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次区域国际减贫合作的现状、问题与思考
罗圣荣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作者简介:罗圣荣,法学博士,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暨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区域合作以及民族宗教问题研究。

摘要

由于贫困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澜湄次区域成为国际社会开展减贫活动的重点区域,先后形成了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国际减贫合作机制,这些国际减贫合作机制推动了该次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旅游、贸易以及人力资源等多领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次区域的贫困问题。然而众多的国际减贫合作机制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机制拥堵问题,澜湄次区域逐步沦为域外势力的角逐场。与此同时,澜湄次区域的国际减贫合作也面临着次区域民主化震荡、环境问题,以及合作缺乏系统规划和评估等困扰。2016年形成的澜湄合作机制,是中方力推的与周边国家的一个重要合作机制,国际减贫合作是澜湄合作机制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针对目前澜湄次区域国际减贫合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未来澜湄合作机制下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应积极倡导包括“共商、共建、共享”合作,绿色环保减贫,以及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四位一体”的减贫实践新理念;创建有针对性的减贫合作平台;寻求双边和多边的平衡以及平衡与现有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着力开发减贫项目新领域。

关键词: 澜湄次区域; 澜湄合作机制; 国际减贫合作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3-0106-07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Poverty-alleviation Cooperation in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and Suggestions
LUO Sheng-ro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s Diplomatic Poli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is a key area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poverty has been a prominent problem there. A series of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which have promote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tourism, trade, and human resources in this sub-region. All these efforts, to a certain extent, have alleviated poverty in this region. Nevertheless, many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o some extent, have also resulted in mechanism congestion.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has gradually turned into an arena for foreign powers. In the mean tim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is plagued by the turmoil of democratiz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lack of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formed in 2016 is one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pushed by China for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poverty-alleviation cooperation is one of the priorities in this mechanism. In view of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poverty-alleviation cooperation in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in the futur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s as follows in international poverty-alleviation cooperation under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actively advocating the new poverty-alleviation ideas of cooperation, green poverty-alleviation, and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NGOs, and society; creating targeted poverty-alleviation cooperation platforms; seek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balances and a balance with curr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new poverty-alleviation programs.

Key words: Lancang-Mekong sub-region;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poverty-alleviation cooperation

贫困问题突出一直是阻碍澜湄地区提升区域合作的最大问题, 而减贫合作直接惠及民生问题, 政治敏感度低, 如何有效缓解贫困问题是澜湄六国(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政府最为关心和最为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 也是合作中最可能取得突出成果的优先领域。因此, 当前在澜湄合作机制下开展国际减贫合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澜湄次区域国际减贫合作的现状
(一)澜湄地区贫困现状分析

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状态, 有着不同的衡量指标, 贫困的标准和测量尺度是一个动态和历史发展的过程, 因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贫困指数、人均国民收入和贫困差距指数应该是普遍公认的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贫困状况的三个指标, 本文对澜湄次区域六国的三个指标作如下具体分析。

1.贫困指数

贫困指数是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率, 一个国家的贫困指数越大, 说明贫困问题越严重, 对应的贫困人口也就越多, 反之亦然。从澜湄次区域各国的贫困指数来看(见表1), 澜湄次区域的贫困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表1 澜湄次区域各国的贫困指数统计

2.人均国民收入

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按照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占有量, 反映的是国民收入总量与人口数量的对比关系, 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澜湄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统计从另一视角反映了澜湄各国的贫困问题(见表2)。

表2 澜湄次区域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统计(单位:美元)

3.贫困差距指数

贫困差距指数是指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与国家贫困线之间的比例, 比例越小, 说明该国或者该地区的贫困差距越小, 社会上贫困人口越少, 反之亦然。世界银行通常按照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和2美元两个标准衡量, 本文以1.25美元的标准对澜湄各国的贫困指数进行了统计(见表3

表3 澜湄次区域各国的贫困差距指数统计

根据以上三组统计数据, 从纵向来看, 不论是从贫困指数, 抑或人均国民收入和贫困差距指数而言, 缅甸、老挝、柬埔寨三国贫困程度明显比较突出; 从区域国家横向对比来看, 越南经过革新开放以来, 经济长期处于保持较快发展, 减贫效果比较明显; 从人均收入来看, 中泰两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 仍然存在着较大基数的贫困人口。

