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轴心时代的中和思想到现代文明对话
甘筱青, 柯镇昌
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作者简介:甘筱青,理学博士,九江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孔子学院总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儒联理事,主要从事儒学文化研究;柯镇昌,文学博士,九江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学与经学研究。

摘要

中国自古崇尚中和,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治国理政等社会实践中,时刻坚持适度原则,从而实现人们身心的协调、人与自然的融洽和整个社会的和谐。中和思想并非中华文明所特有,“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的先哲们都曾强调“尚中”“尚和”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在不同文明中的传承状况并不一致。欧洲的均势理论与中和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两者本质并不相同。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而不同,加强文明对话与文化沟通,以有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轴心时代; 文明; 中和; 传承; 对话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021-06
From Zhonghe Ideology of Axial Age to Dialogue among Modern Civilizations
GAN Xiao-qing, KE Zhen-ch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Jiujiang College,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zhonghe (ideology of moderation and harmony) was advocated, which required peopl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moderation in social practices such as handl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so a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of body and min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 harmony of the whole society. Zhonghe ideology is not specific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During “Axial Age”, many sages in all the great civilizations emphasized zhonghe ideology, but its inheritance varies i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Europe's theory of equilibrium suggests a link to zhonghe ideology, but they differ in essence. In face of today's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e must be committed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dialogues among civilizations so as to create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noble cause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Axial Age; civilization; zhonghe ideology; inheritance; dialogue

世界各主要文明中都曾出现过“ 尚中” “ 尚和” 思想, 但这些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出现了不同的变异。近代以来, 世界发展日益迅速, 物质产品和思想观点日新月异, 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交往日益频繁, 各种文化交汇更显热烈。当代不同文明间的交往存在多种方式, 不同方式产生的结果也迥然有异。杜维明指出:“ 在这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 我们需要共同的信念、对人类生存共同的看法, 以及对人类兴盛普世道路的托付承诺。” [1]我们需要传承不同文明中共通的“ 尚中” “ 尚和” 思想, 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融通, 最终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

一、中华文明中的儒家“ 中庸” 与道家“ 守中” 思想

中国古代, 向来有“ 尚中” “ 尚和” 精神, 强调治国理政、待人接物都需把握适度原则, 由此达到个人内心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例如在治国理念上, 尧曾提出要“ 允执其中” (《论语· 尧曰》), 盘庚提出要“ 各设中于乃心” (《尚书· 盘庚》), 周公同样倡导“ 中德” (《尚书· 酒诰》)和“ 中正” (《尚书· 吕刑》), 《尚书· 尧典》中也有“ 协和万邦” 之辞, 《周易》中更有“ 正中” “ 得中” 等语, 这些表达无不是对“ 尚中” “ 尚和” 精神的推崇。

中庸作为儒家哲理中的核心范畴, 本源于“ 尚中” “ 尚和” 之思想, 这一思想在《礼记· 中庸》中得到了系统诠释。《中庸》云:“ 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强调了“ 性” “ 命” “ 道” “ 教” 等重要概念的内在联系, 而这些概念皆为中庸所统领。宋陈襄《古灵集》卷十二《礼记讲义· 中庸》云:“ 中者, 性之德也。庸者, 性之用也, 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其性莫非善也。至中至正, 以为民极也。其不善者, 非性也, 人之欲也。故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中者, 天下之大本是也。中之用有五, 仁、义、礼、智、信是也。循是五者而行, 则可以为万世常久不易之道, 故曰中庸。” [2]中庸之“ 中” 不能简单等同于方位之“ 中” 和时间之“ 中” , 不是通俗所言的“ 中间” , 而是指人们言行的正确与得当。中庸之“ 庸” , 依据古人之常解, 当为“ 常道” 之意。“ 中” “ 庸” 相连, 就是强调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要践行“ 正确得当且如常” 的原则。

