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哲学概念范畴进路的方法论反思
杜保瑞1,2
1.台湾大学哲学系,台湾 台北
2.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作者简介:杜保瑞,台湾大学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宋明哲学、禅宗哲学等研究。

摘要

汤一介的中国哲学研究涉及范畴体系问题、内在超越特性问题、知识论、解释学的建构等重大问题。从方法论反思角度看,汤先生有哲学议题开题的创作之功,这是他哲学家的面向;但他更有推动文化复兴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实效,这是他实践家的面向。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推手而言,汤先生在20~21世纪之交的角色扮演,堪可媲美太虚大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生佛教运动的推动者角色。笔者提出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解释架构,以补范畴研究的不足,以及澄清内在超越意旨的重心,并提出系统性、检证性、适用性、选择性的议题,充实汤先生对中国哲学知识论建构的关怀。

关键词: 汤一介; 概念范畴; 内在超越; 儒学; 知识论; 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2-0068-07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through the Concept Categorical Approach of TANG Yi-jie
DU Bao-rui1,2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aiwan University, Tanbei, Taiwan
2.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 refl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by Mr. TANG Yi-ji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category system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of the Intrinsic Transcendence,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rmeneutic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Mr. TANG’s creation is to opening the title of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this is his philosopher oriented. But he ha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promoting the social mo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which is the oriented of his practitioners. As a promo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Mr. TANG’s role play from twentieth Century to twenty-first Century can rival the role of Master Taixu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ife Buddhist move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uthor proposes 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as was cosmology, ontology, Gongfu theory and JingJie theory to supplement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ategory research approach and to clarify the focus of intrinsic transcendence. And put forward the systematic, examination, applicability and selectivity issues to enrich Mr. TANG’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

Key words: TANG Yi-jie; concept character; intrinsic transcendence; Confucianism; epistemology; hermen-eutics
一、前言

汤一介先生对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重点在于传统中国文化意识的复兴、中国哲学研究人才的培育、中华国学教学研究机构的催生等等, 他无疑是一位深思力索的哲学家, 但却屡屡自谦自己不是哲学家而是哲学学者, 持平地说, 汤先生中年时期所处的时代环境是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环境, 而他的理想则是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束缚、一元中解脱出来, 因此, 汤先生一生都在开题, 他提出了许多诸如中国哲学的特殊范畴问题?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这是汤先生堪称哲学家的视野高度。但是, 汤先生多是开了题, 却未能深入细索地发展出来, 关键就是, 他自己同时也是一位行动派的实践家, 他办理中国文化书院, 承担《儒藏》的编辑, 到处讲学开会、提携后学、办理事业, 自然消耗了更多的体力与时间, 但是支持他做这一切事情的关键就是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也是他为中国哲学提出的特色观点之一。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开初的二三十年间, 汤一介先生成为了中国大陆最具学界影响力和民间声望的当代大哲, 他的中国文化书院, 无疑是在中国大陆急需撑起复兴文化大旗的草创时期最鲜明的旗帜, 之后, 无论是正式学府, 还是民间团体, 一个个研究中华国学、讲述传统文化的机构不断诞生, 时至今日真有波澜壮阔之势, 政府高层也公开支持。无疑地, 这就是汤一介先生对当代中国最巨大的贡献, 他让中国哲学和中华国学在现实的意义上被具体化实现出来, 这是巨大的事功, 不只是一家理论创造的贡献而已。

就此而言, 笔者意识到, 当代中国佛教界一位最伟大的高僧— — 太虚大师。汤先生堪与之媲美, 在中国内地的中华国学, 它必须复兴的立场、它应走的道路指引、它应该有的体制建设、它所需要的人才培育, 汤一介先生一一提出并做出了。而且, 一如太虚大师, 大小兼弘, 并观大乘般若、唯识、如来藏三系。汤一介先生也是同时认同马克思主义, 同时弘扬中国文化, 并且兼阐儒、释、道。汤先生对弘扬中国文化的角色, 就像太虚大师对开新中国佛教的角色一样:明确指出发展的方向, 自己亲身投入实践, 受到万人注目与景仰, 产生弘大长远的影响力。

