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启蒙主体的古典还原
刘森林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作者简介:刘森林,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

《启蒙辩证法》用现代主体性、工具理性、利益交换原则解释荷马史诗,弱化神启的作用,凸显人理性抉择的地位,甚至视奥德修斯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原型;强调悲愁、恐惧的情感,以及基于此而采取的愤怒、杀戮,展示负面情感与主体性的不可分割;还强调古典主体与自然的和解关系,使得《启蒙辩证法》把启蒙批判延伸到西方文明之初的古希腊神话的策略,既具有过度解读古典的嫌疑,使解读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但这样也同时对保持着古典特色的古典主体表达了一种敬意,显示古典主体比现代资产阶级更可爱、更真实、更有希望的一面。仅仅批评《启蒙辩证法》以现代逻辑注解古典精神是偏颇的,还应看到这种策略具有回到原初、呈现本真、凸显现代弊端的积极意味。把启蒙主体追溯到奥德修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启蒙辩证法; 主体性; 奥德修斯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1-0094-10
The Classical Origin of Modern Enlightenment Subjects
LIU Sen-l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uses modern subjectivity, tool rationality, and interest exchange principles to interpret Homer’s epics. It diminishes the role of gods but highlights rational choices of humans, and even takes Odysseus as the prototype of modern bourgeoisie. It emphasizes sadness and fear, and anger and slaughter out of these feelings, revealing negative emotions and subjectivity are inseparable. Besides, it stresses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classical subject and nature. Through this interpretation,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extends enlightenment criticism to the strategies of ancient Greek mythologies at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can be suspected as over-interpreting the classics and obviously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quite modern,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s homage to the classical subject of classical characteristics, revealing the classical subject is more lovely, real and hopeful than modern bourgeoisie. It is biased only to criticiz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for using modern logic to interpret classic spirit. We should also see the positive sides of this strategy: it returns to the original state, presents the real look of human life, and highlights ill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race the enlightenment subject to Odysseus.

Key words: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subjectivity; Odysseus

《启蒙辩证法》极力凸显近代资产阶级主体与奥德修斯式主体的共同点, 声称“ 奥德修斯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 [1](前言P5)作者虽然强调全书是“ 从思想史和现实的角度理解启蒙和神话这两个概念” , 但奥德修斯身处离作者异常遥远的“ 史前史” , 资产阶级却身处作者的现实社会, 这巨大的差异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撇开, 能否舍弃掉, 从而使得提取两者的共同和一致成为合理的?两位作者极力撇开两种主体的区别, 跨越如此大的历史差异而建立两种主体的类似与雷同。这能成立吗?

一、趋神而不祛神

如果说现代启蒙主体的诞生时(比如在笛卡尔、康德那里)其背后还站立着一个上帝, 但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才日益远离上帝, 对神灵保持一种不但敬而远之而且嘲讽拒斥的态度, 以至于尼采在1882年的《快乐的科学》中已喊出喻示着上帝和一切神灵死亡的“ 上帝之死” 之声。通过这种现代声音, 现代启蒙主体已拒斥超验之神, 并在对经验之物或人不断崇拜、超验存在不断坍塌的意义空场中日益遭受虚无主义的侵袭。也就是说, 现代启蒙主体与超验神灵是冲突的。在这种背景下, 《启蒙辩证法》致力于在希腊神话中找寻现代主体性精神, 力图以奥德修斯为主角注释荷马史诗的努力显得非常别具一格。

但实际上, 群会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才是荷马史诗的主角。这种更接近于“ 东方” 舶来文化的观念, 与占据现代主导地位的主体性原则多有隔膜。《启蒙辩证法》却有意识地淡化、隐匿与奥德修斯须臾不可分的多种神灵及其作用, 不提及这些各司其责的神灵对奥德修斯返乡事业至关重要的帮助和主导; 给人一种似乎返乡事业的关键不是神灵的帮助而是奥德修斯自我的努力, 是奥德修斯的狡诈、理智、聪明发挥主导作用, 并战胜自然诱惑、自然破坏力量以及各种艰难险阻的结果之印象。

的确, 《启蒙辩证法》的解读是要淡化、隐匿神灵, 把颇受“ 东方” (如今的“ 中东” )影响的希腊神话解释为一个主体觉醒的故事。启蒙元素包涵和隐匿在神话之中, 一个祛神话化和祛魅化的世界力欲挣脱神话的束缚破土而出[2]。如果说启蒙也将成为一个神话, 那这个神话是从希腊多神的古老神话中挣脱出来的, 是那个古老神话的转化。与希腊多神教联系在一起的奥德修斯返乡神话之中, 隐藏着理性启蒙的因素, 把这种因素发扬光大, 或加以神化, 就可能会蜕变为神化理性的现代神话。自足自立的主体, 是这个现代神话的故事核心。在奥德修斯返乡故事中,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主体原型的奥德修斯, 还处在一种被希腊神庇护之中, 尚未达到真正的自足自立。但这个处在神衣襁褓中的理性主体, 已经显示出把强大神灵工具化的理性倾向:一切存在和力量, 都是他达到最终目的(返乡)所利用和借助的手段。为了最终目的的实现, 一切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 不管是至高的神灵, 还是魔鬼、巨人、妓女, 都是如此。作者所处时代早已被思想家们(比如马克斯· 韦伯)阐述清晰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 已经被用来解读古老的希腊神话。启蒙理性因素在希腊神话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正如安东尼· 朗所说, “ 荷马史诗意在诉诸我们的情感, 而非理智。” 与其他“ 荷马笔下的大部分人物(有神也有人)都大体或完全受情感的驱使” 不同, 奥德修斯具有“ 控制自己感受, 从而追求最终目标的明智” [3]。但我们不能套用后来“ 理性— 非理性” 的二元模式来分析荷马, 不能用以身体— 灵魂的二分法为前提发展起来的现代理论为基本框架分析奥德修斯。《启蒙辩证法》却正是力欲凸显启蒙理性因素的地位与作用, 无疑是不自觉地按照马克思所谓从后思索法的逻辑解读的结果。就是说, 是解释者所处的法西斯主义窘境, 是理性工具化甚至被用于扼杀人性, 是崇高的价值理性甚至底线式的基本规范理性丧失作用, 理性仅仅被当作一种工具和手段来使用这些诸如此类的现实, 导致了由神明包裹着的、非主导性的理性因素被《启蒙辩证法》提升为主导因素的现实主义解读, 导致理性启蒙因素被解释为奥德修斯返乡神话的主导因素。启蒙理性由此成为这个故事的主线和“ 主角” 。