孔子在肯定事物质变的同时, 更加关注人类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 中庸状态” 。他在《论语· 雍也》中说:“ 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礼记· 中庸》亦云:“ 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由此可见, 中庸不仅是世界观, 也是方法论, 它贯穿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 是统领儒家所倡导的各种美好道德品质的精神纽带。田广清指出:“ 儒家不仅提出中庸这一总的方法论原则, 而且对其在人生、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提出了具体要求。” [3](P18)由此认为:“ 中庸是一种以正确性为内在精神、以恰当与适度为标志、以事物整体和谐为目标, 具有主体性、实践性、辩证性、伦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P17)

老子也提倡“ 中” , 相关的论述有“ 至虚, 恒也; 守中, 笃也” “ 中气以为和” “ 多言数穷, 不如守中” 等。但是对这个“ 中” 却有不同理解:一是把“ 守中” 解释为“ 守冲” , 就是保持一种虚静的心灵状态。在老子看来, 保守虚静, 方能得“ 中” , 这包括“ 中” 的认识, “ 中” 的作为; 二是把“ 中” 解释为道心的境界, “ 守中” 就是保持在道心的境界。对于道用的一动一静之间所具有的生发功能, 无论用多少语言试图说明它或用多么高深的推测试图研究明白它, 都不如保持在道心之中庸的境界而更能彻底地了解它[4]。“ 多言数穷, 不如守中。穷尽人类耳目观察, 言语评述始终无法涵盖纷繁复杂的宇宙万象, 倒不如守住道的能量本源化生万物这一根本。” [5]

那么, 对于儒家的“ 中庸” 和老子的“ 守中” , 各自“ 中” 的两端在哪里?儒家的两端设定在人间社会里。儒家之“ 中庸” 就有“ 凡事不要过度” , 所谓的“ 事” 也即人间之事。老子的“ 守中” , 两端分别设立在“ 天” 和“ 人” 之间。老子力图从一体性来看整个世界, 人类之外的天地万物和人间社会统统收罗其中, “ 自然” 是对“ 道” 统辖范围内万物运行状态、存在状态的抽象描述。他站在“ 道” 的高度看人类一切, 重点观察人类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作为, 由此出现认识的两端, 即“ 道” 的“ 全” 和人的“ 偏” 。老子“ 中” 的核心思想就是:人类在认识和行为上需要保持“ 中” 的态度, 实现“ 自然” 状态, 这才不会偏离“ 道” 。

老子难以找到用来正面描述“ 守中” 状态的词语, 只能选择“ 以破代立” 的表达形式。例如“ 道” , 它是所有概念的综合体, 在它那里“ 有” 和“ 无” 浑然一体, 不断运动变化, 只能大致描述。又如“ 自然” , 它描述的是一种万物自在自为的状态, 也没法准确定义。老子提倡“ 无为” “ 不争” “ 柔弱” , 但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 无所事事” “ 一味退让” “ 软弱无能” 。“ 无为” , 并不是说要求人类一切无所作为, 退回到蛮荒时代, 而是为了更好地“ 有作为” , 包括不要固执于偏于一隅的人类社会的“ 为” 而要作出符合“ 道” 的“ 为” ; 至于“ 不争” “ 柔弱” “ 素朴” , 也可作同样理解[6]。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在认识和行为上“ 守中” 是必要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 道” 又顾及人类的特性。

总之, 无论“ 中庸” 或“ 守中” , 都不是不论是非、不偏不倚的骑墙态度。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 任何一种革命的来临, 都是因为原有的“ 中和” 状态被摧毁, 导致极端状态的出现; 因此必须有另外一种略显激烈的革命方式, 力克已经形成的极端状态, 使事物再度回复到“ 中和” 的状态, 这就是“ 致中和” 。

