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产业研究2016年度学术报告
周建新, 胡鹏林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作者简介:周建新,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客家文化、文化产业研究;胡鹏林,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项目发展部副主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化产业研究

摘要

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成果丰富、数量庞大、类别多样,主要涉及文化产业业态、文化产业战略、文化产业模式、文化产业理论、文化产业政策、互联网文化产业领域。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呈现出以下整体概貌和总体性特征: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偏重文化理论而忽略产业理论;文化产业模式推崇商业模式而欠缺产业模型;文化产业政策关注外围政策而忽视专属政策;文化产业战略高举战略旗帜而缺乏落地策略;文化产业业态研究重视传统业态而忽视新兴业态;文化产业研究期刊数量少且级别低。综观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利用互联网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产业理论与历史的研究,转变文化产业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关注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研究,加强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研究,是未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深化文化产业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文化产业理论; 文化产业模式; 文化产业政策; 文化产业战略; 文化产业业态; 文化产业期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1-0053-14
2016 Annual Report about the Research o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ZHOU Jian-xin, HU Peng-lin
Institute for Cultural Industries a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year 2016 witnessed a large number of extensive and fruitful researches o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mainly dwelt on the modes, formats, theories, and policies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Internet cultural industry. The researches are featured b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theories are stressed while industry theories are neglected; business modes are highly praised while industry modes are deficient; peripheral policies are emphasized while culture-specific policies are ignored; general strategies are upheld while execution policies are deficient; the researches on cultural industry formats emphasize traditional formats but neglect new ones; the cultural industry periodicals are small in number and low in level. Given the situation of 2016, this paper offer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ncrease research efforts in cultural theories and history; change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ternet to develop cultural industry; focus on the researches on the new formats of cultural industry; increase efforts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odes in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theories; cultural industry modes;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cultural industry strategies; cultural industry formats; cultural industry periodicals
一、我国2016年文化产业研究概况

我国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 可以说是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实践、规划、政策、管理同步进行的。近年来文化产业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研究成果呈现爆发式增长, 我们统计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关键词为“ 文化产业” 的论文数量, 其结果显示:1998年之前, 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不高, 每年仅10余篇; 1998年之后, 学术界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度持续走高, 相关论文数量呈现几何式增长; 2012年达到顶峰, 高达4700余篇; 2012年至2015年, 文章数量较为稳定, 每年基本都在4000篇左右; 2016年, 文章数量有所下降, 不到4000篇。

面对每年数量庞大的文化产业研究成果, 需要分年度分类别进行学术述评, 其目的在于总结文化产业研究的年度特征, 凸显各类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价值, 寻找文化产业研究的疏漏与不足, 展望未来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趋势, 最终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学理依据。统计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2016年文化产业研究各领域论文数量, 从成果的数量来看, 依次是文化产业业态(796篇)、文化产业战略(518篇)、文化产业模式(512篇)、文化产业理论(456篇)、文化产业政策(427篇)、互联网文化产业(223篇)和其他领域(369篇)。从每个领域的具体内容来看,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主要涉及文化产业的内涵、外延、属性、概念、产业理论等问题; 2.文化产业模式研究, 主要涉及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发展模式、产业模型及文化创新驱动方式等问题; 3.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主要涉及文化产业的财政扶持政策、金融支持体系、政府角色与制度创新等问题; 4.文化产业战略研究, 主要涉及一带一路、供给侧等国家战略之下的文化产业发展问题; 5.文化产业业态研究, 主要涉及到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业态问题。此外, 文化产业研究期刊也呈现出新格局, 主要涉及国内文化产业类期刊以及综合性学报的文化产业专栏。

上述研究范围与内容基本呈现了2016年文化产业研究的整体概貌, 下面从近一年以来发表的3300余篇学术论文和80多部学术专著中, 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评述, 力图建构2016年度文化产业研究的总括性知识体系。

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偏重文化理论而忽略产业理论

我国文化产业的基础理论研究最初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翻译出版国外文化产业理论, 进行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的普及研究。如霍金斯《创意经济》、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凯夫斯《创意产业经济学》、哈特利《创意经济读本》等译著, 分别代表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最初就是循着这种文化产业与创意经济的路径进入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第二种是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出发, 从审美理论、文化工业拓展到文化产业。这条路径是循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批判与反思, 从否定性的文化工业到肯定性的文化产业, 逐渐从社会文化理论进入文化产业理论研究。

通过梳理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 笔者发现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依然延续这两种路径, 而且出现一种偏向:偏重文化理论研究而忽略产业理论研究。

(一)文化理论研究

文化理论是文化产业理论的基础理论部分, 西方文化哲学、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等学术领域为文化理论留下了重要学术资源, 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与创意的概念、文化工业、文化产品的审美属性、文化消费的符号价值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剖析。姚文放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症候解读入手, 认为他们对于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批判, 是出于历史的惨痛记忆而做出的过激反应和过度阐释, 妨碍了学术界对于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公允评价, 这也就导致其批判理论存在明显的盲点和缺环; 当前文化语境下, 讨论文化及其工业的场域发生了变换,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批判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镜, 但用以匡范现实问题则已不足为训, 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 对其正能量, 我们理应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 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1]。葛红兵等人从同一视角分析了从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的过程, 从单数工业到复数产业, 从批判到肯定, 从文化本位的创意产业观到产业本位的创意产业观, 再到创意本位的创意产业观, 创意产业的本质界定已经屡次发生变化, 逐步向创意产业的理念靠拢, 而中国需要的是以文化产业的创意转型为基础的产业的全面化创意转型, 确立创意本位, 这种创意转型主要的阵地在文化领域, 但总体的范围显然并不能局限于此[2]。朱自强也着眼于“ 文化” 、“ 创意” 、“ 创造” 等基本概念, 梳理并重新界定了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 尤其强调在版权内容问题方面, 如果过分重视复制内容产品, 过于强调工业化的批量生产, 就容易远离创意, 远离文化产业这一特殊产业的灵魂[3]。赵勇从审美角度探讨了现代文化产业的价值, 认为文化产业在引导大众审美, 规范、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优势, 在现代性视域下, 既要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在满足大众审美需求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又要积极引导文化产业按照美的规律成就自身[4]。单世联从当前对文化产业的标准化问题的两种批判性或否定性的理论策略出发, 以法国哲学家莫兰的理论为线索, 认为标准化是文化产业的生产逻辑和产品特征, 但它又与个性化之间存在博奕与互动的辩证, 而标准化所生产的类型化、中等化产品也可以获得合理的辩护; 从文化史来看, 个性化、独创性只是浪漫主义时代以来的文化理想, 而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文化转型正在颠覆这一理想[5]。这些研究成果多数从文化理论出发, 在梳理历史、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提出各自观点, 推动了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 但是理论体系建构不足, 并没有形成具有代表性且被广泛认可的独特理论。