在荷马的笔下, 谋略多么重要。比如, 奥德修斯说自己是“ 无人” , outis(无人, 没有人)与Outis(乌提斯)谐音, 由于古希腊男子以S结尾的特别多, 奥德修斯就以此欺骗了强健、力大无比但已经喝醉的波鲁菲摩斯, 然后进攻他。当他呼救喊来库克洛佩斯们时, 又向他们说出了“ 无人杀我, 我的朋友们, 通过谋诈或是武力” 极易误解的话[4](P275)。没人进攻你还这么乱喊乱叫, 不是有毛病吗?库克洛佩斯们就走了, 临走还把波鲁菲摩斯讥讽一顿。而“ 没人” 的另一个词me tis如果连写成metis, 就成了计划、谋略或智慧。文明利用这么一点计谋, 就可以使一个“ 小不点儿, 一个侏儒虚软” [4](P281)奥德修斯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有勇而无谋、力大无比的波鲁菲摩斯。自然力被文明的理性力战胜, 野蛮被文明战胜, 粗鲁被智慧耍弄, 这就是启蒙的意蕴。与计谋相关, 奥德修斯即使欢笑也是“ 笑在心里” , 不像那些求婚人经常豪放地大笑。奥德修斯远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而是一个启蒙理性主义者。“ 小不点儿” 做王?!那可是不同于身强力壮者做王的新规则, 文明的新规则。

实际上, 奥德修斯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人与神共生的世界。神灵对这个世界具有凌驾于人之上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无视神灵的存在和作用, 那肯定是一事无成、处处失败的。奥德修斯式的主体是脱离不开神的, 是在一个与神共处的世界中追求自身目的的主体。神明的存在与作用是奥德修斯主体性成立的前提。在那个时代, 重大事件和人间的争斗都是由命运掌控的。“ 命运” 甚至高于神明, 因为命运是“ 客观” 、“ 必然” 和“ 无情” 的, 而诸神均有七情六欲, “ 在奥林波斯以外, 神的活动也受情、欲以及个人喜好的支配” , 所以, “ 即便是大神宙斯也不能无所顾忌, 为所欲为” [5]。在命运之外, 人之上, 还有无死、能力远高于人的众神存在。即便能力高于普通人的奥德修斯式的英雄, 也得受制于命运和众神, 绝没有现代式、能自足自立的自我主体独立认知和掌控自己的能力。奥德修斯聪颖、慷慨、足智多谋、卓著、心志坚韧、“ 全军中谁也不敢和他试比谋算” 、“ 以谋略的精巧在人间蜚声” 、心胸豪壮(出现最多的是“ 足智多谋” ), 甚至“ 神一样的奥德修斯” [4](P251, 457, 5), 但终究比不上各种神祇, 更不用说宙斯, 只有“ 大神宙斯无所不能, 有时使某人走运, 有时让他遭祸” [4](P102)。命运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偶然性的世界, 也就是一个近现代科学所认定或者《启蒙辩证法》所强烈批判的那种世界。按照这种看法, 命运就是一个必然性的别名。偶然性是凡人的看法, 对神明来说, 虽偶有情欲驱动的主观作为, 但终究会呈现完全客观的定命。所以, 在《奥德赛》中, 从神明的视角来看, 一切都是命运, 没有偶然性。这正是《启蒙辩证法》批评的那种(科学所揭示的)必然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早就存在于荷马的《奥德赛》之中了。“ 《奥德赛》中, 对人物来说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在听众看来却是神意的安排, 比如瑙西卡临时起意, 要去洗衣、野餐。……《奥德赛》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偶然性的世界, 如果不重视这一点, 就没法理解这部史诗; 而神明一直在发挥作用, 引领凡人并决定他们的命运— — 不管凡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6](P165-166)但因为荷马史诗中的神明并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绝对的、一神论的神, 反而是与人一样也轻率、自私、欺骗、小心眼、算计, 总之是不完美的存在, 不是前所未有、不可名状、难以理解、无法拒绝的超验存在, 所以, 这种神明身上显示着鲜明的人性光辉, 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英雄的进一步提升。当然, 坚守神明与英雄的截然区分, 认定希腊神话的英雄展示的才“ 是人在这世上的位置、潜力和局限” ; 只有荷马笔下的英雄才能告诉人们, “ 在痛苦与灾难之中, 人类的本性仍然可以是高贵的, 甚至几乎是神样的” [6](P178), 才是更为合理的。根据这种理解, 虽然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远高于普通的个人, 远不是一般的个人所能达到的, 但奥德修斯式的英雄可被理解为代表人性光辉所能达到的高度, 象征着可以进一步普遍化的人性潜力。只是, 《奥德赛》中还找不到这样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解读出来的。奥德修斯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原型这个观点, 荷马想必是无法接受的。同理, 如果把神明逻辑里包含的必然性与奥德修斯式英雄喻示的主体性按照现代哲学的原则统一起来, 也是一种过度的解释。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似乎明知这一点。因为他们指出过, “ 这种命中注定的必然性原则取代了神话中的英雄, 同时也将自己看作是神谕启示的逻辑结果。” [1](P9)据此, 近现代哲学关于必然性世界与主体性原则完全一致的立场被挪移到希腊神话中, 严格说是不当的。《启蒙辩证法》的作者明白这一点。他们把奥德修斯视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原型, 把现代科学力图建构的必然性世界类比甚或等同于希腊众神眼中的命运世界, 是一种跨越历史空间的过度简化, 即使不能视之为文学的类比夸张的话。

