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的体式、成就及其局限平议
王先霈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作者简介: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学、文学心理学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摘要

《管锥编》是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多年来学界已经推出众多的相关论著,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对于此书是否已经构筑了独立的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了特有的阐释方法论,存在不同看法。《管锥编》是著者研读中国古代十部典籍的笔记,却不以探讨典籍本身和后人注疏为主要目的,而是要表达钱钟书研读经典时引发的关于文史哲诸多方面的学术创见,以及他的某些人生感触。认清《管锥编》的体式性质,认清著者的治学风格,有利于对它的学术价值作出切合实际、恰如其分的判断。对其学术成就的过分抬高,对于因体式带来的局限视而不见,或者缺少具体论证而对它的笼统贬抑,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 《管锥编》; 阐释方法论; 体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7)01-0146-07
Style, Achievements and Limitation of Guan Zhui Bian
Wang Xian-pei
College of Art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

Guan Zhui Bian is a work of profound thought and great content. For years, the academics have launched many books on it and yield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However, as to whether Guan Zhui Bian has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system and whether it has a unique hermeneutic methodology,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Guan Zhui Bian is the note the author took when studying the ten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 Its author, Professor Qian Zhongshu, did not aim to study the classics or the commentaries on them by later writers. Instead, he expressed his creative ideas o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riggered by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and his perspectives on life. We need to g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yle of Guan Zhui Bian and the scholastic style of its author, which will help us make a realistic and proper evaluation of its academic value. Either overestimating its academic value and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limitation because of its style or belittling it in general without specific evidence, none of them reveals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

Key words: Guan Zhui Bian; hermeneutic methodology; style

《管锥编》以十部中国古代典籍为论说的对象和线索, 《左传正义》是其中之一, 这一部分计67则, 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弱。本文拟通过这一部分, 来讨论对于《管锥编》的体式性质和它所体现的钱钟书先生的治学风格如何体认, 对于它的学术价值如何作出切合实际、恰如其分的判断, 借以进一步思考《管锥编》对于今天的文史研究可以有哪些启示。

一、关于《左传》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左传》被有些学者视为我国史学最早的经典之作, 刘勰《文心雕龙· 史传》称左丘明“ 创为传体” ; 刘知几《史通》说它是“ 述者之冠冕” , 东汉以后“ 每代国史皆有斯作, 大抵皆依《左传》以为准的。” 《管锥编· 史记会注考证· 五帝本纪》则说, “ 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 吾国之有史学, 殆肇端于马迁欤。” (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二版第418页, 三联书店2007年。本文以下引《管锥编》均据这一版本, 其中出自“ 左传正义” 部分只注明出于哪一则。又, 《管锥编》对《左传》和《史记》的史学地位之高低尚有若干议论, 如《管锥编· 史记会注考证· 五帝本纪》说:之前的史书, 包括《左传》“ 史识已如雨中萤燄, 明灭几微。马迁奋笔, 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 )钱钟书看重的是《左传》的文学价值, 《管锥编》是着重从修辞技巧和叙述技巧的角度来评论《左传》。这并不是说钱钟书就忽视《左传》的史学地位, 《管锥编》这一部分从杜预所谓“ 《春秋》五例” 说起, 认为, “ 五例” 是中国古人对于史书理想的楷模, 《春秋》并不足以当之, 言下之意“ 五例” 用之于《左传》方才合适。他把“ 五例” 与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的名著《史学方法论》关于史书目标境界树立的标杆对比, 说“ 五例” 之说认识到历史著作要纪事传人、垂戒致用, 但“ 尚未能通观古今因革沿变之理” 。我们由此推论, 司马迁的“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显然进到更高层次的史家自觉, 这也是钱氏和许多学者把《史记》尊为中国史学之肇端的原因; 而《左传》与“ 类乎今世报纸新闻标题” 的《春秋》迥然相别, 使春秋时代“ 几百年之行事后人得而详之” , 这就已经是非常重大的史学贡献。