二、“ 轴心时代” 其他文明中的“ 中道” “ 中观” 思想

崇尚中和的思想并非为中华文明所特有。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几百年间, 在古代的希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地, 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龙图、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卡尔· 雅斯贝尔斯曾称这一灿烂辉煌的文明时代为“ 轴心时代” 。上述贤哲直面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 阐释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 展示不同的文化精神, 由此奠定人类文明的多元基调。针对各种社会现象, 上述贤哲自发地倡导以“ 中” 为灵魂的德性伦理原则, 强调万事皆须“ 适中” 和“ 适度” 。不同地域的圣贤在这一思想主张上的相似性, 意味着各种文明之间的内在相通性, 具体可以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等方面, 展现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事物矛盾所形成的共同认识, 即“ 过犹不及” 的辩证感悟和不可走极端的思想理念。

Mean作为古希腊伦理学中的核心词汇, 其含义与“ 中庸” “ 中正” 非常接近。毕达哥拉斯在《金言》中说:“ 一切事情, mean是最好的。” [7]在古希腊流传着“ 凡事不要过度” 的名言[8]。如梭伦一方面鼓倡“ 自由” 和“ 强迫” , 一方面又反对不可纵容之, 两者皆不得过分。德谟克里特则认为万事不得过度, 否则最适意的事物反而会变成最不适意的事物。

婆罗门教是释迦牟尼出现以前的古印度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派, 但它的统治地位受到了“ 沙门思潮” 的挑战。“ 沙门思潮” 本源于“ 顺世论” 和“ 耆那教” 。“ 顺世论” 认为人类的幸福来源于今世, 而非天堂或来世; “ 耆那教” 则认为仅有苦行才可以让人的灵魂从肉身中获得解脱并重获自由。上述两种派别都陷入一端。释迦牟尼的“ 四谛” 教义包含“ 苦谛” “ 集谛” “ 灭谛” “ 道谛” , 分别阐释了人生痛苦的本质、原因、解脱方法和路径, 而在相应的修行方法“ 八正道” 中, 释迦牟尼为了反对当时社会流行的“ 顺世论” 和耆那教的思想主张, 提出“ 中道” 学说:既反对顺世论者的纵欲主义, 也反对耆那教的极端苦行主义[9]。龙树“ 中观论” 作为印度佛学大乘空观之先河, 倡导人们要“ 执两用中” , 认为诸法之空性, 超越了一切观念, 非有非无, 泯灭一切分别, 不可言说, 乃是中道直觉之境。对之既不能执有, 也不能执空; 只有“ 遮破二边” , 否定对“ 空” “ 有” 之执著, 才是中道[10]

伊斯兰伦理学家伊本· 米斯凯韦在《道德培养与心灵纯洁》一书中指出:人的特性就是理性, 以理性的指导和意志的约束来培养美德。在理性的指导下, 人应该采取符合心灵与肉体需要、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伊本· 米斯凯韦的伦理思想以中庸为核心, 他指出每种美德只存在于两种极端之中, 如勇敢是怯弱与鲁莽间的美德, 智慧位于愚蠢与狡诈之间, 慷慨位于吝啬与挥霍之间, 等等[11]

由此可见, 世界各主要文明中的“ 中庸” “ 守中” “ 中道” “ 中观” 等思想, 核心内涵基本相同。他们作为普遍的认识方法和行为准则, 体现了各大文明对事物量变阶段之发展变化规律的共同看法, 充分阐释了宇宙万物在矛盾对立和转化中的发展规律。当客观事物处于量变阶段, 事物矛盾的两方会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度, 亦即事物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矛盾状态。儒家“ 中庸” 与道家的“ 守中” 思想, 分别从不同层面诠释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矛盾状态。尤其是中庸思想, 时刻辐射到社会的持续发展之路, 从一定程度上说, 是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绵数千年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比较而言, 西方世界在中世纪以后, 并没有发扬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观念, 而是日渐形成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 由此凸显中西文明之差异, 丧失了传统的中和理念。