(二)澜湄次区域开展国际减贫合作的情况

1.双边减贫合作

(1)日湄合作机制。日湄合作一直是冷战后日本对外合作的重点。早在1993年日本就举办了“ 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 , 强调地区共同开发与对湄地区经济援助。2004年, 日本经济产业省成立了“ 柬、老、越、缅四国产业合作援助研究会” 。2007年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了“ 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合作伙伴机制” , 并于2009 年起每年举办“ 日本与湄公河国家领导人峰会” [2]。安倍政府成立以来, 为进一步做实“ 日本与湄公河区域合作伙伴机制” , 决定每年举行年度领导人峰会, 且每三年在日本举行一次, 定期举行外长、经济部长会议, 以及工作层面高层官员磋商。在日湄合作层层推进的同时, 日本在经费上的投入也是不遗余力, 例如, 仅在2012年日本就宣布将在三年内向湄公河五国提供74亿美元的巨额援助[3]

(2)美湄合作机制。美国实施“ 重返亚太” 和“ 亚太再平衡” 战略后, 美湄合作成为美国扩大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2009年, 美国在与湄公河地区国家召开“ 美国— 湄公河下游部长会议” 后, 推出了“ 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 。机制建设是美湄合作的一个重点。2011年3月, 美国和湄公河下游各国共同起草了《湄公河下游倡议》, 确定了美湄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具体目标。美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民生领域。

(3)其他双边机制。在“ 东向” 政策的指引下, 印湄合作也不甘落后。印度于2000年向越、老、柬、缅、泰五国发起了“ 湄公河— 恒河合作倡议” 。韩国则以2010 年下半年的“ 韩国— 湄公河开发论坛” 为契机, 与下湄公河各国建立了对话机制。2011年, 韩国与湄公河各国召开了第一次“ 韩国— 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 , 通过了《关于建立韩国— 湄公河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共同繁荣的汉江宣言》, 并明确了双边合作中各个领域的内容[4]

表4 澜湄次区域主要双边减贫机制

2.多边减贫合作

(1)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机制。1992年, GMS合作机制在亚开行的积极推动下正式建立, “ 亚开行” 与GMS合作机制相互支撑, 在湄公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了积极成果。截至2013年底, GMS合作机制计划投资项目成功动员166亿美元和技术援助3.3080亿, 其中亚行支持60亿美元的投资和1.1510亿美元的技术援助, 重点投资在与减贫紧密相关的项目领域[5]

表5 澜湄次区域主要多边减贫合作机制

(2)澜湄合作机制。澜湄合作机制于2014年提出, 2016年正式启动, 是针对以往多边合作存在的问题而成立的一个全新的多边合作机制, 减贫为其力推的重要合作内容之一。目前, 澜湄合作机制得到了“ 亚投行” 为其提供的重要资金支持, 也成为了中国实施“ 一带一路”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其它多边机制。湄公河地区多边减贫机制除去以上两种外, 还有1995年建立的新湄公河委员会。东盟于1996年发起的“ 东盟— 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 , 以及“ 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合作” (1993)、“ 柬老越发展三角区” (1999)、“ 伊洛瓦底江— 昭批耶河— 湄公经济合作战略” (2003)等合作机制, 也都是湄公河地区多边减贫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减贫合作对澜湄次区域国家发展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

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的推动下, 澜湄次区域的交通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南北交通走廊建设方面, 昆曼高速公路竣工通车, 昆明— 南宁— 河内的公路实现了高等级化。南北经济走廊西线(昆明— 老挝— 曼谷公路)、南北经济走廊东线(昆明— 南宁— 河内)以及北部走廊(昆明— 大理— 瑞丽— 缅甸)中国境内段均已建成高速公路并通车。此外, 与柬埔寨、老挝、越南、泰国等国境内的公路对接部分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东西、南北和南部三大交通走廊建设都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铁路方面, 南北交通走廊泛亚铁路建设进展顺利。中老泰铁路已经完成了全线勘探, 其中中老铁路段已经开始全线动工开建, 泰国境内段也计划于2017年正式动工开建。澜湄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 提高了区域内的联系性和通达性, 降低了成员国间贸易、人员往来的成本, 推动了次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二)农业领域发展逐步提升

