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绂八股文批评述略
陈水云, 张星星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陈水云,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论研究;张星星,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摘要

李绂是清代享誉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官员、文人与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八股文批评大家。其论八股文,重通经学古,提倡尊崇儒家经典,博览子史百家之文;推尊八股文体,将古文与时文并重,提倡以古文之法为时文;肯定八股文法度严密,认可时文写作应遵循一定的法则,但主张不拘泥于死法,要善于“攻题之虚”、“即题生法”,灵活运用时文之法,参悟其“有定亦无定”;最重要的是,他始终站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奖崇后学的高度,要求为时文者文行交修,崇德广业,以立学术事功之基。他的八股文批评观,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既有史料价值,亦具当世价值,其论为文之道,亦是论为人之道。

关键词: 李绂; 八股文; 通经学古; 文法; 文行交修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2-0129-05
On LI Fu’s Criticism of Bagu Wen
CHEN Shui-yun, ZHANG Xing-xing
College of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LI Fu was a famous official, a noted literatus, a famed scholar, and a great critic of Bagu Wen (Eight-part Essay)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s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In his criticism of Bagu Wen,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lassics and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 and advocated to respec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widely read historical record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literary collections. He thought highly of the style of Bagu Wen, gave equal weight to ancient essays and contemporary essays, and advocated to write in ancient style. He acknowledged the strict grammar of Bagu Wen, and accepted that essay writing should follow certain rules but not be constrained by rigid rules. He believed essay writers should figure out the implication of the topic and use essay writing approaches flexibly and creatively to elaborate on the topic. Above all, with the view of developing talents for the state and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juniors, he required essay writers to be of literary grace and virtues as well, to be ethical and enterprising so as to prepare themselves for academic studies and future career. LI Fu’s criticism on Bagu Wen revealed high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It has historical value as well as realistic value. It is about how to write properly and how to live properly as well.

Key words: LI Fu; eight-legged essays; being proficient in classics and learning from the ancient; grammar; of virtues and literary grace

李绂(1675— 1750), 字巨来, 号穆堂, 江西临川人。少孤贫, 好学, 读书经目成诵。然数踬秋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始中举人, 领解第一, 次年一试而成进士。“ 入词馆, 授编修, 即受圣祖不次之擢, 超五阶为庶子, 自来词馆所未有也。” [1]康熙五十六年, 充日讲起居注官, 先后为云南乡试正考官, 武会试正考官, 典试浙江。六十年, 充会试副考官, 以校士论罢, 发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元年(1723)复职, 此后又亲历民政、漕运、典试、志书馆等职, 历官内外, 至乾隆八年(1743)因病致仕。李绂一生三起三落, 宦海浮沉三十余年, 是一位身兼文人与学者的著名官员, 于康、雍、乾三朝“ 受特达之知, 荷非常之宠, 内而槐棘, 外而节旄” , “ 扬历三朝, 负重望者四十余年” [1](P314)。

李绂著述繁富, 有《穆堂初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论》八卷、《阳明学录》若干卷、《八旗志书》若干卷, 皆行于世。在学术, 终其一生, 李绂致力于陆王之学, 地位显赫一时, 梁启超评其为“ 陆王派之最后一人” [2], 钱穆亦推之为“ 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 [3]。事实上, 李绂在八股文批评理论上亦多所建树, 早年坎坷的科举经历与入仕后丰富的典试经验, 使其对时文的写作与鉴赏别具匠心, 对清中叶八股文有树立典范的意义。

一、为时文者当通经学古

李绂自述习时文的经历云, “ 十四岁始学为时文” [4], 致力于四书经义, 曾四试于乡而不遇, 然“ 取见售之文规焉” , “ 一试而首举, 再试而成进士” [5]。于此, 他痛惜道:“ 平日粗疏之学, 读书万卷, 毫无所用, 更欲勉图, 衰无及矣。” [4](P5)

在李绂的时代, 时文已腐烂至极, 正如他在《阎仲容试草序》中所说:“ 今天下文章亦多故矣, 黠者务为诡激以惊愚俗而取名于时, 始以支离之词, 饰空疏之腹, 信宿而蕉萃。” [4](P412)清初时文沿袭明末恶习, 诡怪偏激, 夸新斗妍, 文风萎靡。应试诸生为求科举捷径, 急功近利, 日埋首沉酣, 只死记熟烂之时文, “ 索解于学究删纂之说, 取材于坊刻浅薄之文” [6], 所谓“ 时文兴而先王之法亡” [7](P100)。