在汤先生开题的方向上, 笔者特别关注他对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在汤先生所提的许多议题中, 笔者以为, 概念范畴研究进路是这一切的核心, 既是问题的重心, 也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方向, 可以代表20世纪当代中国哲学家思考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中的一条特殊思路。明确地说, 这一条思路是和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路有所不同的。而哲学基本问题的进路, 从熊十力谈宇宙论、本体论、体用论的时候就开启了, 后来, 熊十力的继承人牟宗三先生大谈特谈动态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圆教的存有论; 另一位当代哲学家方东美先生谈价值中心的宇宙论、本体论、超本体论; 及劳思光先生谈心性论、形上学、宇宙论等等。这些都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路做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然而, 在冯友兰谈新理学的四个命题理、气、道、大全的影响下, 在冯友兰以唯心、唯物史观诠释中国哲学, 又以理学、心学讲述程朱、陆王之别的影响下, 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辩证法进路的中国哲学史观背景下, 汤一介先生从极左派的思想进路开始逐步调整自己的想法[1], 认真思考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的问题, 汤先生在不满意以西方哲学理论套用中国哲学研究的现况中, 找到了概念范畴研究的进路, 并作为他早期思考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 之后就是发展内在超越论的中国哲学真理观。笔者以为, 概念范畴研究法不是一个好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2], 它有见树不见林的缺点, 固然可以摆脱唯心、唯物的僵化视野, 以及碰不到问题重点的缺失, 但是却使得中国哲学的哲学性建构尚缺严密学的理论架构, 因此笔者尝试改进牟宗三、劳思光等哲学家的解释体系, 提出“ 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 的四方架构, 作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解释架构, 以概念范畴为材料, 或是纯粹存有论进路的形上学研究, 两者配合, 或可使得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严谨性更为彰显。

笔者以为, 最适合作为讨论汤一介先生方法论观点的著作就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这三本。唯一时之间, 笔者手上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 另有《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以及三智最新编纂的《汤一介哲学(精华篇)》[3], 所以, 《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的要点, 就要靠这两本书中节选的材料来做讨论。以下的讨论, 简单依著作顺序进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之方法论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之作, 可以说是汤先生中年时期最有爆发力的中国哲学研究反思之作, 其中有儒释道专题研究之作, 也有方法论的反思之作。本文之讨论, 以方法论反思之作为主要对象。

(一)知行问题

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 附带地提到了知行问题, 汤先生说有些中国学者把宋明儒学中的知行问题认为是混和了认识问题和道德问题, 有其局限性和一定的错误。汤先生认为, 知行问题本身更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道德修养和知行是不能分为两截的[4](P6-9)。笔者以为, 认识问题若为简单的认识方法问题, 朱熹讲的读书的方法就是这个主题, 荀子讲的《解蔽篇》的大清明心也是讲的这个问题, 甚至《大学》讲的格物致知观念也是在讲要做客观研究的问题, 只有王阳明讲的“ 知行合一” 才更多的是道德修养的问题。但是若就西方笛卡儿以后的知识论问题而言, 则前述中国哲学的认识问题、道德修养问题就都不是这种问题了, 笛卡儿以后的知识论问题是认识“ 认识主体” 的认识能力以求人类真理观的界定, 如果要谈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 那就是要以知行观这种道德修养的问题为对象, 谈其如何确定是道德真理?如何检证信徒的实践是符合价值真理的?这就绝对是中国哲学有所贡献于世界哲学的新议题了。

汤先生力主知行问题是道德修养问题, 这当然是对知行问题的正确解读, 汤先生反对那些把知行问题当作认识问题来讨论的做法, 认为那都是没有深入中国哲学问题意识而做的表面文字解读的研究态度, 这样的研究作品, 即便是21世纪的今天, 依然是充斥于学界的讨论之中的。

就知行问题的本身而言, 它是道德实践问题, 但它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 是要研究客观世界之后找出客观知识并且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理想中, 因此它确实有认识的意味在, 但认识的目的是为道德实践, 所以认识的本身也是道德实践的环节, 它不是单纯思考认识的方法、语言使用的逻辑、推理的形式等等早期知识论的课题, 它就是客观地研究事务的道理, 然后诚意正心地去修齐治平的道德修养事业的环节。汤先生说知行和道德修养不能分为两截, 其实就是认定这个知行无论是《大学》的用法、还是王阳明的用法, 谈的都是道德修养的环节了。