在亚行的推动下, 2007年, 在首届GMS农业部长会议上, “ 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信息网” 正式开通[6]; 2008年, GMS各国成立了“ 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科技交流合作组” 。两个项目致力于推动GMS国家农业部门的人员和信息交流, 扩大农业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内容, 促进次区域的农业、农村经济以及经贸活动的发展, 进而达到减贫的目的, 为次区域各国农业信息交流与共享, 加强次区域的跨境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次区域禽流感等动物疫情影响严重的问题, 次区域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资金和“ 中国— 东盟合作基金” 的帮助下, 举办“ 动物健康与疫病防控研修班” , 并建立了多个动物疫病防疫监测站, 提高了GMS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的水平, 推进了次区域疫情的快速准确预报, 有效减少了次区域禽流感等动物疫情的传播。

(三)旅游和贸易领域发展绩效显著

在GMS合作框架下, GMS六国旅游管理部门共同组成了旅游工作组, 研究制订了GMS旅游业长期发展战略。经过成员国多次会议的协调, 在旅游通关便利化政策和措施推动下, 区域内旅游合作成效显著。如2009年1-9月, 到中国云南西双版纳旅游的泰国游客达到了8.73万人[7]; 2014年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达1亿人次[8]; 2015年, 赴湄公河五国的中国游客人数继续攀升, 达到1280万人次[1]。GMS经济合作也十分重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使GMS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获得较快增长。在贸易层面, 如早在2004年, 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三个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量就已经占到了他们对外贸易总量的40%; 从区域内的FDI来看, 区域内国家间相互直接投资额也不断增加, 2000年为1.3亿美元, 2002年则达到2.1亿[9], 从而推动了次区域减贫事业的发展。

(四)人力资源得到有效提升和增加

人力资源缺乏是导致次区域贫困的根源性问题之一。在亚行的协调支持下, 澜湄次区域各国利用国际组织和一些外国资金的援助, 成立了专门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机构, 其主要方式是人员的专项培训。当前, 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呈现一些明显特征。其一, 合作成员主体扩大, 除了一些官方的人力资源培训机构如湄公学院外, 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的培训中心和机构参与进来; 其二, 培训领域扩展, 从动植物的疾病防控, 到农业技术的推广等, 培训的形式多样实用; 其三, 充分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开展学历和非学历教育, 对青年学生进行技能运用的培训, 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其四, 努力打造新的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高地, “ 磁吸效应” 逐步形成。如2010年上半年, 共有66名柬埔寨学员赴华参加27期各类援外培训项目, 培训后对于提升人力资源的效果比较明显[10]

三、澜湄次区域国际减贫合作存在的问题
(一)多重机制相互竞争

目前为止, 从双边来看,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北欧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 以及联合国、亚开银、世界银行、欧盟、东盟等国际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澜湄次区域的各项合作。从多边来看, 与澜湄次区域相关的合作机制目前主要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 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新湄公河委员会、柬老越发展三角区、伊洛瓦底江— 湄南河— 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中老缅泰黄金四角合作、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日韩(10+3)、澜湄合作等合作机制。因为合作机制众多, 有国家间的, 国际组织与国家间的, 还有部分国家参与的合作, 并且这些合作是在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之间开展的, 这在当前世界各次区域的合作中实属罕见。尽管这些机制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和促进, 但面对如此众多的协议及不同的参与方, 各种机制之间如何协调非常困难。贫困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现象, 常常是多种导致被剥夺感的因素叠加的结果[11]。各种机制并存, 客观上固然对参与国家本身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和优势, 但同时各种机制也存在不同的利益取向, 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剥离感, 影响减贫合作的成效。