为矫正士人之不正学风, 李绂在雍正二年(1724)巡抚广西期间, 修复宣成书院, 并作《宣成书院条约》。他结合时文之体式与规范, 对书院学子提出了“ 通经学古” 的要求:

经艺之体, 其理则代古先圣贤之言也, 其辞则周秦以来立言者之神气、格律, 无弗包也。不探讨于六艺, 不足以窥理之奥; 不穿贯于子史百家, 不足以尽词之变。[6](P471-472)

这里对时文之“ 理” 与“ 辞” 提出了明确要求, 理应以圣贤之言为本, 辞则取法周秦以来古文之体式, 亦即, 理辞要相谐合, 不贯通于经典六艺则不足窥其奥义, 不博览子史百家则无法穷其词变。因此, “ 通经学古, 非祈工于科举之文也, 而科举之文之工亦必由是。” [6](P472)在李绂看来, “ 经以载道, 然文章之体靡不大备, 后人千变万化, 不能出其范围。……故有志者当以治经为急。” [6](P427-428)李绂认为经以载道, 六经乃文章之极致, 所有文体都已包含其中, 后世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精细化而已。无论是研习古文还是时文, 有志于学术事功者都当以“ 治经为急” 。

然而, “ 今人皆知通经学古之为美, 而顾畏而不前者, 何也?则以其业繁, 其程远, 不若俗学之可以速化也。” [6](P472)俗学之根柢只在讲章、时文, 然“ 讲说日新月异, 时文逐风会为转移, 其变迁尤甚” , 所谓“ 制义者, 与时为推移, 故曰时文” [7](P113)。较之变幻速化的时文, 以通经为主的古学则能一劳永逸, 数量少、耗时短且永不过时, 更重要的是经过通经学古的涵养功夫, 所著时文之品格较之市肆之讲章、俗学, 判若天渊。从理学家的认知出发, 李绂也告诫广大学子“ 要大道理明白, 固须求之六经” [6](P427)。

基于通经学古的基本原则, 李绂对应试之士提出了“ 博” 的要求。他说:“ 为文须有学问, 学不博不可轻为文。” [6](P426)惟博而后能视野渐开, 储备渐丰, 识见渐明, 知何者为古人已发明, 何者尚有开拓空间。“ 如治经者欲立一解, 必尽见古人之说, 而后可以折其中。治史者欲论一事, 必洞彻其事之本末, 而后可定其得失。” [6](P426)倘若学不博, 以管窥豹, 自以为得其要领, 则往往所论只是前人之陈言。李绂曾自道其少时之经历曰:“ 余二十岁以前, 尝作《经史外论》一书, 当时所见经史未备, 经自《注疏》及明人《大全》而外, 寥寥无几。后得《通志堂经解》, 自《经解》外, 又购得数十种, 试覆观少作, 则所论者多昔人所已发, 或前人言之而后人又已驳正之者。” 从这一段经历, 李绂深叹“ 阅书不备, 不可以为文也” [6](P426)。

就时文创作而言, 何以谓之“ 博” ?“ 经学而外, 莫重于史。《史记》、《汉书》, 昔人以配六经, 姿性高者就中节读, 余十九史亦当寓目。子如老、庄、荀、韩、吕览、淮南, 文笔俱高。文集若《文选》、《文粹》、《文鉴》、《文类》, 皆宜别择取裁。李、杜、韩、柳、欧、王、曾、苏, 宜观全集, 亦节取读之。余文泛览, 以广见闻, 可也。” [6](P472)溶液经史、贯穿百家, 经史子集无不披览而后谓之“ 博” , 博古通经而后能文, 正是:“ 自有制义以来, 固未有不根柢经史、通达古今而卓然成家者。” [8]

二、以古文之法御时文

由于八股文先天的功令色彩, 使得人们普遍重时文而轻古文, 应试诸生于幼学童蒙之时便被训导将二者分疆划畛。“ 今人以应科目八股之文为时文, 以古人论议、序记、碑铭之作为古文, 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 以学古为戒, 切切然若厉人生子, 惟恐其肖之, 以为妨于科目也。” [4](P419)对此, 李绂的看法是天下文理一统, 无二理即无二文, 强行割裂时文与古文乃目光短浅者所为, “ 是庄生所讥井蛙夏虫, 拘于墟而笃于时者也” 。他强调古文与时文并重, 提倡以古文之法御时文, 其论友人王岩公之时文曰:“ 岩公八股文率御以古文之法, 灏气回旋蟠郁, 涛奔山立, 一化排比迹。” [4](P419)

以古文之法御时文, 李绂最推崇明代之陈际泰与黄淳耀:“ 有明一代, 能以古文为时文者不过六七人。嘉隆以前, 其气古而已, 大士、陶庵或兼用其体与辞, 乃其行世益远而有曜, 至于今不衰。” [4](P419)