(二)范畴体系

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一文中, 汤先生展开了他的哲学创作之途。他认为中国哲学自有其一套独特的哲学范畴, 而不能简单地和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等同[4](P23), 然后, 汤先生就展开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构想》的研究工作, 汤先生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分为三类:第一类讲存在, 第二类讲形式, 第三类讲人。并说以上这些概念范畴, 都是以儒道为主, 并将佛教汇入。然而, 笔者以为, 佛教谈得太少了, 主要是儒道两家。但重点是, 汤先生的这些范畴构想, 是想要替代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 而为中国哲学找到正确的研究进路而做出的架构, 这样一来, 这些范畴的概念以及架构就显得复杂多端, 而且不能有效地形成理论的系统了。笔者之意是, 要将中国哲学讲清楚而不受西方概念范畴影响的话, 该走之路并不是建立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 而是建立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解释架构, 哲学就是讲理论之学, 理论就是能够推演建构成一家严密的系统的, 中国哲学自有其问题与概念, 但概念是讨论问题的“ 材料” , “ 问题” 才是理论在面对的, “ 主张” 则是回答问题的答案, 问题清楚了, 中国哲学的主张才有其意义。然而, 范畴并不能有效说明问题, 范畴也不是说清楚答案的最佳方案, 例如做宋明理学研究而有的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诸说者, 都说不清楚是在回答什么问题而提出的什么主张。离开西方哲学的范畴并不是走回中国哲学的范畴, 西方哲学也不是概念范畴建构起来的, 而是回答形上学、知识论、辩证法的问题建构起来的, 如果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形上学、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的特质不吻合, 那就去找出相应中国哲学的问题, 而将中国哲学各学派的理论放在这些问题所形成的解释架构中, 这样中国哲学的理论就清楚了。笔者提出的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解释架构, 儒释道三家之学放在这个架构中, 则所有的理论就能看清楚、讲明白了。

笔者以为, 汤先生的范畴分类架构, 并不能有效地将各家学派的理论体系清楚呈现, 不如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架构来得更好。至于概念范畴的研究当然是门学问, 而且是中国哲学研究走到了更高级抽象层次时的研究, 抽离了学派的特质而专门研究概念的定义及其关系的研究, 就像先秦名家以及宋明儒学的理气论, 以及冯友兰讲的经虚涉况的新理学四概念研究, 汤先生的概念范畴研究自然也是抽离了学派特质的研究, 因为他认为是包含了儒道佛各家的共同使用范畴, 关键是, 儒道佛各家毕竟是不同学派, 理论之间泾渭分明, 分明就要靠体系来呈现, 而这些范畴是无法达到体系分明的诠释效果的, 范畴只是材料, 是用来谈理论、提主张的概念工具, 至于抽象功能的范畴概念, 更是为命题建立的辅助性概念, 本身缺乏独立存在的表意功能。

基于以上的讨论, 我们再来看看汤先生接下来在《问题讨论》一节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范畴是否成对?多少范畴才能将哲学讲清楚?范畴能否反映中国哲学的特质[4](P41-43)?面对这三个问题, 汤先生的答案都是不定的。就是说, 这些范畴建构的尝试不一定能解决他想解决的问题。关键就是, 范畴与问题的不对当。哲学理论是回答问题的主张, 没有清楚的问题就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是要回答实体的描述角度及进路, 康德的范畴是要回答认识主体的先天架构, 但是汤先生的范畴是要回答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要摆脱以西方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时的不相应的困境而设的, 但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要回到哲学基本问题中, 最简单就是天道论与人道论, 细说下去有本体论、宇宙论、工夫论、境界论, 而不是深入中国哲学文本中的范畴细节中, 汤先生也觉得范畴似乎太多, 应该简化, 但他更关心如何借由范畴来说清楚中国哲学的问题。所以, 笔者认为, 汤先生的这一条路并不会比牟宗三、方东美、唐君毅、劳思光等人的进路更能有效地解读中国哲学的理论, 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材料是理所当然, 但作为建立儒释道各家的严密学理论体系则是不够的。后来, 张立文教授则逐一地创作天、道、理、气、心、性、情等范畴为中心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 固然材料林立, 但各家都被说散了。要让中国哲学发扬光大, 各家的严密系统的理论建构必须成功, 这就还是要靠适合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研究进路才成大功、奏大效的。