(二)域外大国的竞争角力

澜湄次区域地理位置独特, 发展潜力巨大, 战略价值突出, 故域外大国不断强化合作, 以期扩大自身在本地区的影响。2006 年, 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要在亚欧大陆的外沿建立“ 自由与繁荣之弧” , 而澜湄次区域则是“ 自由与繁荣之弧” 的重要一环。近年来, 日本在其“ 湄公河外交” 中所体现出的政治进取性一再证明, 日本已改变了它一度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 经济外交” 取向, 在湄公河地区利用援助增加其政治影响力, 并进一步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已成为日本在该地区外交战略的新思路[12]。事实上, 日本之所以要不断强化“ 日湄合作” , 将湄公河五国聚合起来,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即要在东南亚区域内逐步培植一个“ 赞同日本” 的国家集团, 并以此推进日本的东南亚战略, 夯实日本在本地区的重大利益。而近年来美国力推的“ 湄公河下游行动计划” , 也隐含了其拉拢湄公河下游国家, 逐步介入澜湄次区域的合作, 以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战略企图。域外大国的介入和竞争, 或将逐步改变湄公河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 为澜湄次区域合作叠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三)各国政局与民主化的阻碍

稳定的政局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最为重要的前提。在一个动荡的政局下, 保障生存是首位, 否则消除贫困就无从谈起。权力关系是发展的核心问题, 所以保护公民权利、积极和有组织的公民以及为贫困人口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有效援助的政党, 都对减贫的持续性进展意义重大[13]。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 下湄公河各国的政局都明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其政治现代化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 政治风险较高。最早实现民主化的泰国则陷入了政治民主化的怪圈, 仅自2006年以来, 泰国就频繁爆发黄衫军与红衫军的政治对峙事件, 已经导致了3次军人政变, 权力在文人和军人之间反复更替。而在柬埔寨2013年的大选中, 救国党异军突起, 对人民党形成了严重挑战, 未来的柬埔寨或出现政党轮替甚至政局失控的可能。缅甸在2015年大选之后, 尽管民盟与巩发党的权力交接顺利, 以昂山素季为首的民盟已于2016年3月上台组建了新一届政府, 但缅甸的民主政体管理能力还较弱, 若开邦的罗兴亚人问题持续恶化, 缅北的民地武冲突短期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 民盟政府能否维持稳定的局势, 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14]

(四)项目合作面临环境压力

贫困是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环境。贫困受环境影响, 而贫困也影响到了环境的变化[15]。在推进减贫合作和经济开发的同时, 澜湄次区域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土地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自然资源消耗等环境压力。对赖以自然资源生存的地区而言, 将增加贫困和农村人口在面对自然灾害、食物匮乏和社会分裂等危险时候的脆弱性, 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了各国的重要关注点。如在缅甸国内外势力不断炒作环境问题的背景下, 中国在缅甸的三大标志性项目中的密松电站项目和莱比塘铜矿项目相继被叫停[16]。而从地理上看, 澜湄次区域各国处于不同的河段, 在湄公河开发过程中, 由于水量分配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 湄公河上下游国家难免因此发生分歧和矛盾, 各国在水资源分配和环境问题上的竞争必然大于合作[17]。诸如此类的矛盾和冲突都将始终贯穿于各种机制中, 成为各国在澜湄次区域获取最大利益和博弈的筹码。

(五)合作缺乏系统规划和评估

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区域各国的发展援助, 抑或国际机构和各国自身的努力, 相互之间缺乏配套的相关政策和制度, 无法采取协调一致的系统规划和分步实施的操作过程, 难免造成资源的相对浪费, 效率低下。首先, 在机制建设方面, 一方面, 原有的澜湄次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主要依赖政府首脑会议、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长会议来组织实施, 缺乏专门的权威协调机构来统一调配行动, 以发挥减贫合作的最大效能; 另一方面, 各个合作机制在减贫效果评估方面, 虽然部分机制采用了一些国际通行评估标准, 但评估工作往往由于合作的对象或地点不同等因素, 从而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导致减贫合作尽管开展多年, 减贫投入持续不断, 但由于各个机制之间自行其是, 效果仍然不明显, 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其次, 在内容上, 关于区域减贫的合作事实上目前主要集中在能源、基建、农业和经济领域, 并未形成覆盖全社会各领域的减贫行动。最后, 在形式上, 减贫合作多采用国与国之间的双向援助, 而未形成专门的区域减贫合作机制来推动整个区域的脱贫致富。