在他看来, 在有明一代, 制举而能以古文为时文者寥寥可数, 其中以陈大士、黄陶庵两人之文可为师法。大士者, 即陈际泰(1567-1641), 明末临川人, 与艾南英辈以时文名天下。《明史》载“ 万历末, 场屋文腐烂, (艾)南英深疾之, 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 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 世人翕然归之, 称为‘ 章罗陈艾’ 。” [9](P4201)在明末八股文的起衰振兴运动中, 陈际泰尤其才思敏悟, 纵横变化, 出手快、成文多且质量高。“ 为文敏甚, 一日可二三十首, 先后所作至万首, 经生举业之富, 无若际泰者。” 因此, 李绂极推重之, 将其与韩愈并举, 指出:“ 其为古文而尽得古今之体势者, 昌黎韩子而已。其为时文而尽得古今之体势者, 大士陈公而已。” [4](P418)陶庵者, 即黄淳耀(1605-1645), 字蕴生, 号陶庵, 明末嘉定人。“ 陶庵为诸生时, 深疾科举文浮糜淫丽, 乃原本《六经》, 一出以典雅。” [9](P4113)黄淳耀是著名古文家, 其时文熔铸经史, 指切时弊, 阐孔孟妙义, 探性命奥旨, 与古文浑融相合, 在晚明八股文坛堪称独步。以古文为时文而各趋其极, 因此, 二人之文历百世而不衰, “ 行世益远而有曜” 。

李绂“ 十岁时即学为诗, 十二岁学为古文辞” [4](P5), 此后全心致力于时文二十余年。他不仅从古文辞中寻求可用之于时文的方法、元素, 还坚持写诗, 以诗歌创作经验应用于时文, 因此, “ 其时文殊绝, 亦得力于诗也” [4](P6)。诗歌与时文, 虽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 然在构思、布局、技法等方面都有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才情高华者往往能触类旁通。晚明复古派“ 末五子” 之一的李维桢也曾道:“ 夫诗与举子业殊途, 而未始不相通, 有学识、有才情、有气格、有韵致, 缺一不可, 拙者合之两伤, 而能者收之兼美。” [10]

古文之法可入时文, 然士人所习时文多为市肆坊刻之陈言, 且“ 时文风气变换最速, 随时各有伪体” [6](P430)。因此, 李绂并不全然认为古文时文两者是完全合一的, 并且他还坚决反对在古文辞中混入时文元素。其论古文辞创作之禁有“ 一禁用训诂讲章” 、“ 一禁用时文评语” [6](P431)。李绂不以讲章、评语入古文, 是二者于经义、文事无所发明, 且其恶劣之习气, 如讲章之寻章摘句、评语之满纸陈言, 易侵染古文之本来面目。他建议若古文中必欲援引经传, 也需有所抉择, 汉注唐疏, 这类深厚蕴藉之作勉强尚可。

作为一种用以取士的科场文体, 八股文直接关系国家人才培养、教育吏治等诸多领域, 因此不同于时人之重古文轻时文, 李绂对时文极为推重。他认为八股文为“ 代圣贤立言” 之体, 历久不衰, 自有其存在之价值, “ 苟于经之理有所发明, 自足以禆补圣敎, 时文亦未可少也” [6](P236)。这与艾南英等人所认为的八股文具有匡扶世运、济世太平之功一脉相承:“ 士生斯世, 小之以文章扶世运, 大之以功名奖帝室。其大者责不相及, 而尽其小者亦庶几忠孝之思。” [11]

三、时文之法有定亦无定

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特定之法度, 八股文恪守传注、代圣贤立言, 文法之密自不待言。李绂有言, “ 文贵有法, 而时义尤严” [6](P429)。然而, 时文之法又不是定于一格的, 而是有定亦无定, 有变而不变者。

首先, 李绂认可八股文写作有特定之法度。李梦阳论文有云:“ 文必有法式, 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 古人用之, 非自作之, 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 非法式古人也, 实物之自则也。” [12]认为文章有法式规则, 有规矩方圆, 是天生而有, 非后人所能法式。李绂亦持类似之论, 而且认为时文之法尤其严密。就时文之审题而言:

题中头绪多者, 须用消纳法。[6](P429)

所谓“ 消纳法” , 即紧扣题旨, 取关键字词, 而将其它延伸之义纳入后文。简言之, 即剪枝裁蔓, 突出主题。然行此法, 须有慧心、有胆识, “ 非惟心手闲逸, 亦不复可割作半节文矣” [6](P429)。