在这个意义上, 莱斯特(A.Lesky)提出的荷马史诗中的人物行动有两种动因的理论受到大部分古希腊研究者的认同。神明的启示与驱使, 人的动机和抉择, 两者共同促成了行为的发生。行动者本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 如果说有自己的意志, 那也“ 是对神灵敬畏之下的一种意志, 或者是一种被神灵力量所制约的意志, 正是神灵力量赋予了人内在” 。促成人作出最终决定如此行动的因素, 终归“ 还是一个定数(可以理解为命运), 一个由神所强加的定数, 一种打破最初的平衡局势的‘ 必然性’ ” [7](P39)。在这样的意义上,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确具有古希腊研究者极力“ 避免将我们今天的意志行为的组织体系、决定的构建形式、自我在行为中的参与方式都投射到古希腊人的身上” [7](P37)的嫌疑。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稀释, 这个嫌疑就会被放大, 成为人们批评《启蒙辩证法》的把柄。

当然, 古希腊的多神教没有赋予神灵绝对的权力。深受尼采喜欢的古希腊众神跟人一样有七情六欲, 相互之间也有算计, 这都为人的抉择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实际上, 只有在奥德修斯与众神区别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理解奥德修斯的主体性。奥德修斯之上还有众多的神祇。凡人不能以自己有限的智慧与力量跟神祇比攀, 也不能把天之功据为己有。正是因为奥德修斯不是宙斯, 做不到无所不能, 才有主体性, 其努力、算计、计谋、谋划、毅力、胆识才更有意义。加上神祇也是众多的, 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不像一神教那样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一个神掌控。在神的启示下, 在多神的相互复杂关系中, 不同的人力作为才有了更大的意义。即使像奥德修斯这样的英雄, 也要在神灵的保护、启发、帮助下, 才能做到返回家园的事业。

荷马描绘的奥德修斯故事显示, 是神祇背后谋设帮助, 才能得到那样的结局; 如果认为一切都是自己所为, 那是僭妄和不自量力。奥德修斯有时都看不出这一点, 有点飘飘然。谋划与成功都是这样离不开神祇, 何况一般人呢?运气、机缘、甚至勇气、胆识有时都需要神灵适时地注入, 才能使他及时摆脱困境, 迎来曙光。《奥德赛》汉译者陈中梅认为, “ 荷马史诗里的人物不认为可以实现完全和完整的自控。强烈的情感和违规行为的操作受制于神的激挑。神分享凡人的成功, 也分担他们的过错。神祗控掌人在关键时刻的心理活动, 支配他们的意识和情绪变动的走向。……神力和神的外来干预, 被古希腊人用来解释一切在他们看来人力无法有效掌控的活动, 包括心理的‘ 变态’ 和激情的非理性或反理性勃发。……神不仅掌管宇宙, 而且(可以)控制人的心灵。” [4](P104译者注释1)如果说人有自主, 那也只是受到神力制衡的自主。荷马“ 相信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有效把握(或配合)自己的命运。他相信神的意志并不会在根本上与人的生存构成对立, 相信神意的定导将逐渐趋于符合并支持人的道德意愿, 增进人对世界和自身的了解, 使人们在争斗和摩擦中逐步促进并学会维持生活的和谐。” [4](P808注释2)

不过, 为了凸显奥德修斯的资产阶级主体性质,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特别强调奥德修斯对神明的欺骗和利用, 似乎神灵在他面前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工具、手段获得价值的。奥德修斯虽然明白, “ 奥德修斯从来就没有与外来的神话力量发生过正面冲突。他必须承认, 他不断参加的各种牺牲仪式都是已经给定的, 他从来都不敢抵触它们。为此, 他从形式上把这些仪式当成了自己进行理性决断的前提条件。” [1](P56)但是, 他并不膜拜神灵, 而是利用神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 他与神灵的关系就被描述成交换、利用关系:“ 如果交换本身就是一种牺牲的世俗形式, 那么, 祭祀也就变成了一种合理交换的巫术模式, 变成了一种人支配神的工具:对众神的僭越恰恰是通过遵奉众神的制度而实现的。” [1](P50)作为对克拉格斯思想的引述和发挥, 霍克海默、阿多诺用商品交换模式解释对神的祭祀, 把对神的尊崇解释为对神的功利主义利用。欺诈于是替代了膜拜, 使得形式上的膜拜变为实质上的利用。利用通过欺诈表现得更为显著。为了达到自我的目的, 他不但有时暂时牺牲自己, 更有时牺牲神灵:“ 祭祀中的欺骗因素就是奥德修斯式的狡诈的原型; 也就是说, 奥德修斯的许多诡计都具有牺牲自然神的背景。” [1](P50)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另外一些目的, 就使得对神的遵奉显得不那么纯粹, 或者欺骗神灵:“ 一旦所有人的牺牲被有条不紊地付诸实行, 那么所有这些牺牲所造就出来的神就会受到欺骗:它们让神服从于人类的首要目的, 并以此瓦解了神的权力; 而且, 它们对神的欺骗同时也会很顺利地转变成为那些根本没有信仰的神甫对信仰者的欺骗。于是, 欺诈便在崇拜中获得了它的起源。” [1](P50-51)有意识地欺诈, 是奥德修斯联系自我意识的突出标志。“ 只有牺牲中的欺骗因素— — 也许还包括神话虚构中完美无瑕的理性— — 才能被提升为自我意识。” [1](P51)之所以认定奥德修斯是资产阶级主体, 具有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 有目的地诈骗正是自我意识和经济理性的显著表征。为了利用神而谋取成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奥德修斯是一个资产阶级主体!他所遵奉的神灵, 是一种谋取成功的工具。他所送奉的礼物, 他的祭祀品, 是一种等价交换意义上的获取, 不是单方面的膜拜(① 按照马丁· 杰的看法, 用交换原则分析西方古典文化, “ 把交换原则看成是理解西方社会的关键, 这既使人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讨论, 也使人想到尼采《道德的谱系》中的主张。” 即不只与马克思相关, 也与尼采相关。参见(美)马丁· 杰《法兰克福学派史》, 单世联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94页。)。如果神灵只具有功利利用价值, 而没有膜拜价值, 那倒的确可以增强奥德修斯的资产阶级、启蒙形象, 但这到底是现代启蒙精神的从后思索式解释, 还是奥德修斯当时的实际, 是非常值得持疑的。这种奥德修斯敬神的功利主义解释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成立, 是非常令人质疑的。