钱氏认为, “ 五例” 前四条讲的是文体, 后一条讲的是社会作用, 那也就是说, “ 五例” 讲的主要是文学叙述的技巧。“ 五例” 的核心和精髓是“ 微” 、“ 隐” 。对于“ 微” 、“ 隐” 的理解和阐释, 古来有很不相同的取向, 汉代经学家论《春秋》, 一味地美其辞约义隐, 解读时牵强附会地求索一字一词背后的微言大义; 刘勰和刘知几则赋予“ 微” 、“ 隐” 以文学意义, 《文心雕龙》说“ 隐秀” , 《史通》说“ 用晦” , 他们讲“ 余味曲包” , “ 情在词外” , “ 发语已殫而含意未尽” , 以诗笔的含蓄取代了史笔的简要。“ 微” 、“ 隐” 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多种艺术门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成为中国古代诗学家最钟爱的一种审美取向。《管锥编》说, “ 刘(知几)氏直视史如诗, 求诗于史乎?惜其跬步即止, 未能致远入深。” (第一则)《管锥编· 左传正义》所要继续做的一项工作, 正是对“ 微” 、“ 隐” 的诗学意义的深入发掘和发挥。

首先, 钱氏提出, “ 微” 、“ 隐” , “ 《春秋》书法” , 是修辞学的概念, 所谓“ 《春秋》书法” , “ 正即修词学之朔” (第13则)。《管锥编·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1则更说:“ 《春秋》美刺‘ 微词’ , 实吾国修词学最古之发凡起例。” “ 《春秋》之‘ 书法’ , 实即文章之修词。…… ‘ 内词’ 、‘ 未毕词’ 、‘ 讳词’ 之类皆文家笔法, 剖析精细处骎骎入于风格学(stylistics)。” 《史通· 叙事》一篇, 就是讲修辞炼字, 其基本观点是, “ 叙事之工者, 以简要为主……叙事之省, 其流有二, 一曰省句, 二曰省字。” [1]所举最佳例证, 多出于《左传》。《管锥编》沿着刘知几的思路举出更多例证, 发现更多种简约修辞的技法。如省去主词, “ 定公四年” :“ 楚人为食, 吴人及之, 奔, 食而从之” , 意思是, 楚军正做饭, 吴军追来, 楚人逃跑, 吴军遂食楚军之食而后继续追赶, “ 奔” 、“ 食” 前面是两个不同的主体, 左氏把主语全都省略掉了, 《管锥编》把这叫做“ 文不足而意足” , “ 意申不待词备” 。(第62则)又如, “ 吞言咽意, 不尽其词” , “ 闵公元年” 记士蒍谏晋献公, 句尾“ 与其及也” , 完整地说应该是“ 与其及也, 不如奔也” , 左氏把后面四个字省掉了。不过, 这一句开头就有“ 不如逃之, 无使罪至” , 把最末尾该有的话, 提前放在句首了。这一则紧接着举“ 闵公二年” 狐突谏太子申生, “ 孝而安民, 子其图之, 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那是省略了“ 不如出境” 。钱氏认为, 这样的省略是“ 引而不发” , 若像《史记· 邹阳列传》里类似的叙述, 使句子完整, 词意俱尽, 反而“ 稍减蕴藉之致” 。(第11则)第38则指出, 《左传》中同一意思的句子或短语几次出现, 首次是完整的, 后面则越来越简缩, 见出作者“ 有意为文” 力避繁复的良苦用心。

其次, 钱氏指出, 有一种特别的省略, 是记人物之间对话而省去“ 曰” 字。第65则说, 中国古文无标点符号, 记言又每省去“ 曰” 字, 一人自问自答而读者误为两人对话, 两人对话而读者误为一人独白, “ 全凭语气示别” 。这是古汉语的一个特点, 是一个缺点, 却有可能助成文学上特别的意味。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导言》里说:“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语言是极其简约的, ……它十分依赖情境性的语境, 或是依赖于大家都能理解的上下文。” [2]《管锥编》联系到敦煌变文、《西游记》、《封神演义》,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并指出, 在欧洲有的文学家那里, 对话不用标点, 去掉“ 说” 这类动词, 竟又变成翻新的手段。欧洲“ 十八世纪一小说家于此等字能应无尽无, 遂自鸣匠心独运焉。” 这类地方也显出《管锥编》视野和思路之开阔。对于这类现象, 我们知道, 现代叙事学以“ 自由直接引语” 和“ 自由间接引语” 的概念已经和还在给予多方探讨。