又如根据文题之特点, 调整写作思路:

长题须于紧要处极力发挥, 而全题俱卷入其中, 所谓散钱须索子也。[6](P430)

小题必须展扩得开。凡题有前有后, 有左有右, 有正面有反面, 此即上下四方之义也。[6](P430)

“ 长题” 容量较大, 需紧扣题眼, “ 于紧要处极力发挥” , 围绕主线或收或散, 切忌平直, 李绂多次强调“ 为文最忌率直” [6](P427)。“ 小题” 题旨有限, 则须各角度论证之。但是, “ 小题拘牵甚多, 稍一驰骋, 即触题忌” [13], 因此要特别谨慎, 所有论证均需本原题旨, 是题中应有之意, 否则就易偏题、跑题, 乃至喧宾夺主。

在明代, 为防止士子猜题、因袭旧题, 又有所谓“ 截搭题” 应运而生。截搭题往往断章取义, 割裂书理, 破碎经文, 因此常为人诟病。李绂也认为其追新求异而终嫌伤雅, 呼吁主司者不宜以之作题试士。然而, 为防万一, 李绂亦传授学子们以具体应对之法:

截搭题要看得浑成一片, 似本来只是如此起止, 更无上下文一般。[6](P430)

针对不同文题特点, 具体掌握其法度, 就能够轻松驾驭、应对各种体式。可见, 时文文法之无处不在。

其次, 他认为“ 时文之法, 极有定而极无定者也。” [6](P429)。“ 有定” , 即上文所言时文有一定之程序、规范、法度可追踪。“ 无定” 者, 盖因八股文“ 长章累节, 只字单辞, 题之增减稍异毫厘, 法之神明便去千里。” 李绂提倡的是灵活自如、随机应变的活法, 而非墨守成规、千篇一律之死法。八股文题旨千变万化, 增减毫厘则差之千里, 固守成法是行不通的。

因此, 一则要“ 攻题之虚” [4](P419)。所谓“ 虚” 者, 即“ 题之精神义藴所从发也” 。这是将古文虚实相生之法引入时文中, 要求捕捉题旨与题目中之精神气韵, 使经义之理得以更好地阐发。以“ 虚” 、“ 实” 理论融古文文法入时文中, 自明代隆、万以来已有之, 梁章鉅《制艺丛话》卷六引徐存庵言曰:“ 嘉靖以前, 文以实胜; 隆、万以后, 文以虚胜。” [8](P107)“ 实” 者, “ 句句有实理实事” [8](P21), “ 虚” 者, 需巧妙把握文题之精神要义, 同时要防止文章流于空疏浮糜一途。

二则要“ 即题生法” , 于有法无法间巧妙转合, “ 使通篇恰如题位, 一语不可移易” [6](P429)。由此, 李绂特别推重陈际泰之“ 一意能翻作两层” [6](P430)。这正是陈际泰时文之特色, “ 学无所承藉, 一览数行, 手口耳目并用, 质甚奇; 日构数十艺, 作文盈万, 才甚捷; 变通先辈, 自为面目, 法甚高” , 以此为文, “ 出没纵横, 每多精义” [14]。所谓“ 一意能翻作两层” , 即陈际泰稿中一题数义者, “ 分之则一篇自为首尾, 合之则数篇自为首尾” 。一意多层、一题数义, 心思百出, 然如其自道:“ 泰文凡数变, 然其意皆以一己之精神, 透圣贤之义旨为宗。” [8](P149)这就是时文之变而不变者, 非有成法所能规之。

李绂论时文法之“ 有定亦无定” , 是其哲学思维的文学观照, 于矛盾中见统一。又如, 他援引道家阴阳相生之理譬喻八股文反正互生之法, “ 一反一正, 阴阳之义也。阴阳合而道备矣, 反正全而文成矣。题之正者反面抉之, 题之反者正面疏之, 许益之翻转看, 真妙法也。” [6](P430)对比鲜明而警句精炼, 时文正反、开阖、顺逆、虚实, 诸法之妙尽现其中。

四、文行交修, 崇德广业

在李绂看来, 八股时艺关系国家兴衰治乱, “ 治世在于人材, 人材繇于培养” , 国家以八股取士, 宗旨在于使士人崇德广业, “ 以立学术事功之基” , 从而“ 储通经学古之士、光华著作之才, 以仰备国家之用” [6](P471)。因此, 李绂始终站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奖崇后学的高度, 不仅对应试者之学识才情严格考核, 更注重其德行操守之培养。在宣成书院讲学中, 他开宗明义揭示今日讲学之弊, 指出诸生当务之急, 在于明确读书学艺之旨归:

一辨读书缘起。材之不成, 由于不学, 今举世皆学, 而又乏材者, 由不知所以学者何为也。曰为科名耳, 为利禄耳, 父兄以此教, 子弟以此学, 举圣贤扶世导民之具, 仅供吾弋取利名之资, 而于身心、性情、家国、天下之故毫无与焉, 则自其成童就傅之年而所以读书之故早已迷缪而失其旨。既利禄科名既遂, 究其归趣, 一鄙夫耳。诸士第时省所以读书之故, 则今日修之家者必有其事也, 异时献之廷者必有其具也。[6](P471)

八股文之功令色彩让应试诸生于童稚之时便被遮蔽了读书之宗旨, 苦学终日而不知所以为学之故。在极端功利主义目的的驱使下, 父兄、子弟代代相传的读书理念, 极大地扭曲了圣人之旨、经义之理, 更戕伐了诸生求学的乐趣与对学术的志向, 因此造成举世皆学而乏材者的状况。这样的修习不仅于身心、性情有害, 于家国、天下更是无益。因此, 李绂认为树立正确的读书观, 明确读书之缘起,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方能够不沦为仅知科名利禄之“ 鄙夫” 。他希冀学子们通过学习圣贤经义, 由文入乎道, 进而出入于国家礼乐制度、人才培养、教育刑法、课艺农桑的方方面面, 有功于社稷江山, “ 今日修之家者必有其事也, 异时献之廷者必有其具也” , 如此方不负于读书之旨归、圣人之教义。

在明确读书宗旨的基础上, 李绂又对创作主体之品质, 包括志向、品性、胸襟与德行提出了要求:

读书先须立志。初入学时, 便须量自己材质将来充其所造可至何等, 择资性相近之古人师之, 务有成立, 然后人品卓然, 为文亦光明俊伟, 无趦趄嗫嚅之态。[6](P426)

人生不朽者三, 曰:立德、立功、立言。文章特立言之一端, 然非兼德与功, 求之不能有成。盖惟有德而后有言, 下笔为文, 亦亲切而有味。[6](P426)

他认为读书须先立志, 根据自己的材质潜力, 择相近者师之, 并为志之所向而努力, 潜移默化中自己的品格、学问自然能够不同流俗, 无畏缩懦弱之态。反之, 无坦荡之胸怀, 一心追逐富贵名利, 患得患失, 所为文则“ 粪壤充帏, 乌能发申椒之芳哉” [6](P426)。就人生之三不朽而言, 德、功居文之先, 惟兼德与功, 而后胸襟中有大气魄, 境界自高, 行文自然亲切而有味。李绂从着重培养诸生之立志成才与崇德立功两方面对士子们加以勉励鞭策, 以期将来为国所用。

在《宣成书院条约》中, 李绂进一步阐明国家“ 崇奖学校, 慎选儒官, 犹复申饬封疆守土诸臣建立义学、兴贤育材” [6](P473)与各地方修复书院、授义讲学之旨归, 并对诸生明确提出了“ 文行交修” 的要求:

本部院捐赀饩士、敦延师长, 所为造就之力、劘切之旨, 一出诚心, 非循故事, 盖所望于尔诸生者甚大。尔诸生务宜奋发濯磨, 文行交修, 以副本部院期望至意。[6](P473)

他希望书院学子们能够通过这种集中专业的授课开启心智, 从而“ 奋发濯磨, 文行交修” 。李绂特别提出, 对那些“ 操履粹白, 学殖日新, 文章华茂者” [6](P473)别加优奖, 予以举荐提拔。反之, 对那些言行不一、浮薄不材、品行不佳者, 一旦有闻, 立即摈斥, 以防其不正之风霍乱他人。可见李绂对书院学子们品行操守之关注与重视, 有更胜于其文者, 其论为文之道, 亦是论为人之道。

李绂对清初八股文坛流弊有着深刻的认识, 其八股文批评亦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高度的理论自觉, 对清中叶八股文有树立典范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 他始终关心、爱惜士子, 全祖望称:“ 公之好士, 出自天性。故校士则蒙关节之谤, 察吏则又遭钩党之诬。然而词科之役, 公方待罪书局, 犹谆谆问予以天下才俊, 各取其所长, 登之簿录, 是以丙辰复受荐举过多之罚。” [1](P314)为甄别、选拔优异士子, 李绂尝试各种方法, 广修书院, 在科举取士中三场并重, 仿唐人通榜故事等[15], 为此不惜丢官降职, 危及自身性命, 诚所谓“ 远闻佳士辙心许, 老见异书犹眼明” [1]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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