随着启蒙理性因素的过度凸显, 奥德修斯返乡故事就被解读成一个现代故事, 一个浮士德模式的故事, 一个资产阶级的故事。启蒙理性的因素和作用, 会在这个以现代模式重新解读的古代故事中被明显放大, 成为至关重要的主导性因素, 作为故事的“ 主角” 而被赋予第一位的地位。古戏新编, 故事新解, 古人新生, 现代版的奥德修斯返乡故事被重新编排为一个现代主体诞生的崭新事件。奥德修斯浮士德化了、现代化了。

现代主体诞生时是一个把神隐藏起来, 使之退居幕后的主体。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 我” , 神在背后藏着。康德那个在认识论上人无法把握的自在之物, 其实只有上帝才能把握, 如果说认识论上把握自在之物无甚意义, 那么在道德实践意义上把握自在之物(自由)的人就变成了绝对实践主体。只是随着启蒙理性的不断推进, 在上帝、人、自然的现代关系格局中, 上帝才逐渐死亡, 被视为虚妄的存在, 而人逐渐成为一个不再相信神的主体。他所面对的世界只有客体自然, 最多还有他人, 但没有神灵再发挥作用了。就像尼采所说的, 上帝之死; 神已俱亡。

皮平说, 奥德塞、安提戈涅、修昔底德等著作中的人物“ 并不关心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是否具有什么普遍地位或保持着全部合理的力量(他们始终明确地坚持只为某个阶级的希腊人), 这一点虽然真实, 但并没有肯定他们是在维护个人‘ 创造价值的权利’ 。任何这些人物都不是积极地在为自我立法; 他们对这些价值的感受来自于(依赖于)某种更大的对于在整体中之地位的感受。他们始终对确证自己的价值非常敏感, 没有简单地‘ 感到自己’ 是幸福的。他们特殊的荣耀‘ 产生’ 于对军队首领之作用的某种感觉, 或产生于对人类本质、血缘、传统、祖先、诸神等的某种普遍看法。” [8]奥德修斯们关注自我, 对确证自我非常敏感, 但还没有走到完全现代的地步, 即没有走到认为自我能自足自立的地步, 而是仍然认为自己依赖于一个更大的整体, 自己的生存和作用无法脱离开对这整体的依赖。

二、满怀各种情感:悲愁驱动的狡诈

从情感角度反思西方启蒙, 是《启蒙辩证法》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也反映在作者对古代启蒙的分析上。如果说现代启蒙拼命隐藏自身的情感秘密, 那么, 最早的古代启蒙则对自身的情感根基毫不掩饰。即使奥德修斯展示的是悲愁、恐惧这些不“ 良” 的情感, 也在所不辞。丰富的情感表达, 是奥德修斯式启蒙主体的另一个特点。

如果说奥德修斯“ 是西方资产阶级最早的一个原型” , 那么, 这个原型身上的原始品质明显好于现代资产阶级。在古典原型与现代后生的对比中,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无疑继承了尼采向往前苏格拉底古典精神的传统。即使《启蒙辩证法》的作者没有那么肯定前苏格拉底文化, 即使他们比尼采更具有批判精神, 把批判对象向前推了一大时段, 仍然可以发现奥德修斯这种“ 古典资产阶级” 身上的优点所在。

跟奥德修斯相比, 现代资产阶级乐观、自信、享乐、四海为家、理性等品质往往被视为促进现代化的优良品质; 而奥德修斯那种祈求神明、悲愁、总想着自己的小家园、缺乏世界眼光等就显得落后和小家子气。我们知道, 马克思站在历史进步的意义上曾积极肯定资产阶级有助于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品质, 《启蒙辩证法》都借助荷马史诗的批判性分析重新予以批判审视。这起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 与奥德修斯总想着回家不同, 现代资产阶级到处安营扎寨, 营造家园, 四海为家:“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 [9](P276)第二, 与奥德修斯无法摆脱囿于家族小天地的情感羁绊不同, 现代资产阶级更具有世界眼光, 着眼于更大利益的冷静算计:“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 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9](P274-275)第三, 与奥德修斯满怀悲苦不同, 现代资产阶级乐观自信, 预先消费未来。对于为无产阶级未来事业奠基这一点来说, 恩格斯曾给予大力肯定:“ 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 资产阶级到处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它昂首阔步, 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 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资产阶级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 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并非资产阶级的朋友,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次我们很希望他们胜利。资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资产阶级, 对似乎微不足道的少数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那种傲慢态度, 我们可以一笑置之。我们一点也不反对资产阶级到处实现他们的愿望。” [10]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性的肯定, 与尼采批判“ 借知识和理由而免除死亡恐惧(Todesfurcht)” , 把理性捧上天、以理性消除悲苦、建立廉价乐观主义的苏格拉底文化, 肯定能够直面悲苦的悲剧文化形成鲜明对比。霍克海默、阿多诺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批评尼采:把尼采肯定的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也归于该批评的“ 资产阶级” 之列。同时用尼采的悲剧文化论批评马克思:把马克思给予历史肯定的资产阶级理性品质还原到古典境域中予以审视, 揭示其糟糕的情感秘密。