四、澜湄机制下推进澜湄次区域国际减贫合作的思考

在过去的合作中, 湄公河国家表现出既不希望全面倒向中国, 也对域外国家在本地区的活动保持警惕的心态。如何增强澜湄合作机制对于下游湄公河国家的吸引力, 切实让湄公河国家从合作中得到实惠, 是推进澜湄合作机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18]。因此, 就减贫合作而言, 在澜湄合作机制下真正让国际减贫合作惠及各方, 切实消除湄公河下游国家的贫困问题, 化解湄公河各国的顾虑, 进而夯实澜湄合作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 倡导新理念。一是要倡导“ 共商、共建、共享” 的合作理念。中国在推出澜湄合作机制之初, 强调的是一种“ 共商、共建、共享” 的新型合作机制, 表明中国绝不是将自身战略强加于别国, 而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合作的最优模式, 实现共同发展。澜湄合作机制概念之所以得到其他五国的热烈回应并很快得到落实, 自然与这种“ 共商、共建、共享” 新型合作理念分不开。“ 共商” 即是要协商一致, 共同制定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国际减贫合作规划; “ 共建” 即建立统一的减贫数据库和项目库、减贫项目检测评估体系和情况通报制度, 建立和完善减贫相关议题的联系制度等; “ 共享” 则是要做好利益的共享性,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均衡发展。二是要倡导绿色环保减贫的新理念。鉴于各国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 在减贫开发过程中应该强化环保意识, 注重减贫行动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要倡导“ 四位一体” 的减贫实践新理念, 即倡导以政府指导、企业实施、非政府组织推动、全社会响应的立体操作模式, 加强各方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协调, 以形成共同消除贫困的共识和行动。

其次, 创建新平台。在澜湄合作机制下, 创建一个有针对性的减贫合作平台, 一是需开展减贫研究。主要是收集提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减贫经验, 比较总结不同类别国家的发展与减贫模式, 追踪探讨发展与减贫领域的热点问题, 专题分析发展与减贫政策的影响, 为澜湄减贫合作的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分享发展经验。澜湄各国虽然经济水平和发展差异巨大, 但在减贫过程中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合作中要包容并蓄, 充分借鉴各国发展经验。作为澜湄合作的倡导者, 中国在减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减贫合作过程中, 可因地制宜推介中国减贫经验, 贡献减贫领域的“ 中国智慧” 和“ 中国方案” 。三是推动减贫项目合作, 以具体减贫合作项目为抓手, 积极推动澜湄各国参与减贫战略与规划的制订, 开展双边或多边合作, 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提供技术援助。四是实现信息共享[19]。在逐步建设并完善网站信息平台作用的同时, 开发建设相关的减贫合作资料数据库, 向有关用户提供减贫与发展领域的信息。

再次, 寻求新平衡。一是寻求双边和多边的平衡。从制度设计来看, 澜湄合作属于1+5的多边合作。推进“ 1+5” 多边合作的同时, 重视双边项目合作, 不但更容易推进, 也可以为推动“ 1+5” 合作发挥示范作用。二是平衡与现有合作机制之间的关系。重点要处理好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新湄公河委员会等地区机制之间的关系, 避免功能重叠和恶性竞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 亚开行” 主导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平台, 除水资源合作之外, 澜湄合作机制与GMS合作机制的合作领域高度重合, 且很难加以区分。未来随着“ 亚投行” 作用的提升, “ 亚开行” 的影响力势必下降, 作为“ 亚开行” 项目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也会随之弱化, 中方应筹划有步骤地逐步退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1995年新成立的“ 新湄公河委员会” , 其职责范围远远超出了旧的湄公河委员会。尽管其能力和影响力饱受诟病, 但它毕竟是湄公河下游国家的一个共同机制, 在区域合作方面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20], 因此, 未来如何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与新湄公河委员会之间的协调非常重要。