(三)比较宗教学

汤先生在本书中讨论了不少道教的课题, 以此为基础, 提出了《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看研究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的意义》一文。文中, 汤先生认为道教要达到神仙的境界, 以及佛教要达到成佛的境界, 这是做不到的, 但他们仍有心理活动、认识过程、主客关系等等哲学问题上的贡献[4](P228)。然而, 在此之前的《论道教的产生和它的特点》一文中, 却说虔诚的宗教徒都不会接受宗教是迷信的立场, 而是会把超人的神祕力量当作追求真善美的目标[4](P100)。关于中国哲学真理观的问题, 笔者近期的研究指出, 理解的本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相信却是理解的重要前提, 特别是道、佛两教的研究, 即便是儒家性善论的理解, 若不相信, 自然也是可以研究的, 然而, 所研究的成果就算有学术的意义, 也不能有体验的效果, 也就是说, 对于中国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特质的研究, 在不相信的情况中所提出的研究成果, 只能是学派理论的外部知见, 而不能有深入其中、得其法味、身体力行、获得收益的效果。汤先生既然知道宗教徒是不会不信的, 那么对于他们所信仰的超自然能力的世界与经验, 就要提出学术研究的真功夫来对付, 不相信一句话就过去了, 但相信以后也未必就能准确地说出其意, 于是严密的学术研究还是根本重要的, 然而, 在人类世界的哲学讨论中, 士林哲学曾提出先信仰再理解之说, 这也正是面对超自然经验的学术研究态度所应提出的方法, 就此而言,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笔者以为, 针对这种它在世界经验的研究, 正是中国哲学真理观以及知识论课题的最前沿问题。以汤先生的行谊来看, 说他不信是很难讲的, 但他信不信是一回事, 宗教徒必定是相信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学术研究者自己相信不相信当然是不妨碍他的研究的, 但是不相信的研究和相信的研究是差距甚大的, 从问题的设定、理解的角度以及呈现的成果来说, 相信的研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不相信的研究始终都是不相应的课题在外部挥舞而已, 这就像是汤先生所批评的, 以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简单套用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时, 可能会有的缺点。

(四)中国哲学研究

本书最后的几篇文章, 《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如何发展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国外中国哲学研究一瞥》等文章, 都是汤先生总体性反思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论文。这里有不少极有价值的思考。首先, 汤先生思考马克思主义怎样和中国哲学结合的问题。汤先生认为可以找出中国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以及中国哲学可以补充马克思哲学的若干部分[4](P266)。接下来汤先生就提出总体上看中国哲学的特质的观点, 其实就正是回应了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问题。汤先生指出四条: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法、理性主义[4](P267-274), 在后来的著作中汤先生就明确提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共有的几点特征, 其中最关键的是两者都是理想主义的以及两者都是实践哲学。笔者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研究, 对于汤先生提出的观点敬表赞同。

汤先生接下来谈了许多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指出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不同, 思想史重视历史因素诚固其然, 但哲学史更需要突出其中的理论逻辑关系[4](P283)。当然汤先生认为的理论逻辑关系是放在概念范畴的构筑上讲的, 而笔者认为要放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讲会比较好, 这无妨, 重点是, 汤先生指出, 过去在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的时候, 却找不到重点, 关键就是, 解放以后, 根本就一直是用西方的架构谈中国哲学, 所以中国哲学当然没有特色, 而要谈比较也就无从谈起了[4](P291)。诚哉斯言!所以, 深入了解中国哲学正是我辈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而创造好的研究工具才是深入研究的基础, 然而, 必须有正确的理解, 之后才会有准确的诠释, 也才会开发出好的研究工具, 这其中, 相应的心灵、相信的态度绝对是必要的前提。

汤先生最后提到刘述先先生的话, 认为中西哲学的汇合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4](P300), 因此如何汇合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大使命, 因为中国要对外开放, 还要影响世界, 但中国哲学工作者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事关重大的, 我们要自己创造, 向自己学习, 而不是一味地使用西方的方法, 当然, 哲学是普世共同的语言, 中国哲学的特质必将获得普遍化, 然而, 没有清晰的哲学语言与严密的研究工具, 普世化只是空中楼阁,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