总之, 在世界各大早期文明中都存在“ 尚中” “ 尚和” 的表述, 这些表述在深层内涵上具有较大的通融性。中和思想与哲学上的度量观念关系密切, 保持中和意味着维持事物的度, 事物量变过程中不得超越此度, 让事物维系“ 中” 的状态, 使之不至于因激变而产生质变。一旦失去了这个“ 中” , 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平衡性, 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受到破坏, 事物就要发生变化, 从而走向自身的灭亡[12]。总之, 中和观念是一种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念, 这一观念正是现代系统观的根基。阴阳必得中然后能和, 然后能育万物, 正所谓“ 和实生物” (《国语· 郑语》)“ 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 (《春秋繁露· 循天之道》)中和是维系事物整体性与稳定性的重要理念, 只有坚持此等理念, 方能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置于系统中去审视, 使之关系和谐、多元共存, 相互融通而孕育生机。

三、其他文明的“ 尚中” “ 尚和” 思想之传承与发展

尽管早在轴心时代及其稍后, 崇尚中和的思想在各大文明中都已出现, 但这一思想在不同民族、区域中的传承状况并不一致。中和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物之间, 也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 中和思想在其传承过程中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变异。

欧洲的均势理论与“ 尚中” “ 尚和” 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国际交往中的均势意识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出现, 如古希腊雅典、战国时期的东方六国等都曾试图运用均势策略达到国际秩序的稳定, 后来诸葛亮主张联吴抗曹则是这一策略的典型范例。但国际关系中系统的均势理论, 只在最近数百年中才得以出现。直到文艺复兴时, 外交实践及其理论方法的作用才日益凸显。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1469~1527)的《君主论》, 首先提出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的口号; 圭恰迪尼(1483~1540)的《意大利史》, 则表达了要努力使得周围国家保持均势的外交原则。尽管这种均势也是为了维护国际间的和平, 却是以争取自身国度的最大利益为主旨, 充斥着极端的个人利己思想。16世纪初期, 英国成功地运用均势理论策略游刃于当时两大强国— — 法国和西班牙之间, 从中获取许多利益。弗朗西斯· 培根在1623年撰写的小册子《论西班牙战争》中指出, 英国一项至关重要的考虑就是要保持帝国及盟友与西班牙及其同盟之间的力量平衡[13], 均势理论后来也成为了英国对欧洲大陆诸国的主要外交策略。在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的理论著作及威廉三世、查理二世及腓特烈大帝等人的外交实践中, 均势理论获得了更为充分的阐释。20世纪以来, 均势理论在国际外交中获得广泛运用, 逐渐成为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和原则。例如美国就常常通过制造均衡以达到对某一区域的有效控制, 而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提出“ 没有平衡, 就没有和平” 的口号[14]

国际间的均势往往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均势是暂时的, 一旦特定条件形成, 这种均势随时可能被打破。均势的崩溃有时就像大坝崩堤, 形成巨大灾难。二战前夕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绥靖主义者, 希望通过对希特勒妥协, 达到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 最终引发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世界性战争。在当今世界, 核威慑的均势平衡在防范大国冲突上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均势是以各方均衡发展为前提的, 一旦某方力量强大到足以掌控全局, 又必将陷入新的纷争。均势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国之间之“ 和” , 但其本质是以各方的竞争为基础的, 因此均势策略不是达到长治久安的绝佳方法。

近数百年来, 西方世界各种思想荟萃, 形成了诸多流派, 诸如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还有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等, 其中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最为广泛。近代欧洲在启蒙运动的驱动下, 逐渐形成了对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的尊重意识, 相信人的理性力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这些思想在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 西方的诸多思想流派是以西方优势论为基础的。自17世纪以来, 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逐渐形成。与欧洲长期流行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政治观念不同, 美国更推崇主要由洛克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思想。他们认为“ 国家间的冲突是一种反常, 国家间的利益应该而且也可能是和谐的” [15]。然而,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以全球领导者自居, 希望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引领全球。在这种“ 以自我为中心” 理念的影响下, 其他诸多文明的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排挤, 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自由、理性等原则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得到展现。期望以一种文明统领或压倒其他文明的做法, 无疑与“ 尚中” “ 尚和” 思想背道而驰。