(二)文化产业属性研究

文化产业的属性问题也是2016年研究较为深入的方面, 其中关于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娱乐性、符号性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薛永武认为文化产业是通过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与消费文化有机统一的经济形态。为了把握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 既要认识文化产品艺术性、审美性、文化性、直观性、想象性、情感性和精神性特征, 又要把握文化产业文化传播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共享性、自然的人化性和心灵服务专业性的特征。文化产业的社会属性包括文化产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和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 也包括文化产品所蕴含的人性、自由、理想、理性、情感、意志、欲求、趣味和心理等人文情怀。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社会属性, 需要畅通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渠道, 需要建立优良的文化产业人才机制、文化产业发展机制、文化产业评价机制和文化产业管理机制[6]。崔鸽认为“ 符号消费” 日益成为人们消费的新趋势, 文化产业可以借助符号消费改变消费者的意识观念, 文化产业创新可以借助文化符号揭示民族文化传统特性, 通过文化符号弘扬民族传统, 传承中国的文化精神[7]。杨云萍认为娱乐性成为当前文化创意的重要价值趋向, 人的主体性通过娱乐得到尊重和肯定, 人的交往性得以激发和彰显; 但是娱乐过度也会导致文化创意教益性缺失, 因而文化创意应凸显教益性的主导价值, 提升品位、注重教化、突出引导的责任[8]。这些有关文化产业的属性研究主要着眼于文化属性, 多数是与艺术、审美、情感、符号、娱乐等相关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文化产业理论需要重视的内核, 但是如果把这些属性放置于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大背景之下, 可能会衍生更多的本质属性问题。

(三)文化产业的产业理论研究

产业理论是文化产业理论的实践理论部分, 文化经济学、创意经济、创意设计、产业规划等方面是形成产业理论的重要领域, 但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较少关注文化产业, 偏重文化创意的文化产业领域的学者也较少关注产业经济问题, 因而导致产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偏少。齐骥《文化规划原理》是产业领域较为难得且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9], 她认为文化规划是现代城市的纲领性规划, 是为了提供一种优化文化发展空间和提升文化发展层次的路径设计, 并且详细阐释了文化规划的基础理论、工作程序、区域分析以及文化空间规划和文化产业规划, 还涉及到文化产业集群、文化遗产、特色文化城镇等专项规划。杨祖义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 发现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提高主要是依赖技术进步, 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依赖技术效率提高; 利用Sys-GMM实证法测度, 发现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体制因素、文化产业集聚等因素促进了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 其中文化体制因素的促进作用较小, 而这些因素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效率低下的原因[10]。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对文化产业的产业理论做出的有益探索, 但是成果要么偏向文化创意与规划设计方面, 要么偏向产业经济学方面, 缺乏两者的有机融合, 没有形成文化创意与产业经济学相融合的产业理论。

(四)小结

文化产业理论既是文化产业领域的学术问题, 也涉及到学科发展问题, 任何学科都包括理论与历史两大部分, 理论建构是学科发展基础, 文化产业理论至今还是循着西方足迹前行, 主要还是着眼于创意经济和文化理论两个方面, 出现这种研究偏向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学科限制。文化产业在体制较为灵活的西方高校中, 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新兴学科, 得到校方、学者和学生的普遍关注, 但是在中国学科体制中, 至今没有一个学科接纳文化产业, 只能勉强依附于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 利用自设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来培养研究生。二是学者偏好。目前研究文化产业理论的学者多数来自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 文史哲领域的学者缺乏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素养, 多数只能从文化审美、文化创意、规划设计等角度切入文化理论研究, 而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则缺乏文化艺术的理论素养, 也只能从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等角度切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 两大方向缺乏有效的融合, 学者如何实现跨学科研究, 如何培养兼具文史哲与经济管理两种理论素养的人才, 真正推动文化产业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 这是未来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文化产业模式研究:推崇商业模式而欠缺产业模型