三、《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汤一介卷》之方法论反思

本书集结多文, 但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主题, 就是内在超越观念。其中涉及到与西方宗教做对比以及与牟宗三的新儒学做对比两项。

(一)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汤先生讲的内在超越的内在指的是人的本性, 性善论的价值观, 仁与神明等, 所谓的超越指的是存在的系统, 天道太极等[1](P548), 这就对比于西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他们有一外在超越的架构, 既有超越性本体又有现象世界。这两个词汇本来可以是谈形上学存有论的架构, 但汤先生却把它和道德实践的问题连在一起讲了, 并认为西方人的外在超越能协助人类的道德实践, 因为光靠人类自己的内在力量常常是力有未逮、易于堕落的[1](P557)。然后, 汤先生又把这种差异的架构放到社会体制上去谈, 主张就儒家第三期而言, 可否由内在超越开出既内圣又有现代民主社会的外王之道以及能否由有心性论特征的内在超越开出科学的认识论体系[1](P557), 又说:中国应该借由吸收有外在超越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 以完善中国的体制以及更加地适应现代化社会[1](P569)。汤先生的内在超越本来是对儒学而提出的, 但接着又发现佛教、道教也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

对于这些意见, 笔者以为, 汤先生把太多不同的问题放在一起谈了, 以致十分难以讨论。第一, 谈形上学问题, 最高实体范畴与现象世界是一是二这是一个问题, 就此而言, 中西各种体系类型都有, 但恐怕都须善会解, 否则错解的可能也是很常见的。第二, 谈道德修养问题, 道德意志的发动主要在于主体心?还是外力的协助?这是另一个问题, 但就算有外力协助, 也不表示不需要主体心的自觉提起, 只是主体心的自觉提起的效果是否强大?有无外力协助的必要?基督教就是外力协助, 但是大乘佛教的心真如就是内因外缘同时作用, 并没有拒绝外力, 也就是说, 强调内在超越的中国哲学未必不接受外在超越的系统, 这指的是在做工夫的问题上言, 尤其是道教的神仙法术, 都在祈求神仙襄助了, 岂无外力呢?第三, 有外在超越实体和有客观社会体制不能算是同一个哲学问题。道德实践既靠自己也靠上帝、神明、菩萨, 故而可以说有内外的会合, 但社会体制就是世间法的问题, 选择什么样的世间法是社会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上的事, 不必一定要中国哲学的理论来负责这个任务。每一种哲学都有它要负责的任务, 儒释道各自负责不同的任务, 但都没有特别涉及民主政体的问题。关于政治制度的问题, 传统中国哲学就是帝王制度下的官制及礼法, 至于当今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 笔者以为, 只要论证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及内在超越哲学与其没有内在冲突, 且可结合就好了, 内在不冲突是毫无疑问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价值立场上必然是会支持民主政治的, 只是过去没有这种经验, 没有想过民主政体的形式, 故而传统儒家未及论之。至于结合的部分, 只要是政治体制, 就有管理者阶层, 也就是官僚体制, 只要是做官, 就要为民服务, 民主政体也是有官员的, 儒家的服务精神既是封建体制政治官僚的价值, 也是民主体制所有官员的价值, 有此价值上的结合就是最好的理论出路, 至于制度, 必是要仿效及开新的。

(二)良知坎陷与天人合一

在本书最后所选的《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一文, 又整体地再反思了中国哲学研究的问题, 汤先生再度谈到中国哲学的概念问题, 以及中国哲学的命题, 还有理论体系的问题, 同时也再度讨论内在超越的问题。在命题讨论一节中, 汤先生提到了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的不同[1](P782)。开出外王以及开出科学都是牟先生与汤先生共同关切的中国哲学发展的理想目标, 但是汤先生认为牟先生的良知坎陷以说科学认识的办法不好, 汤先生自己提出的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之路。笔者认为, 汤先生这个话题还可深入再谈。牟先生之路是他自己过于强调阳明良知说以辩破程朱格物致知说所导致的纠缠, 因为过于贬抑客观认识之路, 但又不能不处理这个议题, 不能不在儒学系统内给出客观知识的认识途径, 于是在一切都是良知唯一的前提下, 只好说客观知识要靠良知的坎陷。其实, 何须坎陷?客观知识的认识能力及其活动本就存在《大学》著作中, 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起手步骤, 孟子性善论中也有仁义礼知, 知的工夫本来就是儒学系统内的要点, 是牟宗三承阳明把客观认知当成主观良知解读, 于是, 人心中没有了负责客观认知的主体, 只好拜托良知坎陷一下自我, 因为客观认知是不能不有的。