近两百年以来, 日本的外交政策发生了较大转变。自从明治维新后, 日本开始向欧洲学习, 抛弃东方传统“ 以和为贵” 的睦邻友好政策, 军国主义、霸权思想肆虐流行, 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二战后, 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有所收敛, 但在美国政治的裹挟下, 依然妄图通过挑拨国际关系, 在东亚制造混乱, 达到其独领亚洲的目的。弃和求乱的国际关系思维, 都不会给日本带来真正的好结局。

伊斯兰教教义中的“ 尚中” “ 尚和” 思想随处可见, 如伊斯兰教圣训提出:“ 最优美的事是中正之事。” 伊斯兰教徒在崇信道德修养的同时, 也有着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处的愿望。丁俊指出:“ 伊斯兰认为人类保持不同的信仰和不同的文明才是真主的常道, 也是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所在, 重要的是要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对话, 相互了解和认识, 和睦相处, 和谐发展, 共同追求团结、互助、和平、安宁的生活。” [16]但是, 由于土地、石油等自然资源的影响及文化的差异,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中东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实行强硬的控制政策, 引起了穆斯林国家的反感和抵抗, 不少具有极端思想的穆斯林便采用恐怖的方式实施报复, 由此形成了“ 控制— 抗击— 更激烈的控制— 更恐怖的袭击” 的恶性循环。今天, 当我们尝试探寻全球性恐怖主义行为背后的深层缘由时, 很容易将之与“ 尚中” “ 尚和” 思想的缺失联想到一起。

20世纪末,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在《各种文明的冲撞》中指出:“ 世界政治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 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 [17]10年后, 他又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写道:“ 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 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互动、冲突走上了中心舞台, 这已经在各个方面变得非常清楚。在一定程度上, 学者、政治家、经济发展官员、士兵和战略家们都转向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最重要的因素。” [18]强调文化在当今世界中的特殊意义是正确的, 但塞缪尔· 亨廷顿的观点浸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 — 强调冲突而忽视融通。不同文明之间, 不同区域的文化之间, 既有冲突, 也有交融, 冲突只是一个方面, 对话又是另一面, 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战争和冲突是国际交往和文明交往中的极端形式, 对话则是维护和平的主要方式。地球能容纳多种文明, 而不是单一的强势文明, 例如尼采就竭力反对终极价值观和目的论, 强调只有文化的“ 多元主义” (pluralism)才能反映生活之本身[19]

四、中华文明“ 中和” 思想的传承及各文明间的对话

早在数千年前的中国, 较为先进的政治理念就已形成, 并在社会实践中取得过良好的效果。崇尚“ 中和” 的思想不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中, 还被运用到处理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中。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都将儒家思想奉为核心价值体系, 中和思想得到很好的弘扬。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指出:“ 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并在阿登森林中踯躅流浪之时, 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 “ 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 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 [20]梁启超曾说:“ 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 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 故目的在平天下, 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 天下' 之一阶段。” [21]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奉行有容乃大的理念, 是以儒释道三家并存, 相互促进, 为中华文明增添了靓丽的文采。受“ 中和” 思想的影响, 中国对于其他文明历来采取相互接受、相互尊重的原则。罗素指出, 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 在西方看来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在中国人看来则是罪恶的, “ 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 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 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 [22]数千年来, 中国人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时, 强调“ 和而不同” , 在弘扬自身价值观念的同时, 向其他文明虚心学习, 而不是妄加批评和排斥。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 毛泽东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 保持世界和平, 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 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 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 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 [23]建国后, 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2005年12月31日, 胡锦涛在题为“ 携手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的新年贺词中指出:“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向往美好生活, 真诚愿意做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人民殷切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加强团结, 密切合作, 携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 “ 和平与发展” 依然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一方面, 随着世界多极化的出现, 原有的强权政治体企图用打压的方式阻止我国经济文化的复兴。面对严峻的竞争形势, 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和科技能力, 自强不息, 才能在国际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让中华文明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另一方面, 必须把握和平大局, 因为和平不但有利于人民的安定生活,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更是中华文明不断创新的根本保证。和平的局面也是中华文明与其他各种文明相互交融的重要保障。当然, 我们努力维护中国与世界的和平, 同时绝不可为了和平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在维护主权、保护国土等特定条件下, 必须有亮剑的决心和勇气。早在数十年前,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的战略方针, 要求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戒骄戒躁, 为自身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吴建民指出:“ 正是靠了‘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的方针, 我们不但在较短时间里走出了低谷, 而且把中国外交推向了一个黄金时期。历史说明, ‘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背离这个方针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24]