《启蒙辩证法》解读的奥德修斯, 没有现代资产阶级这么大的全球视野, 攻打特洛伊后还要历经千难万险返回家园; 也没有现代资产阶级那么乐观, 倒是深深为一种恐惧和悲愁所驱动, 以至于必须靠神灵的帮助才能得以缓解, 才能得以建立一种成功的确信。通过尼采,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得以揭示, 奥德修斯满怀悲伤、恐惧、痛苦, 甚至经常哭鼻子。一些不良情感伴随着在现代资产阶级眼里想必是没有出息老闹着回家的奥德修斯的返乡之途。谋略、坚强意志与悲哀、苦楚联系在一起。《奥德赛》第十三卷89~90行说奥德修斯作为一个凡人“ 和神明一样多谋善断, 心灵已忍受许多痛苦, 历经各种折磨悲哀” 。悲苦无法消除, 在安眠时才“ 忘却了所有受过的苦难” [4](P396-397)。打发这些痛苦、悲哀, 抑制住它们, 才能达到返乡的最终目的。也许在这个意义上, 谋略就是忘却、抑制、赶走、平衡悲哀与痛苦的最好途径和办法。另外, 奥德修斯也惧怕, “ 对长生不老的神祇的惧怕” ; 面对汹涌海浪也会“ 吓得双膝酥软, 尽散心力” ; 经常“ 带着极大的愤烦” 、“ 彻骨的恐惧” 等[4](P16, 156, 163, 167, 807)。“ 神样的” 奥德修斯甚至爱哭, 虽然在荷马时代恸哭不是丢人的事, 爱哭与坚韧似乎不冲突, 荷马在描写了哭之后很快就出现“ 神样的奥德修斯” 、“ 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 之说; 爱哭不妨碍他仍然是一个“ 卓著和历经磨难的” 英雄, 但恸哭肯定显示的是无助、悲楚、不那么胸有成竹, 而且无能为力这些跟现代英雄不很协调的东西。试想, 跪在一个女人面前, 双手抱住她的膝盖, 请求“ 助我回返家园” [4](P199)的人, 一个如下哭着鼻子要回家的人, 能轻易就与一个“ 神一样” 的大英雄联系起来吗?

“ 他坐临海滩, 眼里的泪水从来

未有干过, 生活的甜美于它已经远去,

哭着, 只盼回抵家门, 不再愉悦仙女的情真。

夜晚, 他卧躺仙女身边, 一个不愿,

另一个愿意, 在空旷的洞里应付,

白天, 他便蹲坐岩石, 在那滩涂,

浇泼碎心的眼泪, 悲嚎, 伤愁,

睁着泪眼凝视荒漠的洋流。” [4](P148)

但这悲苦不像在尼采那里那样意味着勇敢、创造, 而是使他变得恐怖、愤怒, 而恐怖、愤怒之下就很容易大肆杀戮。“ 我攻破城池, 把居民屠杀, 掳掠他们的妻子, 抢来众多财产, 大家伙分光, 均等、公平, 对谁也不欺诓” [4](P252)。对外杀戮, 对内公平, 这倒很像现代资产阶级!回到家, 面对众多向他妻子求婚者, 也是射杀之。当欧鲁马科斯想用支付黄金青铜(即现代资产阶级处理纷争的基本原则)舒缓奥德修斯的怒气, 他也这样回答:

即使拿出你父亲的全部财产, 欧鲁马科斯,

给我你拥有的一切, 加之能从别地弄到的东西,

即便如此, 我也不会罢手, 停止杀击,

直到仇报过求婚人的侵害, 全部劣迹![4](P705)

直到杀得“ 地上血水流淌, 溢横” , 还不罢休。当卜者流得斯祈求, 也是仍然抓起劈剑砍断脖子使其“ 头颅滚落尘泥” 。所以, 杀完求婚人再杀那些与求婚人同宿的女仆。如果不是雅典娜的阻止, 杀戮不会终止, 和解不会到来。这一点显然完全不同于现代资产阶级!

看来, 就像伯纳德特所说, “ 奥德修斯算计得越深, 他就会变得越恐怖。……不过如此多的证据积累起来, 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冷血的奥德修斯形象, 结果人们也许就无法把自言自语的奥德修斯, 和那个主要关心自己是否能够免于流放的奥德修斯, 联系起来了。” [11](P157-158)这样一来, 从另一种解释的角度来看, “ 要把愤怒说成理智, 仅是一步之遥。” [11](P158)构成主体性之关键的理智, 从另一角度看也不过是愤怒而已。即, 理智不过是一种不怎么优良的情感, 其中掺杂着愤怒、焦虑、担忧等等。为了回家,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杀戮。在尼采那里根本不同于原始基督徒的奥德修斯, 经过《启蒙辩证法》的现代解释, 就成了出于恐惧、 愤怒而大肆杀戮的蛮勇之士, 没了高贵的品质与气度, 甚至比尼采批评的原始基督徒更为暴虐。《启蒙辩证法》为增强批判效果, 超越了尼采和马克思, 不惜把荷马笔下的大英雄矮化。