除此之外, 钱氏超越了刘勰、刘知几的视域, 他认为, 修辞不仅要追求简要, 有时候还会故意求繁复。“ 僖公四年” 有“ 十年尚犹有臭” 之句, “ 犹” 即是“ 尚” , 孔颖达说是“ 重言之耳” , 钱氏驳俞正燮《癸巳类稿· 複语解》对孔疏的“ 纠正” , 说“ ‘ 尚犹’ 複重, 正见词义之‘ 郑重’ ” 。《史记会注考证· 鲁、邹列传》举《史记》, 又举《水浒》、《庄子》, 谓“ 均稠叠其词, 以表郑重” 。而《史记· 张释之传》, 张释之谏汉文帝, “ 拟设之词几如屋上加屋, 心之犹豫, 口之嗫嚅, 即于语气徵之, 而无待摹状矣。” 这类地方, 如果文句省净, 反而会显得非常干瘪。

钱氏不仅谈修辞, 更注意到结构技巧, 第49则说, “ 此节文法, 起结呼应衔接, 如圆之周而复始……以断定语气始, 以疑叹语气终……两端同而不同, 弥饶姿致。” 引申而谓小说散文之善于谋篇者, 线索皆近圆形。《管锥编· 史记会注考证》引冯班之语, 谓明代学者论《史记》, 只是论文而“ 不曾读史” , 归有光“ 于迁书目注心赏之所在” 都是文章作法。其实, 钱氏之于《左传》, 最乐道的也是其文学性。

钱氏大大突破刘知几等人的传统的修辞学观念, 也与明代古文评点家们不同, 他跨出文章学遣词造句、起承转合的范围, 进到文学形象塑造的理论探究。他说, 刘知几所论, “ 仅字句含蓄之工, 左氏于文学中策勋树绩, 尚有大于是者, 尤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则其记言是矣。” (第一则)前人论修辞, 只注意到作者的语言, 他们说的“ 记言” , 显意识或潜意识里认为是照实记录下历史人物确实曾经说过的话, 甚至以为, 君主与后妃床笫之间燕昵之辞, 也是内朝女史当场记录下来的, 不懂得这是“ 作者拟想得之” 。古人论文, 心目中仅存抒情、论说之文, 没有小说和戏剧文学的概念, 也就往往把作家的叙述语言与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一体观之, 《文心雕龙》和《史通》都未能悟及文学家如何模拟人物声口的妙谛。在钱氏看来, 《左传》的叙事创新乃在于记言、代言、拟言, 口角亲切、如聆謦欬。《史通》赞《左传》用晦, 所举例子, “ 只形容情状, 而未包蕴事实也” ; 如举舟中之指可掬, “ 言外虽有事而无多” 。(第12则)言外有事, 就是从文本已经写出的, 能使读者推想到文本没有直接描述的情节和情态。钱氏举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一节, 与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塔索史诗连类, 然后钱氏特别提到亨利· 詹姆斯 《小说的艺术》中的“ 间接描写” (the indirect presentation), “ 不直书甲之运为, 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 纯乎小说笔法矣。” (第31则)。这些都是从现代文论观察《左传》得出的新见解。

历史叙述的作者凭借的是原始史料, 史料不可能对于每一事件都有完整记述, 更不可能对事件进程中人物的言行细节都有详细记载, 史著落笔又要“ 包蕴事实” , 那么, 他们怎么办呢?钱氏说, “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 每须遥体人情, 悬想事势, 设身局中, 潜心腔内, 忖之度之, 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 不尽同而可相通; 记言特其一端” 。(第一则)这就从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出发, 论及叙事艺术中想象的作用, 进入到近现代文艺理论的问题域。钱氏提到昆体灵(今通译昆提利安)、黑格尔、锡德尼、古里埃的言论, 又在脚注中列出狄尔泰、米施、舍勒、柯林伍德的相关著作。狄尔泰在《历史理性批判手稿》中, 谈到“ 同情与换位” 、“ 重构或重验” , 他说, “ 重验是事件线条之中的创造, 这样我们就与时间史一起前行, 带着遥远国度里发生的事情或者带着发生在我们身边人心灵中的某物。在事件穿过诗人、艺术家或历史作家的意识并且在作品中固定和在我们面前持续存在的地方, 它就达到了完善。” [3]狄尔泰的体验论, 在诗学中比在史学中有更大的影响。