汤先生对牟先生之说不以为然, 提出了天人合一之路, 笔者认为, 也未必直接面对了牟先生的问题。天人合一讲的是境界, 是主体实践以达圣境之时, 主体与天道价值合一时的境界, 汤先生讲的内在超越, 是说那个超越的道体是内在于人心的本性, 既然也是本性, 其实就是讲工夫论的前提, 是工夫论必须要有的立场, 这个立场就在良知良能我固有之中见, 而良知就是天理, 因此天理就在人心, 天理在于人性之内, 谓之内在超越, 讲超越却内在, 则人心主体可自做工夫, 与天地并齐,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笔者之意是, 汤先生的内在超越是讲工夫论的张本, 借此说以讲中国哲学中的工夫论, 但是, 达天人合一之境时是否解决了中国哲学的客观认识不足的问题呢?笔者以为不然。关键不是圣境者没有客观知识, 而是客观知识本来就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中, 并不缺乏, 所以这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是澄清中国哲学中对客观认识的意旨主张就可以了。

本文中, 汤先生对内在超越的特性又做了许多的思考, 再度提出利玛窦的意见, 主张中国人自信靠自己, 而不信外在上帝的力量, 并且主张外在上帝以及外在客观体制有助于改进中国社会的问题[1](P813-814)。笔者以为, 这仍然不是对题的思考。基督教和民主政体不是一个问题, 人的道德修养要依儒家、道家、禅宗还是基督教这是一个问题, 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处理, 是否要更多地使用西方政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道教与菩萨的主动救助都是中国哲学传统中有外力协助的修养论型态, 这种型态中国并不缺乏, 儒家靠自己的道德信念, 但道德信念是天道, 天道也有其对越在天的超越意味, 虽然, 确实仍是自力为主。利玛窦所说的就是相信上帝的救助, 人是弱者不是强者, 道德意志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非靠上帝的协助不可, 这是有神论的宗教之一般型态, 但总是基督教最为强调上帝的助力。汤先生认为, 这种关于个人修养的教义立场是外在超越的西方形式, 它们十分适合以社会体制的客观法制作为社会管理的模式, 而这一条路, 可以是对中国社会管理的重要补充[1](P814)。笔者以为汤先生是做了联想, 但理论的内在关系尚待论证。

随后汤先生又讲了墨家的科学、逻辑、认识论因素是对建立客观政治法律制度较有利[1](P816)。科学、逻辑对建立客观制度虽有帮助, 但墨家依然是皇权体制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背景, 其中亦是民本为主, 但关键还是民主共和政体与否的问题, 而操作当否, 又回到了人文心态, 民主共和政体在今日的中国亦不缺乏, 如何恰当其事?笔者认为, 传统儒释道的人格修养, 还是核心价值, 有其大功, 因此, 价值观上恢复优良中华传统文化, 提升个人修养层次, 政治体制上继续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 出路是明确坦荡的。

四、《汤一介哲学(精华篇)》之方法论反思

本书节选的文章面向广泛, 在方法论思考上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有三:补充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面向, 建立中国哲学的解释学, 以及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融通。

汤先生讲到金岳霖和张东荪想要为中国哲学补上知识论的一课, 但有外在于中国哲学的倾向, 是把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尝试[3](P296-297), 汤先生又提到, 必须要建立中国哲学的解释学[3](P300)。以及,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有共通点:理想主义、实践哲学、关心社会、辩证法[3](P316-326)。