最后, 开发新领域。一是以产能合作促进产业减贫, 开发减贫项目新领域。产业减贫是国际减贫的根本之策, 依据相关国家法律框架和发展实际, 可依托交通互联互通和产业集聚区平台, 优先推进电力、电网、汽车、冶金、建材、配套工业、轻工纺织、医疗设备、信息通信、轨道交通、水路交通、航空运输、装备制造、可再生能源、农业以及农产品和水产加工等领域的产能合作[21]。二是在减贫项目设计上与其他机制比较将有所侧重, 避免重复投入, 无序竞争, 节约减贫资源。例如,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在中国— 东盟或者10+3框架下主推大项目, 如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打通交通大动脉。澜湄机制的特色可主推中小项目, 以互联互通为例, 应着重打通交通的微循环, 如推进“ 村村通公路” 项目。三是争取减贫资金多元化。现阶段次区域各国财力的增长还难以满足澜湄减贫合作对资金的需求, 但减贫资金投入的多少, 直接决定着反贫困目标的实现程度, 而主要国际机构均把减贫作为优先工作重点, 可以争取的资源比较充足, 需要认真研究澜湄地区的项目需求和国际机构的贷款政策, 寻找合作基本点, 积极争取“ 世界银行” 、“ 亚开行” 、“ 亚投行”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和援助, 增加减贫资金的多元化渠道。

注:

① 所谓双边性减贫机制主要是指两个行为体之间形成的合作机制, 合作双方一边为主导大国, 一边为地区集合体, 也是一种特殊的双边机制。如中国、日本、美国等大国与湄公河地区单个国家或地区共同体分别建立的合作机制都属于这一类型。

② 多边减贫机制是指三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减贫领域的互动机制。减贫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国家很难依靠自身摆脱贫困, 所以, 尽可能多地建立、参与各种多边机制是贫困国家获取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 刘稚, 卢光盛.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2016)[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62. [本文引用:1]
[2] 张继业, 钮荀生, 试述安倍政府的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战略[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3): 31-39. [本文引用:1]
[3] 商务部. 日本承诺拨款74亿美元开发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DB/OL].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j/201204/20120408084844.html. [本文引用:1]
[4] 黄河, 杨海燕.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澜湄合作机制[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1): 132. [本文引用:1]
[5] 亚洲开发银行官网.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projects under GMS program since 1992[DB/OL]. http://www.adb.org/countries/gms/sector-activ-ities. [本文引用:1]
[6] 孙政才. 大湄公河次区域农业合作前景广阔[DB/OL].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os/2007-04/11/content_5960209.htm. [本文引用:1]
[7] 刘稚.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2010)[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 [本文引用:1]
[8] 云南网. 去年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达1亿人次超2万人经昆曼大通道自驾入泰[DB/OL]. yn.yunnan.cn/html/2015-06-26. [本文引用:1]
[9] Jayant Menon. Building Blocks or Stumbling Blocks? The GMS and AFTA in Asia[J].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07, (2): 256. [本文引用:1]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柬埔寨王国使馆经商处. 2010年上半年中国对柬埔寨援外培训情况[DB/OL]. http://cb.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008/20100807062575.shtml. [本文引用:1]
[11] 彼得·乔德里. 少数民族发展[R]. (20122012http://www.iprcc.org.cn/Home/Index/skip/cid/2450.html. [本文引用:1]
[12] 王庆忠. 日本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中国的战略应对[J]. 当代世界, 2014, (5): 67-69. [本文引用:1]
[13]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院. 反对贫困与不平等——结构变迁、社会政策与政治. 郭烁译.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8525. [本文引用:1]
[14] 李晨阳.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机遇、挑战与对策[J]. 学术观察, 2016, (1): 24. [本文引用:1]
[15] 周民良. 贫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5): 2-3. [本文引用:1]
[16] 刘稚, 卢光盛.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新发展(2012-2013)[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7. [本文引用:1]
[17] 黄河. 区域公共产品与区域合作: 解决GMS国家环境问题的新视角[J]. 国际观察, 2010, (2): 74. [本文引用:1]
[18] 卢光盛, 金珍. “澜湄合作机制”建设: 原因、困难与路径[J]. 战略决策等研究, 2016, (6): 33. [本文引用:1]
[19] 吴忠.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致力于国际减贫交流合作[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10-02(2). [本文引用:1]
[20] 郭延军. 澜湄合作的新思路和新路径[R]. 在云南大学召开的“周边外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会议暨中国周边外交与周边安全高峰论坛”演讲, 2017. 1. 14. [本文引用:1]
[21] 新华社. 澜沧江—湄公河国家才能合作联合声明[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3/23/c_1118421803.htm, 登陆时间, 2017. 4. 20.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