我国有关文化产业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商业模式、产业模型及文化创新驱动模式等。文化产业模式研究起步于十年前, 陈少峰从国家文化产业战略入手, 深入分析区域战略、企业战略, 进而研究各种商业模式[11]。近年来, 国内文化产业模式研究主要涉及文化产业商业模式、中外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等方面。笔者通过梳理分析, 发现2016年文化产业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商业模式、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等领域, 欠缺产业模型及文化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一)互联网时代及未来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互联网时代及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是政、产、学、研等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 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研究。黄锦宗和陈少峰探究了互联网商业模式“ 无边界” 的平台、多样性产品、多样性经营、线上+线下、平台+制作、频道组合制等新特征, 结合互联网文化企业的发展趋势, 总结出互联网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新形态:未来模式、平台模式、广告营销模式、技术服务模式、技术服务模式、IP改编模式、小企业联合平台模式[12]。向勇认为未来五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转型期, 文化产业具有过渡模式的特征, 这些模式包括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资源型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制造型文化产业、基于增长极理论的生态型文化产业、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内容型文化产业和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平台型文化产业等五种, 转型期的文化产业采取这些过渡模式将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常态[13]。王帅和张友祥还探讨了互联网驱动下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认为目前文化发展非产业化、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间接融资渠道单一是制约融资难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互联网众筹融资模式、O2O 模式(利用互联网将线下商机转移为线上交易)、天使投资平台、中国文化要素市场线上交易、P2P 网贷平台融资模式、邮票/钱币/磁卡电子盘交易市场融资、“ 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 的 A2P 融资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融资等八种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14], 这些融资模式同时改变了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和商业模式。欧阳友权和吴钊认为互联网将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引发文化产业在商业模式(产业链延伸和产业间融合)、资本运作(并购、重组和上市)及传统业态转型等方面的创新, 其实施过程就是“ 把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运用于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过程, 它的最终模式是在线化、数据化和移动化。” [15]臧金英还辨析了文化产业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内涵, 付斌探讨了文化产业众酬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单羽和李岩山分析了“ 工业4.0” 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消费趋势[16]。这些研究成果都立足当下、指向未来, 探讨了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模式和商业模式, 具有产业前瞻性和行业指导性, 尤其是互联网思维和新技术对文化产业的倒逼, 迫使文化产业不断开拓新方法和新模式。

(二)业态融合的商业模式研究

业态融合的商业模式是文化产业在跨界融合背景下涌现的新趋势, 涉及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信息业等相关产业, 甚至由此推导出文化产业耦合理论。丁玲华探讨了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发展模式, 重点分析了产业渗透的产品创新模式、产业链交叉延伸的产业集群模式、产业重组的新业态培育模式、产业联动的信息文化产品传播营销模式[17]。李君探讨了艺术品产业与新兴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模式, 认为新兴文化产业里最具创新驱动力的是“ 文化信息传输服务” 和“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 两个子系统, 以文化产业耦合机制为指导, 以政府、行业和企业的视角, 提出了两大系统之间的跨界融合模式[18]。刑启顺以西南文化旅游产业为例, 提出了一种“ 文旅互动融合” 模式, 并分解为以自然景观和风景名胜区为主的经典景区带动、农业景观旅游景观品牌、村镇旅游带动等三种方式, 而以参加节庆活动和体验文化品牌为目的的旅游也将成为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互动融合发展的基本模式[19]。翁钢民和李凌雁还运用数据分析方法, 探讨了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均衡,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 两种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集聚性, 且空间集聚程度呈逐年递增趋势; 东西部融合程度差距较大, 东南沿海地区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较快、新兴业态丰富, 为“ 高— 高” 关联区域, 形成带动全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溢出效应明显; 中部地区旅游与文化资源丰富, 是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区域; 西部地区则重在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 寻找创新发展点, 打破“ 低— 低” 集聚僵局[20]。这些研究成果着眼于业态跨界及互动融合, 通过产业之间的联动效应推导出具体的产业发展模式, 还探讨了东部、中部、西南部等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落实了跨界融合和业态融合战略。

(三)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是近年来各省市及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重点研究的领域, 基本以省市产业模式、特色区域产业模式为线索, 探讨产业模式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向。张锦认为河南文化产业应该走聚集发展之路, 当前河南文化产业呈现地域特色的鲜明性、投资主体的民间性、产业发展的有效性等基本特点, 应该重点发展资源转化型、传统工艺传承型、文化产业园区带动型等三种产业模式, 并坚持全面规划、重点推进、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 构建发挥优势、一区多点、联动互补的发展格局[21]。刑启顺着眼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 从中寻找西南山区城镇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认为民族文化产业选择特殊性指在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产业选择的地域性、民族性、产业互补性以及特殊的人口聚集模式和新型环境承载模式, 从藏羌彝民族文化产业走廊、南岭民族文化产业走廊、武陵民族文化产业走廊、苗疆文化产业走廊等四大文化产业区域出发, 凸显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 与全球文化消费市场形成互补, 从而推动西南新型城镇化发展, 使之具备城镇化的普遍性特征外, 还具有特殊的人口聚集模式和新型环境承载模式[22]。王秀伟和汤书昆以中国宣纸文化产业为例, 探讨了文化授权这种具有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 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通常以产品展示模式、创意转化模式、科技融入模式等三种为主, 产业融合趋势下的文化授权模式为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创了更为广阔的产业空间, 这种模式的含义是“ 将文化作品或产品及其相关物, 在市场机制下通过授权活动转化为多元化的商品或服务进行经营, 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从中获取收益的模式, 文化授权的商业模式又可以分为直接授权和委托授权经纪代理授权两种模式。” [23]张振鹏还从小微文化企业的角度探讨了商业模式建构和企业发展关系综合模型, 认为商业模式和关系模型的建构可以揭示出不同发展阶段构成要素的演化历程, 呈现出当下对小微企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要素[24]。由此可见,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环节是结合相关地区及其特色文化产业形态, 进行针对性的模式分析, 既是对过去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结, 也是对未来区域文化产业模式的前瞻性预测, 有利于开拓丰富多彩的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四)产业模型及文化创新驱动模式研究