钱钟书对叙事中的想象问题, 在宽阔的理论视野下作过长期持续深入的思考。不过, 或者是由于《管锥编》一书体例、风格以及作者表达习惯使然, 往往只在正文或脚注中列出西方论者的著作名称, 却没有借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比如, 关于历史叙事中的想象和文学叙事中的想象, 两者异同何在?钱氏似乎并未触及。在《谈艺录》里他早已提到:初民记事, “ 增饰其事以求生动” , “ 古代史与诗混, 良因先民史识犹浅, 不知存疑传信, 显真别幻。” 四十年后出版补订本, 钱氏特地自陈, 这种议论是“ 有为而发” , 针对着“ 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 的“ 流风结习” , 针对不懂得史传中“ 不乏弄笔狡狯处” 的学究, 并提到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普希金叙事名篇的论述[4]。《管锥编》列出的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 这部书有“ 历史的想象” 一节, 是他1935年的演讲记录, 其中讲到历史学的叙述与历史小说两者的区分, 他说:历史学家讲述真实的故事, 他所想象的是他必须想象的东西, 是占有证据所想象的东西; 他要把证据和证据之间许多的“ 裂隙” 填满, 使历史叙述呈现为连贯的整体。柯氏在那里有几句常被人们引用的话说:权威的记载告诉我们, 凯撒某一天在罗马, 又某一天在高卢, 至于他如何从罗马到高卢, 却什么材料也没有留下来, “ 如果我们是用幻想出来的细节来填补对凯撒的行动的叙述, 那么这种构造就是任意的; 事实上它就会是一种由历史小说家所完成的构造了。但是如果我们的构造并不包含有任何不为证据所必须的东西, 那么它就是一种合法的历史结构, 没有它就根本不可能有历史学。” “ 我们却以完美的良知而插入了这一点” , 这种插入决不是任意的或幻想的, 而是必然的; “ 历史的思维是一种想象的活动, 我们通过它来向这种内在的观念提供详细的内容。” [5]历史叙述不可能没有想象, 这种想象必须为权威证据所支持, 而不能与之抵触。后人可以分辨前代史书中想象的合理与否, 却不应否认其想象的必不可少。《管锥编· 项羽本纪》提及钱谦益论《史记》、《汉书》史笔之优劣, 钱谦益说司马迁备载家人絮语、娓娓情语等, 而班固则全略去, 所以班“ 不逮” 马。钱钟书却认为, 就文笔传神而言, 钱谦益说的有道理; “ 苟衡量史笔之足徵可信, 则尚未探本” , 而以上细节均出于司马迁之想当然,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汉书》才是“ 谨严” 。讲到《廉颇蔺相如列传》时更说, “ 《史记》中迥出之篇, 有声有色, 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 未必信实有徵。” 后代论者信以为真, “ 窃恐为史迁所弄” 。钱钟书既然细读巨大数量的中外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名作, 他所涉猎的中国和西方关于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著述之丰富罕有人能与之颉颃, 而他并未就此提出自己的正面看法, 且对于历史叙述中想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重视有所不足, 使我们不禁甚为惋惜。