中华文明“ 中和” 思想的当代转型, 就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在不同文明对话中的自觉和自信, 这种自觉自信的基础是对当代中国时代主题的把握, 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认知, 对中华文明深厚意蕴的领会。郑必坚指出:综观20世纪最后20年和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发展大势、发展主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六个字— — “ 大变动、新觉醒” 。说完全一点, 就是“ 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题的中国大变动、新觉醒” 和“ 以世界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动、新觉醒” [25]

2015年9月,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当今世界, 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中和” 的思想对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其目的是构建和谐、公正、稳定的秩序, 并要求在实践过程中做得执中平允, 不走极端, 处事有度。我们必须以“ 中和” 为宗旨, 加强与其他文明的对话, 努力做到“ 以和为贵” “ 与人为善” “ 睦邻友好” , 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对不同文明持尊重态度, 吸收对方的优质文化, 弥补自身的不足, 追求“ 和而不同” 的多元和谐状态。”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人民必将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 通过与不同文明的对话, 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 通往人类繁盛之路[N]. 联合时报, 2013-10-22(06). [本文引用:1]
[2]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 中华大典[Z].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 4304. [本文引用:1]
[3] 田广清. 中庸: 实现社会和谐的正确思想方法[J]. 孔子研究, 2007, (03). [本文引用:2]
[4] 冯家禄. 道德经三解[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36. [本文引用:1]
[5] 王文明. 老子心声[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60. [本文引用:1]
[6] 甘筱青. 《老子》的公理化诠释[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77. [本文引用:1]
[7]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15-18. [本文引用:1]
[8] 王中江. 中西早期的“适度”思想及适用范围的扩展: 从人间伦理到生态伦理[J]. 孔子研究, 2005, (03): 16. [本文引用:1]
[9] 赖文海. 中国佛教文化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本文引用:1]
[10] 王路平. 略论龙树、提婆的中观哲学[J]. 浙江学刊, 2000, (03): 30. [本文引用:1]
[11] 秦惠彬. 伊斯兰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本文引用:1]
[12] 雷虎强. 中庸之道的马克思主义诠释[J]. 福建教育学院学报, 2005, (07): 8. [本文引用:1]
[13] 托布约尔·克努成. 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M]. 余万理, 何宗强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108. [本文引用:1]
[14] 基辛格. 白宫岁月: 基辛格回忆录[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0. 76. [本文引用:1]
[15] 王立新.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63. [本文引用:1]
[16] 丁俊. 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J]. 回族研究, 2006, (01): 41. [本文引用:1]
[17] 塞缪尔·亨廷顿. 各种文明的冲撞[J]. 改革, 1993, (06): 151. [本文引用:1]
[18] 塞缪尔·亨廷顿. 再论文明的冲突[J]. 李俊清译. 马克思主义和现实, 2003, (01): 39. [本文引用:1]
[19] 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M]. 周红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本文引用:1]
[20] 伏尔泰. 风俗论(上)[M]. 梁守锵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87, 249. [本文引用:1]
[21]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4. [本文引用:1]
[22] 罗素. 罗素文集[M].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6. 36, 50. [本文引用:1]
[23] 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85. [本文引用:1]
[24] 吴建民. 吴建民与世界分享中国的成长[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73. [本文引用:1]
[25] 郑必坚. 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N]. 人民日报, 2015-08-07.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