产业模型及文化创新驱动模式是当前文化产业领域相对薄弱、最亟须深入开掘的研究领域, 产业模型相对于商业模式和发展模式来讲, 更为具体而实用, 更有利于我们探究文化创新驱动模式。李凤亮和宗祖盼认为,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涉及企业、消费者、政府和中介等主体, 以及产业、产品等客体, 两者之间共同构建了新兴产业推动下的“ 业态新创” 模式、产业融合实践下的“ 跨界聚合” 模式、科技创新牵引下的“ 内容活化” 模式、文化创意驱动下的“ 技术嫁接” 模式、多元主体参与下的“ 协同创新” 模式等五种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模式[25]。他们还梳理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演进机理与历史语境, 认为在原始蒙昧时代、古代文明时期、近代社会和信息时代, 文化科技融合创新都呈现出不同的融合特征, 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文化发展正在引领文化与科技融合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文化与科技开始以主动姿态向对方渗透, 呈现出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26]。李凤亮还以深圳前海自贸区文化创新的定位为例, 从文化金融融合先导区、新兴文化业态发达区、对外文化贸易先行区、国际文化交流示范区角度, 分析了未来文化创新路径的多种可能性[27]。邓文君和温雯从迈克尔· 波特的竞争力理论出发, 分析了法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 这种模型分析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以数字技术促进要素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形成动态竞争优势; 提高民众文化素养, 培养文化消费习惯, 培育多元文化市场; 积极发展关联性行业, 加强创新平台建设, 增强文化企业竞争力[28]。魏鹏举和孔少华则从内生增长的角度, 探讨了“ 文化+” 和“ 文化创意+” 等文化创新理念如何推动建构文化创新驱动模式, 认为创意氛围、创意阶层、创意能力是重要的文化创新评估维度, 而文化创新的动力机制、竞争与共生机制、扩散机制、协调与发展机制等也都是文化创新生态形成的重要因素[29]。李永乐还从供给系统和需求系统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产业重点项目选择模型, 认为模型的供给系统分析需要考量地域特色文化、前期建设基础两大因素, 需求系统分析则需要考量市场发展前景、区域产业结构、文化遗产保护等三大因素[30]。文化产业的模式研究最终必须落实在产业发展路径方面, 上述研究成果已经深入分析了文化科技创新模式、产业发展模型、文化创新驱动模式、文化产业项目选择模型等问题, 有些研究成果甚至直接指明了文化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前瞻性。

(五)小结

文化产业模式研究虽然是近年来文化产业研究的热门话题, 但是也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一是模式一旦形成, 难免套用、僵化。文化产业模式一旦形成, 就难免会被抄袭、套用, 在产业内部形成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 不仅不能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相反成为一种阻力, 如何避免模式的僵化思维, 将成为文化产业模式研究需要反思的重要问题。二是模式是否具有创新驱动力。既然文化产业模式难免形成僵化思维, 是否就代表模式就不具备创新驱动力, 如何挖掘处于上升趋势中的模式, 既利用上升过程的创新驱动力, 又能够在模式形成僵化思维之前就摒弃模式, 在模式的创新与更迭中永远保持文化产业的创造力, 这是文化产业模式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四、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关注外围政策而忽视专属政策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文化体制改革及其各种文化政策, 20世纪末随着国家文化产业管理机构的设立, 国务院、文化部、科技部、财政部等部委开始出台各种文化产业政策;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进入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汪明峰、周斌、杨吉华、向勇、解学芳、娄孝钦、王列生、李庆本、李炎等学者, 先后从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原则、实施机制、体系建构、中外比较等不同角度切入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近年来,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为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 涉及政策法规、政策研究、政府职能、创新政策、财税政策等方面。我们梳理2016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 发现研究成果依然主要关注文化产业的外围政策, 对于文化专属政策及内部运行机制的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

(一)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与财政政策研究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与财政政策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外围政策。来自金融系统和财政系统的资金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如何通过政策体系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这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魏鹏举对新常态下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进行了学理探讨, 认为国家投入只是强调财政的杠杆作用, 更加倚重社会资本, 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将日益活跃, 中国独特的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塑造了特定的文化产业金融支持格局, 即政府主导市场形成的多元多层次文化产业资本体系, 同时以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为宗旨, 通过政府的扶持引导, 发挥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 建构中介发达、风险可控、富于创新的多元多层次的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31]。侯英则着眼于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创新, 认为传统文化项目周期长、回报低, 文化企业信贷风险高, 金融服务产品和金融工具难以支持文化产业项目投资, 必须创新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 其创新路径包括:推动多元化、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发展; 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步伐, 满足文化产业发展需求; 创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体系; 建立促进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信息服务[32]。陈庚和傅才武通过比较中外文化产业财政政策, 认为我国必须促进文化产业立法、完善文化产业财政政策体系, 形成财政直接资助体系、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绩效考核机制, 强化财政间接资助手段、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优化财政支持方式、创设国家文化产业基金会, 设立文化产业专门金融机构、建立国家文化产业银行, 这是优化中国文化产业财政政策体系的基本路径[33]。周莉和胡慧源则从就业效应角度探讨了文化产业财政投入问题, 认为在就业总量上, 财政支持、教育程度和公共文化服务对文化产业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文化产业平均工资则受到经济增长、教育程度、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等诸多因素影响; 从内部结构上, 财政支持对艺术表演和群众文化机构产生的就业效应大于图书馆和博物馆机构的就业效应; 从区域差异上, 财政支持对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就业影响最大, 而固定资产投资和教育程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最大, 中部地区在区域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34]。朱尔茜还从公共风险视角探讨了政府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认为文化企业发展过程中, 个体融资风险可以向公共风险转化, 这为政府建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逻辑基础, 政府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属于股权投资基金, 其发展遵循三条脉络:规模与文化产业公共融资风险相适应, 结构侧重于特定发展阶段和领域的文化企业, 同时兼顾政府公共职能与市场逐利需求[35]。韩玉军和王丽以1995年至2013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为例, 研究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过程中的金融支持, 论证了文化与金融、科技与金融之间的关系, 认为文化金融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科技融合创新的水平, 并提出了融合发展相关对策[36]。由此可见, 资本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驱动力, 也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 资本政策直接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 包括金融支持和政府财政投入两个方面, 目前研究领域更加关注金融支持体系, 这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 政府财政投入只是资本政策的辅助部分, 主要起到引导、示范和扶持作用。