二、关于《管锥编》的阐释方法论

左传学是经学的组成部分, 对于《左传》词义、句意的注疏, 汉以下的经学形成了强大的阐释传统, 到清代又取得了多种新的成绩。古来在儒道释经典的诠释过程中, 提出过各自的解释学思想理念。论及诠词释句, 《管锥编》列举了《孟子》的“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 《庄子》的“ 语之所贵者, 意也, 意有所随” , 《楞伽经》的“ 不因语辨义, 而以语入义” 等许多前人的论点, 反复强调“ 观辞(text)必究其终始(context)” , “ 所赖以区断者, 上下文以至全篇、全书之指归” , “ 不可以单文孑立之义释之” 。(第3则)他还充分注意到清代乾嘉朴学家的主张, 特别是戴震的论述:“ 由字以通其词, 由词以通其道” , “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 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 (② 钱钟书在许多地方对于文学阐释中孤立地死扣词义的作法表示过不满, 有过尖锐的嘲讽, 早年在《释文盲》中说过, 有的专门家“ 欠缺美感, 对于文艺作品, 全无欣赏能力……无妨唤作文盲。” “ 偏偏是把文学当做职业的人, 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 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 竟毫无欣赏和鉴别。” “ 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 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 以为此外更无学问, 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 , 见《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47-48页, 三联书店2002年。)。钱氏不停止于此, 而是指出戴氏能分见两边, 未通观一体。那么, 正当的阐释方法论是怎样的呢?那就是“ 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 庶得以定某句之意, 解全句之意, 庶得以定某字之诂” , 还要知晓文本产生时代立言之宗尚, 流行之文风, 积小明大, 举大贯小, 交互往复, 以此达到“ 阐释之循环” 。(第三则)在脚注中, 标出狄尔泰的《诠释学的起源》的一段话。在“ 增订” 时, 钱氏引梅洛· 庞蒂, 说“ 法国哲学家谓理解出于演进而非由累积” , 提到“ 期待” 、“ 前见” (“ 前设” 或“ 前理解” )这些术语。《管锥编》这些引述, 很可能是“ 阐释的循环” 理论观点在中国大陆的最早介绍, 钱氏并且将其和中国自有的传统阐释学思想资源连接, 开辟了宽阔的研究空间。《管锥编》的研究者对书中这方面的论述多有热情的肯定和发挥。有论者说, 钱氏对中国古代阐释之学和西方哲学阐释学, 有取舍, 并将其沟通, “ 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诠释方法” ; 有的说, 钱氏“ 将阐释之循环推向了极致” , “ 对其内涵作出了独特的阐发” ; 还有的说, 钱氏“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 (③ 参看何开四:《〈管锥编〉循环阐释论探微》, 《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 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何明星书在绪论中介绍了在他之前涉及《管锥编》诠释学思想的论著, 列举了对《管锥编》的一些不同评价, 见该书第12-15页。)。这些评断, 似不无可以商酌之处。

如本文前面讨论历史叙事中的想象时所说到的, 《管锥编》的体例、风格和作者的表述习惯, 对于理论论述的展开有所拘限, 对于“ 阐释的循环” , 他仍然是选择中外若干相关论断加以连缀, 自己并没有意图作更进一步的细密论证和充分的论述。有人说, 从钱氏对于《左传》的词句的具体解释, 可以提取出背后的阐释理念, 这无疑是正当而合理的, 但这样做需要放在左传学史的长河中考察。何明星就考察了《管锥编》正面谈到“ 阐释之循环” 的第三则对于“ 寤生” 、“ 待” 、“ 不义不暱” 和“ 志” 的解释, 说, 对于“ 子姑待之” 的“ 待” 字, “ 钱钟书独具慧眼将其特别拈出, 抉发其中隐含着的精深微妙之理; ……揭示出历史上统治者的政治机心。” 何开四《〈管锥编〉循环阐释论探微》说:“ 杜注将‘ 不义不暱’ 释为‘ 不义于君, 不亲于兄’ , 作两端句理解; 古今沿用, 并无歧义。钱先生则辞而辟之。” 说钱氏此处是独具慧眼, 说旧解从来没有歧义, 都不符合事实。关于寤生, 《管锥编》已经提到见于明末清初黄生的《义府》。关于“ 待” , 清代魏禧《左传经世钞》里面有:“ 魏礼(魏礼是魏禧之弟)云, 祭仲闻‘ 子姑待之’ 一语, 全局已透, 故任段肆偪, 不必更发一言, 但坐待其逐而已矣。” 日本左传学家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也说, “ 胸有成算, 一‘ 待’ 字露出本心。” 关于“ 不义不暱” , 清代沈钦韩《春秋左传补注》说:“ 不义不暱, 《说文》: , 黏也, 引《传》‘ 不义不’ ……此言所谓不义, 则人无肯亲附, 与下京叛叔段相应, 杜注非是。”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采用此说, 注明“ 说本沈钦韩《左传补注》。” 关于“ 郑志” , 《管锥编》引服虔:“ 公本欲养成其恶而加诛” , 历来注家多从之。“ 志” 是一中性词, 钱氏分辨有不可告人之志, 有可公诸于众之志, 是在语用层面立说, 并非在词义诠解中有新发现。以这类词语的诠释为证, 证明《管锥编》把“ 阐释之循环推向极致” , 建立了自具特色、自成体系的阐释学, 是缺少说服力的。