而且, 他们通过揭示悲苦、不良情感, 昭示现代资产阶级的秘密, 弱化、抵消现代资产阶级高大上的正面形象和进步性, 用尼采的教诲抵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肯定; 同时也用马克思的教诲把尼采肯定的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解说成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 从而整合马克思与尼采的现代性批判。

看来, 奥德修斯时代多么富有情感。无论是正面的情感, 还是负面的, 都一概说出, 没有隐瞒的必要。恐惧、悲伤、愁苦、痛苦与兴奋、坚定、深邃一样, 都直接表现出来。这一点不像后来的资产阶级, 拼命隐匿情感, 特别是不良的情感。让人们看不出文明的背后隐含着焦虑、恐惧、愤怒等不良情绪。《奥德赛》中经常出现心里“ 强烈的恐惧填塞” 、“ 心中满是忧愁” [4](P427, 489)的句子。在这个意义上, 希腊神话中的启蒙才更具本色, 针对现代启蒙有意的隐匿和遮蔽, 古代启蒙具有还原真相的启蒙意义。希腊神话中这种本真状态的启蒙, 并不只有显示不良本相的意义, 也有积极的意蕴。比如对死亡的恐惧就给予英雄的存在以积极意义, 对死亡的恐惧使得英雄们寻求美德, 把自己修炼得更好:“ 正是必死的压力强行驱使凡人去拥有美德; 而免于这种压力的诸神, 拥有完美的永恒, 却比凡人少了‘ 美德’ 。” “ 死亡萦绕在他生时的思绪里, 给他的存在带来了局限, 也赋予了意义。” [6](P92, 93)

对死非常敏感的希腊英雄, 会对生命本身抱有积极的看法。珍惜生命、如何赋予生命更高的价值, 成为他们的重要之事。苦难和死亡带来了对荣耀、声名、意义的歌吟。现代资产阶级在本国不会这样为了荣耀大肆杀戮, 而是在用价格标注的利益赔付中谈判和解, 但这样的方案是不符合希腊神话时代英雄们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的。虽然他们不会一概以生命之死换取荣誉, 不会把用死亡换来的荣誉视为必定高于生命本身(奥德修斯曾赞美阿喀琉斯“ 活着时有若神明, 死后亦强大超群” , 但阿喀琉斯回绝了这个赞美, “ 什么也不能慰藉死亡; 他宁可身处人世间最低微的角色, 给一个穷困的人做奴仆, 也不愿在死人中称王。” [6](P99)阿伽门农的看法也是如此), 但不用说苟且, 就是轻浮、帕里斯式的漂亮与享乐、廉价的幸福等类似于资产阶级文化工业的东西, 在荷马史诗中也是不受待见的。《启蒙辩证法》对追求廉价享乐的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批评, 可以在《伊利亚特》对胜利者阿开亚人的品质(良好的军纪, 对统帅的服从, 专注, 对死亡的不惧怕)的赞美中, 在尼采对艺术文化的拒斥中找到先驱。“ 特洛伊人战败, 因为他们正是这样的人— — 漂亮、莽撞、轻率、缺乏纪律。而特洛伊人的典型代表即是帕里斯。” 他显摆自己的装束, 当他从战争中归来, 像刚跳过舞, 或正要去参加舞会一样。这样的“ 帕里斯令特洛伊注定灭亡, 因为他选择了阿弗洛狄忒和享乐的生活” [6](P5)。他总是“ 避开那可怕的、战斗和死亡的世界, 逗留在亲爱的女性之间” , 他不像作为榜样的赫克托耳, 追求漂亮、轻浮和享乐, “ 正是这个漂亮却轻浮的帕里斯, 在对三位女神的裁判中选择了享乐, 由此招致赫拉与雅典娜的怒火, 为特洛伊带来灭顶之灾。” [6](P8)霍克海默、阿多诺想必是在荷马史诗对帕里斯的描述中发现了资产阶级大众文化的“ 起源” :漂亮、轻浮、声色享乐和得过且过。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死亡。而对死亡, 奥德修斯都满怀恐惧:“ 对丧失自我的恐惧, 对把自我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界限连同自我一并取消的恐惧, 对死亡和毁灭的恐惧, 每时每刻都与一种威胁文明的幸福许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P30)只有不为廉价幸福感浪费气力、心系返乡大业的奥德修斯, 才不会为幸福假象所迷惑, 虽然心知路的前方“ 总是临照着烂漫之光, 但那仅仅是一种假象, 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美景。奥德修斯对此心领神会, 他既不屑于死亡, 也不屑于幸福。” [1](P31)为了生存, 他甚至建议打破(将帅)死亡后需要禁食的固定习俗, 坚持打仗之前最好还是吃顿饭, 显示出资产阶级基于生命和效率的合理选择。

三、自然与主体

奥德修斯式的启蒙主体既然听从命运、敬畏神明, 那势必与自然也不会那么尖锐冲突, 即使没有建立起一种和解关系。循着尼采和马克思从康德式主体回归自然的传统,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明白, 基于纯粹理性、以迥然异于自然的自由为本质的实践主体, 是个形而上学的虚幻想象。具有七情六欲, 无法摆脱各种情绪、意志、欲望、本能影响的现实主体, 基于自然本能的影响, 他所能达到的能力和品格是具有明显的限制的。情绪、意志、欲望、本能是声称以理性为本质的启蒙主体根本无法回避和消解的现实力量, 甚至是注解主体性的关键性力量。即使超越个体角度从群体演化、累积的大历史过程角度来看, 现实的人作为主体也必须接受自然所施予的基本限制。奥德修斯式的启蒙主体还没有走到笛卡尔那种可以基于与身体分离的灵魂得以确立的我思主体的程度, 或者康德那种以纯粹(实践)理性为驱动力建立的自由主体的程度。即使奥德修斯式的主体与命运的内在关联被近代启蒙运动改造为主体与必然性的内在关系, 而且这种必然性已经处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把握和掌控之中, 不再与人处处作对; 即使必须遵从的神明已在现代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中被杀死(上帝之死), 还是有一个大自然横在主体的面前, 还是有一种自然深入自身成为自身的内在。