(二)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

在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 学术界普遍关注国外政策经验、政策发展脉络、政策制定依据、政策范围与框架、政策模式与路径、通过互联网改进管理模式等方面, 这些政策研究都是为了确保文化产业健康运行, 最终都着眼于建立文化产业政策体系。王佳宁梳理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探索、拓展、转型等四个阶段, 认为各个阶段对应的政策基调分别是管制、规范、鼓励、扶持, 未来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文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融入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战略、文化与相关产业及领域的融合、软环境的营造与响应、接轨世贸组织文化贸易规则、智库产业将凸显第三方评估作用等方面[37]。王凤荣等人认为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变迁导源于中国式分权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博弈, 其中财政政策工具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颁布的不同层级文化产业政策具有时效性差异, 并呈现总体意义上的时滞特征, 而且文化产业政策空间分布, 也凸现了东中西区域性差异并显示出差异有效性[38]。陈宇翔和郑自立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构架包括文化产业立法、文化战略规划、宏观扶持政策、产业部类政策等四个方面, 针对目前文化产业政策不足, 提出了构建功能型、创新型、开放型、双赢型等类型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 并从加强文化产业立法、优化文化产业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完善国家宏观帮扶政策、推进文化管理与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创新、健全文化产业部类政策等方面完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39]。向勇和刘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五种模式, 即基于文化创富的演进型政策模式、以市场导向为主而又扶持非营利文化机构的竞争型政策模式、基于文化保护的干预型政策模式、基于政府引领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的中间型政策模式、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型政策模式, 认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应该聚焦在文化投资、文化消费、文化研发人才、文化版权保护等领域[40]。单世联和刘述良考察了英美中三国文化产业政策中的政府资助艺术的多歧性和复杂性, 认为文化产业几乎把所有艺术都卷入了市场体制, 政府补贴与资助已经不再是唯一模式, 反对政府在文化产业时代过度资助艺术已是常态[41]。傅才武和曹余阳从居民文化消费角度探讨了文化供给侧和消费侧的协同改革, 认为可以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建立“ 居民评价积分— — 积分兑换市场消费” 的大数据管理模式, 以打通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业务边界, 实现文化消费领域供需对接, 也是激发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的科学可行路径[42]。此外, 有些学者还关注到文化产业制定过程中缺乏清晰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只是在执行过程中践行纯粹的实用主义原则, 这是涉及到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问题[43]。关注文化产业政策的学者来源广泛, 涉及文化产业、管理学、财政学、经济学等领域, 各自出发点都不一样, 有些学者甚至只是以文化产业为案例而已, 焦点在于政策体系、财政制度、经济体制等问题, 因而并没有直面文化产业内部运行问题, 只是研究文化产业的外部保障措施, 外部研究比内部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对于文化产业研究来说, 这是一个偏差。

(三)政府角色、职能及管理机制研究

在政府角色、职能及管理机制方面, 通常与文化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学者们着眼于政府、市场、企业等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 对政府角色、政府规制、引导与监督职能、文化产业管理方式等问题颇为关注。郝婷探讨了转型期我国文化产业制度的三角框架, 深入分析了政府、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制度安排, 即行业协会与市场中介, 还探讨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文化市场、文化企业之间的替代关系[44]。她还论及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中的政府制度创新, 提出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文化市场监管制度、提供有效的产权制度、构建文化市场信用制度等创新方式[45]。胡安源等人认为政府角色定位应该是文化产业的引导者与监管者, 在文化产业链的创意阶段, 政府作为引导者, 引导企业从优秀文化中汲取创意, 在去行政化的同时引导文化产业融入市场经济; 在文化产业链的生产阶段, 政府作为监管者, 监督企业生产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 还应从政策上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 在文化产业链的销售阶段, 政府作为监管者, 应加强文化产业法律法规建设, 维护文化市场良好的竞争环境[46]。张森通过比较美法中等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角色的差异, 认为政府角色应该指向市场失灵的问题,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政府角色的现实约束条件, 文化产业管理也要谨防政府失灵和泛意识形态化[47]。颜玉凡和叶南客认为公共文化治理的第三重使命就是, 在文化供给层面, 政府必须重视文化产业的社会控制功能, 对文化市场进行整治, 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来维护文化产业的公共精神价值坚持[48]。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 政府是重要推手, 在政府角色、政策制定、管理机制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引导或主导作用, 把政府当作文化产业的引导者与监管者, 这个定位是准确的, 但是如何在强势政府与弱势文化企业、脆弱文化市场之间保持一种健康有序状态, 如何将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从制定、治理功能转变为监督、服务功能, 这才是需要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

(四)小结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最重要的是文化产业专属政策。新世纪以来, 国家从修改《著作权法》开始, 先后颁布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 出台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2003年)、《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2005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0年)、《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2014年)、《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2014年)等政策, 2016年还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这些都是文化产业的专属政策, 也应该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焦点。因此, 我们认为学术界在关注文化产业外围政策的同时, 更应该深入研究文化产业的专属政策, 充分发挥专属政策的导向作用, 推动文化产业向纵深发展。

五、文化产业战略研究:重战略旗帜而轻落地策略

文化产业从萌生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并形成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长江经济文化产业带、环渤海湾经济文化产业带、珠江经济文化产业带等各种区域战略规划, 都与国家意志及其重大发展战略紧密相关。近年来, “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供给侧改革等国家发展战略相继出台, 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战略既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背景, 有些直接成为文化产业规划, 如“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空间、长江经济文化产业带等。我们梳理2016年文化产业战略研究, 其研究成果较为集中, 主要围绕“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等方面, 但是过于关注战略背景、战略规划、文化供给与消费等宏观问题, 缺乏具体实施方法、产业发展路径、供给侧改革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落地策略。

