与对话, 因为很多问题并非局限于一国之利益, 对存在的相关问题, 凭借一国之力有时也往往难以有效地解决。在关涉到全人类的福祉方面,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之度外。当然, 通达全球正义的道路, 并不能为少数国家所左右, 并由他们来进行规制, 全球正义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 需要全人类的深度参与。这自然就需要通过平等的协商、对话与沟通, 找寻不同国家主体在全球正义方面的共有观念, 培育全球正义共有的价值生长点, 唯有如此, 才能在差异与共融的基础上推进全球正义的实现。

(三)积极推进相关组织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在很多时候并不吻合, 这种现实中的二元悖论告诉我们, 仅仅受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求驱动, 远远无法促使不同国家就全球正义达成共识, 更遑论他们会主动采取行之有效的实际行动。显然, 全球正义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制度为其提供约束与保障。恰如博格所言:“ 要证明全球正义如何能够在这个世界得到实现和维系, 就要证明全球正义如何能够得到政治上的实现和维系” [6]。否则, 再好的设想也只能停留在理论阶段, 再好的正义方案也只能沦为空谈。当然, 若能成立一个像霍布斯或者内格尔所期望的具有强制性权威的世界政府, 对全球利益进行统筹安排, 自然再好不过。但很显然, 这是一个过于美好的幻想, 在当今之世界, 并无实现之可能。在森看来, 与其停留在这一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 不如扎实有效地推进相关制度和组织的变革与创新, 即便是没有世界性政府, 借助于完善的制度措施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媒体平台, 通过有效的公众行动, 同样可以推进全球正义的实现。

一方面, 要对现存的正式国际组织和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 以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和全球正义的需求。就国际政治组织而言, 改革的方向要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体现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意志, 而非只是传统大国的权利博弈。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实质性的国际事务决策中, 才能保证国际政治权利不至于被少数大国所主导, 才能确保国际机构不被少数大国所裹挟, 才能体现国际制度本身的全球正义取向。与此同时, 国际经济组织也要充分吸纳发展中国家, 倾听他们的愿望与诉求, 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内的话语权, 共同参与和推动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重构, 使发展真正惠及全球。另一方面, 在推动国际正式组织改革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重构的同时, 也要注重发挥非正式组织和机构的作用。国际制度的主体不应仅仅体现国家意志, 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也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跨国公司以及其他松散的联盟, 都可以成为全球正义的推动者。当前, 一系列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平台, 非正式组织和机构在参与全球治理, 实现全球正义的征途中, 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此, 森明确指出“ 这些渠道称不上完美, 但它们的确存在, 并且实际上有效地运作着, 而且通过对一些有助于传播信息和创造跨界讨论机会的机构予以支持, 可产生更大的效力” [5](P378)。

概言之, 把当今世界众多纷争归咎于不同文明的冲突, 并以这种禁闭的文明来确认身份的认同, 既遮蔽了问题的本真, 也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它不仅隐含着“ 西方文明优越论” 的霸权思维, 也往往会使人陷入单一身份的幻象之中。全球正义, 显然要超越这种狭隘文明的束缚, 站在多维的视野和全球的视角, 来塑造我们的伦理归属和身份认同。借助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融, 在不同国家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沟通, 积极推进相关制度和组织的变革与创新, 在差异与共融的基础上, 在全人类的广阔视域之中, 超越地域之囿, 以包容对待差异, 以开放促进互融, 推进和实现全球正义。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 [印] 阿玛蒂亚·森.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M]. 李风华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本文引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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