按照马克思、尼采的观点, 自我首先是一种自然, 必须根据自然来理解人及人的理想(② 参阅拙作《回归自然:马克思与尼采的共同旨趣》, 待刊发。)。但近代主体性哲学却把自我主体视为绝对内在性的东西。其内在性完全排斥自然。自然处于它之外。它与外部存在, 首先是自然, 切断一切关系方能呈现自身。但由于对异在他者的恐惧, 自然成了精神化自我千方百计统治住的对象。如康德所说, 以自由为至高目标的自我与自然是决然不同、直接对立的。为了控制自然才能确立起来的、恐惧着的自我, 按照自马克思、尼采到《启蒙辩证法》的思路, 本来是要“ 把自身彻底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 , 但由于“ 人们在思想中远离自然, 目的是要以想象的方式把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 以便按照他们设定的支配方式来控制自然” [1](P36), 致使自我仍然摆脱不了自然, 却直接“ 成为一种不可救药和自我异化的自然” 。也就是说, 启蒙出于解除恐惧的需要以理性方式调控自然, 不仅把自身弄成一种异化的自然, 根本没有摆脱自然, 更把外在自然弄成了“ 一种闭目塞听、残缺不全的存在。自然的衰败就在于征服自然, 没有这种征服, 精神就不会存在。” [1](P37)虽然霍克海默、阿多诺是要把近代主体性哲学的逻辑推到奥德修斯身上, 但他们很清楚, 只有近代“ 自我的确立割断了人们与自我牺牲所确立起来的自然之间起伏不定的联系” [1](P51), 但在荷马时代, 还不可能有这样的自我。那时的自我反而总是处于神明、自然的有机联系之中, 接受命运的摆弄。于是, 仅靠对立于自然其实还不足以确立主体, 还得靠神话:“ 面对自然力, 自我的身体永远都显得软弱无力, 而只有通过神话, 自我才能在自我意识中树立起来。” [1](P47)在这个意义上, 自我主体的诞生是一种神话的诞生, 不全靠自然的力量, 甚至可以说, 必须得摆脱自然, 并把摆脱了自然的自我神化才行。这也就意味着, 启蒙与神话一开始就密切交织在一起。没有神化、神话, 就不可能有启蒙主体的诞生。

如果自我仍然作为一种有机体与自然处于有机联系之中, 那它是不会陷入主客体对立, 不会面临归化为有机自然的担忧而受物化的煎熬的。正像阿多诺所说的, “ 尽管自我作为有机体, 依旧被囚禁在自然条件之中, 但它却试图在反抗有机存在的过程中确证自身。” [1](P53)这也意味着, 受物化煎熬的“ 主体自我” 是一种非有机体的自我, 是一种机械、因果性的自我, 也就是康德意义上那种作为现象的自我。

这种自我被哲学从与自然有机联系中独立出来, 摆脱掉自身的经验状态, 从而不再具有随身体不断变更甚至死亡的特性, 成为一种持续同一性的自我。因而, 为了不至于成为那种更崇高更伟大的存在的一个部分, 为了不至于为之献祭, 不至于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把自我化掉, 归于更崇高的存在之中, 自我必须获得一种独立的崇高性。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废除牺牲, 废除献祭。由此获得的自我持存性和自我同一性, 会使主体获得自足自立的品格与能力, 获得足以与自然对立的品格与能力, 获得与崇高存在等同或至少类似的品格与能力。阿多诺说, “ 尽管在废除牺牲的过程中产生了能够始终维持同一性的自我, 但自我很快就会变成一种顽固僵硬的祭祀仪式, 在这种仪式中, 人们只有通过把自我意识与自然条件对立起来, 才能宣布自身的胜利。” [1](P53)

自然, 尤其人身上的自然, 被否定, 生命本身的目的就会被否定, 一种虚妄的、与自然对立的“ 目的” 就会凌驾于被锻造出的“ 主体” 之上, 成为一种敌视生命的力量, 成为一种非目的的手段:“ 由于人的自然被否定了, 因此, 不仅控制外部自然的目的(telos), 而且人类自身生命的目的, 也都遭到了歪曲, 变得模糊不清。一旦人们不再意识到其本身就是自然, 那么, 他维持自身生命的所有目的, 包括社会的进步、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增强, 一句话, 就是其自我意识本身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手段变成了目的, 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 这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张狂, 然而在主体性的史前史中, 人们早就已经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了。” [1](P54)

奥德修斯对自然的主宰还不是近代式的, 而是一种先适应自然而后再加以统治的模式。与现代人意识到的一样, 对抗自然时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为力。“ 奥德修斯式的狡诈模式就是借助这种适应方式而形成的对自然的主宰。” 所以, “ 奥德修斯从未占有一切; 他总是要等待和忍耐, 总是要不断地放弃。他从来没有尝到过莲子的滋味, 也没有……奥德修斯式的狡诈实际上就是一种被救赎了的工具精神, 他让自己臣服于自然, 把自然转换成为自然的东西, 并在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的过程中出卖了自然。” [1](P57)