(一)“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空间研究

“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方面, 学术界普遍关注“ 一带一路” 战略给文化发展、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沿线地区和国家的战略意义、产业规划等方面研究颇多。蔡尚伟和车南林分析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经济欠发达、认知偏差、政策限制、文化差异、盗版严重、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国内部分区域存在文化产业欠发达及文化产业人才规模小、质量欠佳等问题, 认为可以组建“ 丝路版权保护与开发中心” , 编制《丝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 以期助力中国文化产业分批次、分阶段走出去[49]。花建认为可以通过“ 一带一路” 战略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并提出通过“ 互联互通” 优化整合战略资源、通过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而壮大产业主体、通过扩大文化服务出口而优化文化贸易结构、通过联接“ 丝路城市” 而形成合作共赢的网络等实施路径[50]。范玉刚认为“ 一带一路” 战略必须重视文化维护, 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相互促进, 文化交流为文化贸易提供基础, 文化贸易则深化文化交流的成果, 经由文化价值共享实现文化认同, 通过文化先行夯实沿线各国经济互利多赢的心理基础, 这是“ 一带一路” 战略及其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使命[51]。李孝敏针对“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存在区域发展失衡、供给侧有待调整、拓展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提出加快供给侧调整、盘活文化资源、创造中国品牌、创新文化金融、创新对外传播、构建开放新格局等策略[52]。双传学认为“ 一带一路” 重构了世界经济地理, 优化了我国产业空间布局, 必须利用好“ 互联网+文化” 平台, 培育新型文化产业业态[53]。“ 一带一路” 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必然影响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产业发展格局, 因而国家部委、各地政府及学术界都在关注“ 一带一路” 对文化产业带来的发展机遇, 国家发改委、文化部等部委先后制定了“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国家开发银行也委托机构研究支持“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这些都是把“ 一带一路” 当作宏大背景, 高举战略旗帜制定大规划、推动大产业, 但是深入而细致的学术研究不足, 立足社会服务而学术含量偏低。

(二)“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及实施策略研究

“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及实施策略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更有利于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拓展“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及新路径。李凤亮和宇文曼倩认为要在“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建设中取得突破, 可以采取四种发展路径:坚持文化引入、突出交流先行; 打造文化载体、发展文化旅游; 深入跨区域融合、开拓发展空间; 加强跨文化交融、扩展文化内涵[54]。戚俊娣和贾连堃认为在“ 一带一路” 背景下, 应当发展航海文化与蓝色体育文化相融合的文化产业, 通过体制机制观念创新、科学的市场导向、整合文化资源、打造公共服务平台等方式实现两大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国际化, 以多元化的文化创意旅游为载体形成产业的联动效应[55]。齐勇锋和张超提出通过“ 一带一路” 战略复兴草原丝绸之路, 实行规划引领、文化旅游先行、突出特色、打造品牌、搭建投融资平台、新媒体传播平台以及大项目带动战略, 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个层面协同推动中蒙俄文化产业走廊的建构[56]。《学习与探索》杂志还以“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文化产业战略为题刊发了4篇论文, 分别探讨“ 一带一路” 文化产业规划理念、法律保障、小微文化金融体系的建构以及文化资源资产化与金融化问题[57]。这些研究成果开始从“ 一带一路” 大战略、大规划中走出来, 着眼于具体实施路径、文化产业业态、文化产业品牌建设、文化金融支持方式等, 兼顾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 通过学术研究来达到文化创新的目标。

(三)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研究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各大产业生产与消费领域的重大战略, 着眼于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关系, 涉及资本、劳动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种要素, 文化产业如何利用供给侧改革的历史机遇优化文化资源配置、调整文化产业结构、激发文化创造力, 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涂丹认为文化产业消费从物质型向提升内在精神品质转变, 而文化消费具有供给创造需求以及互动性的特征, 文化产业的供给侧面临低端产品的结构性过剩与文化消费需求的实质性短缺, 因此文化产业需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的文化消费路径[58]。齐骥认为从文化产业供给侧与需求侧内涵为逻辑起点, 以解决供需侧结构性矛盾为落脚点, 着力从要素端与生产端解决文化产业供给侧问题, 加强从投资端、出口端和消费端解决文化产业需求侧问题, 这是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演化、优化文化产业发展动力的重要路径[59]。卞晓丹和钟廷勇认为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任务是纠正要素错配, 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他们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聚对缓解文化产业要素错配有显著影响, 因而必须注重通过发挥产业空间集聚的外部性来缓解要素错配, 进而提高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供给能力[60]。张祥志和尹靓认为文化产业的供给直接指向文化产品的创造性, 即内容生产中的创造力, 这种创造力激励又受到激励的属性、激励的中介变量、激励的调节变量、创造力的属性等四大要素的影响[61]。供给侧改革最初本是针对供给过剩的产业, 但是对于文化产业而言, 依然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学者们普遍关注到文化产业的低端产品供给过剩, 中高端的优秀文化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文化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激发, 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等文化产业的二元关系中, 我们要充分重视每一个环节, 避免文化产业的结构性矛盾, 切实发挥文化产业在供给侧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引领作用, 这是学术界已经在关注、未来将有更大研究空间的领域。

(四)小结

文化产业战略研究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 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国家经济转型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背景, 文化产业在国家重大战略之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 我们发现:一方面, 国家重大战略可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例如“ 一带一路” 战略不仅推动国内文化产业形成带状发展格局, 还把中国文化产业推广到世界各地, 拓展了全球文化贸易与文化市场; 另一方面, 国家重大战略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弊端, 国家战略总会有侧重点, 没有纳入进国家战略的区域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业业态, 往往会被边缘化, 例如贵州省既没有纳入“ 一带一路” , 也没有进入长江经济带, 但是贵州省紧紧围绕文化旅游拓展文化产业、推进跨界融合, 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因此, 如何在国家战略中保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产业业态独特格局等, 将是文化产业战略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