但是, 也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管锥编》的价值。《管锥编》乃是学术笔记, 著者并没有以建立理论体系为己任。对《管锥编》一书的性质、体例作出客观判断, 才能对它的价值有合乎实际的理解。有的论者反复强调:《管锥编》不是一部读书札记, “ 作者写作《管锥编》有一个总体的意图, 并非只是随意的‘ 读书札记’ 。” (④ 参看何明星:《〈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第 34页-37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对于学术笔记, 钱钟书从不轻视, 他曾说过, “ 世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 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 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 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 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 [6]在钱氏特有的谦抑和幽默后面, 自然流露的是与中国古代有些文人和西方若干学者相近的超越功利的读书和思考的心态, 而这正是浮躁世风下难能可贵的。我们读《管锥编》, 往往有平矜释躁之功, 即是这个缘故。从一些传记材料可知, 钱氏读书一向勤于作笔记。《管锥编》的自序讲得很清楚, 此书是由笔记整理而成, “ 瞥观疏记, 识小积多……料简其较易理董者, 锥指管窥, 先成一辑。假吾岁月, 尚欲赓扬。” 杨绛先生在《钱钟书手稿集》序言中说:那些手稿是“ 经过反刍, 然后写成的笔记。” “ 不论古今中外, 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 到通俗小说院本, 以至村谣俚语, 他都互相参考引证, 融会贯通, 而心有所得, 但这点‘ 心得’ 还待写成文章, 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 在在都是日札里的心得, 经充分发挥而写成的文章。” 严格说来, 《管锥编》里所有各则, 还不是文章, 与《七缀集》所收诸篇, 与钱氏在《中国文学史》里执笔的两节(⑤ 钱钟书一生写的单篇论文不算很多, 除已署名的之外也还有别的。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 编写说明” 中说, “ 唐宋段由钱钟书主持” 。又可参看邓绍基:《迄今规模最大的文章总集》一文, 见《< 全宋文> 五人谈》, 《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文中说, “ 钱钟书先生亲自执笔写了《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和《宋代的诗话》二章。” 两者都是有独到见解也符合通行论著形式规范的文章。而他晚年集中精力于《管锥编》的写作。1981年, 他接受采访时表示《管锥编》还要写“ 全唐文” 、“ 杜甫诗” 、“ 韩愈全集” 等五部, 并曾引用法国作家莱翁· 法格的话说: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 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 还是难上手的?写作人一般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 而是喜欢从难处下手。见:彦火:《钱钟书访问记》, 原载《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续编》, 香港昭明出版社1982年出版, 转引自田蕙兰等编《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第43-44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据此, 可否认为, 在钱钟书看来, 《管锥编》这样的学术笔记, 比之单篇论文写作难度更大?), 是大不一样的。其实, 学术笔记是学术论著的体式之一, 它本身与其他体式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有清一代, 出现过学术笔记的精品, 如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陔余丛考》, 在学术史上有很高地位。梁启超说, 清代乾嘉年间 , “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 每人必置一‘ 札记册子’ , 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 顾炎武把《日知录》作为平生的重要事业, 自谓“ 平生之志业皆在其中” 。“ 推原札记之性质, 本非著书……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 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 其范围必较广泛, 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 此非诸师所乐, 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 [7]今人吕思勉的《吕思勉读书札记》, 陈登原的《国史旧闻》, 均深受好评, 沾溉后学(⑥ 吕思勉曾说, “ 少时读史, 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 稍长, 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 见《吕思勉读史札记》“ 前言” , 该书第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足见学术笔记在老辈学者心目中的位置。)。顾炎武著《日知录》, 视之重而成之难, 钱钟书的心与乾嘉学者或有相通之处。钱钟书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 《管锥编》大量应用西方学术资料, 使中国的学术笔记进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当世学术论著数量大大超过既往任何时期, 就读者而言, 与其读格式上中规中矩而言之无物的大块文章, 不如读实实在在解决哪怕是细小问题的学术笔记。但是, 学术笔记毕竟不利于用来构筑严整的学术体系, 这也是不应讳言的。