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试图用回归自然的路子来注释启蒙主体性, 并在奥德修斯身上发现更加真实的主体。众所周知, 马克思的思想中的确有一种让主体性回归自然和改造自然提升生产力之间的张力结构。霍克海默、阿多诺过于重视改造自然、统治自然的这个方面, 倾向于认为“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 全部世界将被转换成‘ 大工作车间’ 。” [12](P294)在与马克思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中, 他们描绘奥德修斯式启蒙主体与自然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近代主体的角度批评其不彻底性, 也可以从反思近代主体的角度肯定其源初性。从肯定的角度看, 奥德修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 还很自然、很可爱、很真实。他知道自己不能彻底摆脱塞壬的诱惑, 所以只能让自己捆绑在桅杆上, 使自己奋力挣扎的窘态暴露出来; 也不会盲信自己能截然不理会塞壬。而最后摆脱自然, 则得经历漫长、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 被福柯描述为自我的炼狱过程, 是自我经历艰难险阻历练自身的过程, 是无法根除的自然力被约束、被限制、被提升(而不是被消除)的过程, 是恐惧、焦虑、悲愁常常伴随着的过程。最后当他完成返乡的艰难行程, 他才算战胜了自然:“ 他有意识地让自己从他可能成为的自然中脱离出来, 如果他留心听到了自然的声音, 他就会继续顺服于自然。奥德修斯仍旧与他的奴役状态保持着契约关系, 即使他已经被捆绑在桅杆上, 还依然奋力挣扎着, 企图再次投入毁灭者的怀抱。然而, 他还是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发现了一个缺口, 这可以使他在满足契约关系的同时, 把它摆脱掉。” [1](P59)这就是奥德修斯的主体性, 是这种主体性力所能及的范围和界限。这种范围与界限意味着它的有限性, 即与近代主体性相比的那种有限性。

奥德修斯式的主体还不是靠内在性的独立支撑起来的, 而是各种力量的交叉共存。自然不管是作为内在还是外在的力量, 神明以及命运, 都在这种主体性中有着自己的位置和空间。各种因素时常存在冲突与矛盾。“ 针对冒险活动, 自我并没有坚定不移地构成一种对立力量, 然而, 正是由于其顽固不化的特点, 他只能采取对立的形式来塑造自身, 也就是说, 只能在同一性遭到否定的多样性中获得新的同一性。” [1](P48)在这样一种多元共存中, 比如奥德修斯的精神与体力就会分裂, 无法总是统一:“ 狡诈的奥德修斯似乎总是被当成这种精神的载体, 作为一位发号施令的人, 尽管人们对他的英雄事迹作过相当完整的描述, 但就他的体力来说, 始终要比他毕生追求的绝对权力弱得多。” [1](P55)奥德修斯还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 还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那种可以与身体分离的灵魂, 而只是一种自然人, 是时常需要施展欺骗和狡诈但仍既要敬畏神灵又无法摆脱自然限制的英雄。

马丁· 杰曾把此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重心界定为“ 从阶级斗争向人与自然斗争” 的转变[12](P317)。其实, 与其说重心转变, 还不如说发现两种斗争内在相关, 后者必然导致前者。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 对自然的统治必然导致对人的统治, “ 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 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 [1](P36)。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必然导致人与人的不和谐。设想人们和谐地联合起来统治自然是存在内在矛盾的, 是一种“ 幻象” , 而“ 在这样一种幻象中, 被彻底启蒙了的人类丧失了自我” [1](P36)。从肯定和积极的角度来看, 奥德修斯式的主体才是原本的主体, 是真实的主体。在这种主体中,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有了更多的亲近感。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和解), 也是他们的向往。

在对奥德修斯式主体的现代解读中, 《启蒙辩证法》加入了诸多的现代经济人、工具理性、自足自立的主体等“ 现实因素” , 使得解读具有明显的现代色彩; 但这样也同时对保持着古典特色的古典主体表达了一种敬意。虽然被解读的奥德修斯式主体身上具有那么多足以发展成现代主体的特质, 但它毕竟保留着本真的情感, 保持着对高于人的更高存在及其力量(神明)的敬畏, 以及对自然的尊重和向往。也许我们可以确认《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力图在批判反思奥德修斯式主体与从此主体中获得启示的张力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企图从这种平衡中获得启发, 而不是仅仅把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延伸到荷马时代。这种平衡提醒我们, 既不能无限发挥奥德修斯与现代资产阶级甚至希特勒雷同的一面, 也不能无限发挥奥德修斯式主体身上具有的、闪烁着原始光辉、具有救赎性潜力的另一面。这也是“ 启蒙辩证法” 的一个表现, 也是一种启蒙逻辑内在的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历史溯源式批判, 既是一种延伸、拓展批判的方式, 也是一种还原真实与具体的方式。批判中蕴含着求实, 否定中蕴含着肯定, 是一种标准的辩证法演练。

借助如此辩证法的光辉, 这种既妖魔化又予以敬重的奥德修斯式主体显然是有救的。这种肯定和希望更接近于尼采对前苏格拉底文化的肯定与敬重, 而不是接续马克思的历史进步论。在这个意义上, 虽然《启蒙辩证法》对问题的分析更接近尼采, 而对问题解决方式的分析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但在对问题解决方式的求解中, 仍然明显存在着对尼采的吸收和借鉴。虽然奥德修斯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个原型, 但这个原型比现代资产阶级更可爱, 更真实, 更有希望。对现代资产阶级主体的谴责批判可以扩展到对古典奥德修斯式主体的批判, 但奥德修斯式主体的可爱可敬却是现代资产阶级身上缺乏的。回到原初, 呈现本真, 凸显问题, 探寻答案, 这是尼采的教诲。而从后思索, 阶级归类分析, 经济人批判, 物化反思, 则是马克思的教诲。使主体回归自然, 立足自然反思现代主体性, 反思现代乌托邦和形而上学, 着眼未来确立哲学、哲人的历史责任, 则是马克思和尼采共同的教诲。《启蒙辩证法》力图把马克思和尼采辩证统一于一种更大的理论逻辑之中。这是一种颇值得肯定的辩证法, 一种应予褒扬的辩证视野、辩证立场和辩证方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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