先谈知识论和诠释学。建立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和解释学都是应谈可谈必谈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国际化的议题, 这一条路走了百余年, 但仍有待努力, 学界共识仍然缺乏, 百余年来, 佛学量体广大, 儒学建立了新儒学, 道家道教亦有深厚基础, 但是就整体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和解释学而言, 并未成说。关键是, 必须在中国哲学的深度理解基础上建立的知识论和解释学, 才有贡献于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实效。就此而言, 笔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 知识论要深入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 且要认识道佛两教的它在世界观, 然后宣说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性为何, 并探究实践活动的检证方法, 以及讨论各家不同学派的适用性问题, 最后提供选择性的建议。就系统性建构而言, 可以说是解释学的议题, 建构一套解释体系去说明各家理论的严密推演系统, 使得中国哲学各家都有思想以理论的架构去言说的面貌, 这也正是梁漱溟所说的哲学的特质, 中国哲学不乏智慧, 却少层次分明的推演形式, 这一部分, 建立起来就行。笔者便以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去言说中国哲学这种具有实践哲学特质的解释架构, 应有清晰解读言说辨析的贡献。把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建立起来, 亦当有所贡献于世界哲学。这是中国哲学处理知识论反思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讨论检证的问题, 笛卡儿以后的知识论透过认识能力的反思重建普遍原理, 自是以后没有不在认识能力的讨论基础上可以言说的哲学命题, 然而, 东方实践哲学有工夫论, 工夫实践是呈现普遍命题的路径, 实践实现便是证成, 前说系统的建立是理论一致性的完成。实践成功便绝对是证成了。重点是, 实践是否成功是检证的议题, 这就不是西方知识论的强项, 深入挖掘, 建立言说, 是中国哲学有所贡献于世界哲学的项目, 利人利己。笔者提出:既是实践的检证, 亦须分别实践者的类型。有创教者、有研究者、有实践者、有检证者, 检证面向宜分类论述。检证之后是适用性问题。中国哲学重价值, 都是绝对主义心态, 但各家纷呈之下, 差异可见, 关键是各家面对问题不同, 世界观不同, 解决的问题不同。问题随人感知, 需求便有不同, 是什么问题就适合什么学说, 找出各家适用性问题, 也是解释学的要点, 更是知识论的课题。最后, 人当如何选择?如何面对眼前问题?亦或人生终极问题?一切还是回到个人的感知层面。笔者区分此在世界它在世界的不同系统, 也区分世间法出世间法的不同, 世间法都要学习运用, 出世间法就一家深入, 直超天界。天界, 也是随个人感知而已。

对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问题, 笔者对汤先生讲的前两点愿进一言, 理想主义是毫无疑问的儒学型态, 而理想就要行动, 行动就是实践, 东方哲学就是实践哲学, 笔者建立的解释架构就是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 借由宇宙论把世界观说清楚, 借由本体论把价值观说清楚, 借由工夫论、境界论把人生观说清楚; 借由检证理论把实践哲学的实践检证问题说清楚, 借由适用性与选择性把实践哲学的知识使用说清楚。实践哲学必有理想, 这也是儒学是理想主义哲学之根本, 理想必须坚忍修炼以图成, 这是实践者的任务, 但理想必须认识清楚, 这是研究者的任务, 实践的过程中需要有人引领, 这是检证者的角色, 检证的同时就是在教导, 这是禅宗公案的精髓。

现下, 中国哲学走在国学之路和哲学之路两条道路上, 国学以深入民间成为国人修养的圭臬, 哲学则应走向世界成为贡献国际的论坛。笔者却在国学的讲述中看到了中国哲学有所贡献于世界哲学的知识论素材, 那就是人格评价的诸多言语, 恰恰就是讨论检证理论的深刻智慧, 转化为检证命题, 就是中国哲学的知识论创作。

然而, 知识论名相已定, 西哲同道未必接受如此进路讨论知识论, 若是, 改称中国哲学真理观亦无妨, 一旦意旨清晰, 沛然莫御, 真理观便凌驾知识论用语, 仁智互见矣。

中国哲学还有长远的研究道路要走, 这是我辈哲学工作者的责任。中华国学更必须当下落实, 这是所有具备中华心灵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任务更重, 我们一起努力吧。谨以此文, 献给汤先生, 哲学之路, 继续开创; 国学之道, 开花结果。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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