六、文化产业业态研究:传统业态多而新兴业态少

文化产业业态研究是文化产业中的常规研究领域, 主要涉及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文化旅游等文化产业业态。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繁杂, 涉及面广, 视角多样且交叉重复, 例如影视产业作为一种业态, 也涉及到影视理论及产业理论、影视产业发展模式、影视产业政策、影视产业战略等, 因此业态研究也贯穿于理论、模式、政策、战略研究之中。我们梳理了2016年文化产业业态研究成果, 发现传统业态研究成果较多, 对新兴业态关注不够。此处我们选择传统业态的新变化与新兴业态发展作为重点研究领域, 对其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进行评述。

(一)文化产业业态的跨界融合研究

文化产业业态近年来已经不再是单级发展, 而是涉及多种业态的对接、联动与融合, 业态融合促使传统业态焕发新的生命力, 甚至催生新兴业态, 比如文化旅游与影视、动漫等产业的融合, 影视与互联网、游戏等产业的融合, 既产生联动效应, 同时催生网红直播、电视游戏竞技等新兴业态, 目前学术界对于单级业态研究成果较多, 但是业态融合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业态提升、催生新兴业态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林秀琴认为业态融合可以在内容创造、技术研发、资本组织、管理服务等各个层次进行文化增值、创意提升和模式创新, 拓展各种产业形态的领域, 进行深层次的联动与融合[62]。耿达和傅才武以长江文化产业带为例, 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带际发展和业态融合的新趋势, 探讨了文化产业带如何依托长江经济带、“ 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 坚持文化产业引领发展、融合发展和理性发展理念, 通过加强区域协同创新, 建立“ 战略支点” , 形成“ 点轴联动” 效应, 积极推动文化创意设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63]。业态融合研究目前依然处于大战略、大产业研究阶段, 缺乏真正跨业态的深入研究, 例如探讨影视与游戏的跨业态发展路径, 动漫与主题公园的跨业态发展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数字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 这些研究领域需要深入挖掘, 建构业态之间的联动机制和融合发展模式, 避免业态单级发展的资本不足、市场疲软及品牌弱势等问题。

(二)传统业态与新技术的文化科技融合研究

新技术与传统业态的融合能够促进传统业态的转型升级, 在欠发达地区新技术与传统业态的结合为地方经济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新技术特性造就它先天就具有与多种传统行业进行嫁接的能力, 尤其对于影视、游戏、旅游、设计、教育等业态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虚拟现实从技术层面来讲, 是一种创作者和观赏者对于剧情世界的切身体验, 让人们用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去触摸世界、感知世界。电影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新, 都只是把人的感知进一步推向真实体验, VR 作为数字时代新媒体技术的一种全新科技形式, 将“ 真实体验” 推向了更接近人生理和心理的层级。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入会对推动传统游戏与影视的制作方式的变革, 当虚拟现实与传统业态实现深度融合后可能会引起传统业态的革命, 促进新的业态的产生[64]。李凤亮和胡鹏林认为, 虚拟现实进入影视业态, 改变了观众的观影方式和导演的制作方式; 虚拟现实在游戏中实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 虚拟现实进入游戏之后, 改变了游戏格局, 由于目前虚拟显示设备通常可以与手机配合使用, 所以极大地推动了手游的发展; 虚拟现实与游戏的结合从线上与线下两方面突破了传统旅游模式, 线上可以实现足不出户游遍世界的梦想, 线下通过虚拟影像、互动性、沉浸式等新型旅游方式增强了娱乐体验,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 虚拟现实与设计融合可以给予设计师更大的想象空间, 设计师可以突破传统的色块与线条的组合, 以立体化的虚拟空间形态直接地展示给客户, 客户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对设计作品进行沉浸式体验与检验; 虚拟现实与教育融合为人们突破三维空间在时间与地域上的感知限制提供了可能[65]。对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关注与期望值越来越大的同时, 于秀娟指出与虚拟现实设备和技术的研发速度、资本投入热情相比, 虚拟现实内容生产相对滞后。但最后于秀娟也指出这些问题会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升级及整个产业的完善而得到解决[66]

(三)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研究

对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研究, 从当前已发表论文的篇幅来看, 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网红直播、海洋文化产业和手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新兴业态是文化和科技共同作用力的结果, 是文化产业趋于良性发展的价值导向, 也是推动文化产业链日益完善的核心要求。但是目前对于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研究的书籍和论文较少, 不能深入地研究到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实质, 对于产业肌理的梳理也较为匮乏。网红直播作为互联网场域的产物, 适时地推动了文化产业内容的发展, 并和广告、传媒、网络公司等多种行业跨界融合, 浸润网络文化的交互要义, 凭借行业间互促模式的大IP作为目前网红直播的价值导向。相关文章多是厘清直播概念, 鉴定甄别网红直播的合理法律模式及营销方式的思考。海洋文化产业是本年度文化产业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是文化产业发展健康化、国际化的表征。毕旭玲和汤猛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切入, 以海洋信仰文化资源产业、海洋节庆文化产业、海洋休闲文化产业、海洋影视产业、海洋文学艺术产业、海洋工艺美术品产业、区域海洋文化产业、科技与海洋文化产业等八大产业作为主要考察对象, 结合不同沿海地区的发展特色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根底, 根据当下发展的现状预测未来的发展[67]。手机文化产业与技术基础、传媒基础、通讯基础密不可分, 作为依托技术构筑的新兴业态, 手机文化产业快速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并产生显著影响。金燕等人从手机作为大众化传播方式的视角出发, 探讨了手机文化产业传播的方式、机制、现状和对策[68]。手机文化产业通过技术拓宽了文化与产业的发展路径, 随着手机技术的]更新换代, 大众文化的快速传播, 手机文化产业具有巨大潜力。以上三种业态是今年研究文化产业的学者关注的热点业态, 也是快速发展的业态。除此之外, 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等关键词近年来一直是文化产业研究的关注点, 作为快速发展的技术平台, 为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业态奠定了基础。

(四)小结

文化产业业态研究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战略, 决不能囿于传统业态而止步不前, 必须通过业态融合、文化科技融合等方式催生新兴业态。对于文化产业传统业态而言, 通过新技术、新平台及新路径, 拓展了传统业态的传播范围、市场阈限及发展边际, 甚至通过形态变化把传统业态发展成为新兴业态。对于文化产业新兴业态而言, 必须紧跟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及文化科技融合创新, 通过“ 政产学研用” 一体化创新驱动模式, 保持新兴业态之创新价值, 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及文化市场需求, 提升文化产业的市场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七、文化产业研究期刊:数量少、级别低

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期刊少, 导致文化产业研究成果发表难。据我们统计, 目前我国仅有8家文化产业类的期刊杂志, 分别是:

1.《中国文化产业》, 月刊, 国内第一本公开发行的文化产业理论刊物, 主要栏目有文化产业决策信息参考、每月要闻、省情报告、城市传真等, 旨在传递国家、省、市、县文化产业工作动态, 发布各地各部门文化产业工作信息, 交流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产业研发先进经验, 为政府文化产业与文化体制改革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为各地进行文化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投资管理和项目策划提供学术导向。

2.《创意世界》, 月刊, 主要栏目有科学瞭望、技术揽胜、投资视窗、智者风采、新品彩秀、生活新知、创意阶层、视觉等。

3.《产业经济研究》, 双月刊, 主要栏目有产业经济理论、产业组织研究、产业结构研究、产业政策研究、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流通产业研究、服务产业研究、地区产业研究等, 反映产业经济学科前沿动态, 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4.《文化产业导刊》, 月刊, 主要栏目有文化产业观点、文化产业榜单、文化产业专题、文化产业企业、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市场、文化产业资讯等, 主要着眼于我国文化产业创新, 传递和解读国家文化产业相关政策, 深入分析文化市场和文化企业现状, 介绍国内外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和经验。

5.《文化创意产业》(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双月刊, 我国首家文化产业类文摘刊物, 主要栏目有理论探讨、行业研究、各地实践、个案研究、探索与争鸣、域外视野等, 综合反映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状况, 覆盖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出版、影视、动漫、设计等十几个门类、关注行业热点和问题争鸣, 解析各省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 预测行业未来趋势, 提供批判和借鉴的眼光, 介绍欧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实践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6.《文化产业研究》, 半年刊, CSSCI来源集刊, 主要栏目有学术前沿、市场与消费、产业创新、文化金融、文化贸易、版权经济等, 融合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7.《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半年刊, CSSCI来源集刊, 主要栏目有理论与政策、改革与发展、区域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研究、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等, 追求前沿性、学术性、原创性、公共性、先进性。

8.《文化产业》, 月刊, 主要栏目有新视角、党建文化、文化传媒与教育、科技信息文化、文化产业与法、区域文化纵览、企业经营与管理、工程建设、金融与财经等。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综合性大学学报开辟了文化产业的专栏, 有的还是特色栏目和优秀栏目, 如《深圳大学学报》的“ 创意经济与文化产业” 、《山东大学学报》的“ 文化与经济” 、《同济大学学报》的“ 文化产业研究”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的“ 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的“ 文化创意与产业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的“ 文化产业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的“ 文化产业研究”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的“ 文化产业” 等。

总体而言,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学术期刊有两大特色:一是刊物整体的层次性、权威性不高, 没有一种期刊入选CSSCI来源期刊, 只有两本学术集刊入选CSSCI; 二是刊物的数量少, 重点刊物的文化产业栏目少。

八、结 语

以上论述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及研究重点, 集中呈现了2016年文化产业研究概貌, 并就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成绩与疏漏进行评述。本文重点分析了文化产业理论、文化产业模式、文化产业政策、文化产业战略、文化产业业态、文化产业研究期刊等六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期总结现状并指明未来研究趋向。除此之外, 文化产业与投融资、法律、人才、就业等之间的关系问题[69], 以及互联网文化产业研究[70]、文化产业园区研究[71]、文化产业总体研究[72]也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领域也都是值得分析与总结的, 但是出于突出重点和本文篇幅考虑, 在此不再赘述, 希望学界同仁对此保持持续关注。

通过对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全面回顾与总结分析, 我们提出五个方面的意见与建议:

一、加大对文化产业理论与历史的研究。任何学术与学科, 都需要理论与历史的支撑, 目前文化产业理论与历史的研究相对匮乏, 每年仅数十篇(部)文章(专著)论及基础理论与学科历史, 因此需要学界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夯实文化产业学术与学科的基础。

二、转变文化产业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缺乏实践支撑, 文化产业研究除了理论研究之外, 需要学者走出书斋, 进入文化企业与政府部门, 与企业和政府进行直接交流, 最终形成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方式。

三、利用互联网发展文化产业。互联网虽然不是新技术, 但是从互联网延伸到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等领域, 再联结文化产业, 就会在“ 互联网+文化产业” 的创新驱动方式之后, 推动文化产业的纵深发展, 这是学界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

四、关注新兴文化产业业态。文化产业不同于传统的文化发展, 文化发展讲究积淀与传承, 越古老越有价值, 但是文化产业最看重创新, 越是创新的、越是符合当前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产业才越有价值, 因而我们必须重点关注新兴文化产业业态, 关注其当下状态及未来发展。

五、关注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资本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 其精神价值、无形资产及市场不确定性, 使得我们无法用物物交换去衡量, 如何投资这种独特的产业形态, 是文化金融面临的难题, 也是需要学界深入研究的领域。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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