三、关于《管锥编》中著者之自抒胸臆

《管锥编》按著者所读之书编排, 却并不是以研究十部典籍为鹄的。本文谈论的这一部分, 作者并无全面讨论《左传》本身或者孔颖达疏解的意图, 全部67则中, 重点在直接、正面讨论《左传》和孔疏的, 以较寛的标准计, 也不到十则。如第一则论《左传》之勋绩, 第14则论《左传》对鬼神的态度, 第31则论《左传》中的小说笔法, 第32则论《左传》首创记言中“ 语断而脉承” ……在其他绝大多数地方, 作者只是将他在研读《左传》文本时感触到的问题记录下来, 再加发挥, 其中有很多与《左传》及孔疏关系很小, 仅仅是由《左传》某句、某词触发, 因而发掘、展示与此相关的资料, 并提出对于文化、伦理、人情各种问题的看法; 而这某句、某词在《左传》整体中往往并不见得是很重要、很关键的。和前人的学术笔记一样, 《管锥编》中也有不少训诂、考据等知识性内容, 而更易引起读者兴趣的, 是关乎人生体验、世道人心的内容, 这是前人学术笔记中较为稀见的。这里既有对古来史家或注家文字中寄寓的感慨的提示, 也有钱氏本人胸中块垒的宣泄和观世与阅历所得的透露。钱钟书多次申述《史记》是司马迁感愤之作。《外戚世家》对于“ 妃匹之爱” 发了一番议论, 金代王若虚以为是小题大作, 钱氏则说, “ 此正迁之深于阅历、切于事情” , 有感于“ 天命” 难测, 个人无法决定其穷达祸福, “ 寄慨深也” 。《韩世家》里记陈平之言, “ 乃马迁自抒胸臆” 。《陈涉世家》记贫贱时希望能交结权贵, 得志后则弃置故旧, “ 二事皆世道人情之常” 。《管锥编》又说, “ 成公十年” 的一条杜注, “ 非阐明经传之旨, 乃杜氏有感而发” , 那是指杜预有感于因才而丧身, 无才则得终天年。杜预做注, 可以用来寄托身心之感愤, 《管锥编》时或有感而发就更不使人意外了。

第30则有很长篇幅关于“ 权” 的论述, 这大段论述与《左传》并没有密切关系, 而应看做钱氏独立的议论。它由“ 《左传· 成公十五年》” 里的几句话引出, 那就是曹公子子臧说的, “ 前《志》有之曰, ‘ 圣达节, 次守节, 下失节。’ ” 钱氏说, “ ‘ 达节’ 即昔语所谓‘ 权’ , 今语所谓‘ 坚持原则而灵活应用’ 也。” 这里我们存在疑义的是, 钱氏所论, 为权宜、变通之“ 权” , 子臧说的“ 达节” 是否等同于“ 权宜、变通” ?恐怕难以肯定。 诸侯欲立子臧为曹君, 子臧辞而不受, 就说了那番话。他说, “ 为君非吾分也” , 做国君不是他的身份所应该得到的, 他是庶子。至于舜继尧位、禹继舜位, 商汤和周武夺过前朝的君位, 子臧认为他们是圣人, 能够“ 达节” 。关于达节, 杜预注:“ 圣人应天命, 不拘常礼。” 孔颖达疏:“ 節, 犹分也。人生天地之间, 性命各有其分。圣人达于天命, 识己知分; 若以历数在已, 则当奉承灵命, 不复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礼。舜、禹受終, 湯武革命, 是言达节者也。” 所以, 后来袁宏在《后汉纪· 光武帝纪论》中说:“ 夫能与造化推移, 而不以哀乐为心者, 达节之人也。” 这些人的达节, 不是一般的权宜、变通, 而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可以背离、排除固有的“ 节” , 创立新的“ 节” 。《左传· 昭公七年》里有:“ 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臧孙紇有言曰, 圣人有明徳者, 若不当世, 其后必有达人, 今其将在孔丘乎。” 达节, 是舜、禹、孔子那样的圣人才能做到的; 权宜、变通则更多地是普通人常常不得已的临时应对之方。钱氏不拘泥于子臧话的原意, 为的是要表达他的见解, 即认为“ ‘ 权’ 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 今世考论者似未拈出。” 他引多种论述, 不赞成那种避小嫌而误大事的“ 硁硁君子” , 认为“ 谎语时或有益” , “ 诡辩时或宜用” , 反对“ 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的愚蠢的道德观。在这一则的末尾, 钱氏提示读者参看第15则论兵家之诈乃善诈, 用诈不失为可赞誉之事。用兵之诈乃是兵家常道, 不属于一时权变, 这里钱氏多少有些混淆。钱氏又指出, “ 权” 必须守住底线, 有所不为, 不能如小人之无所忌惮。《管锥编· 史记会注考证· 刺客列传》里说, 豫让不肯诈降, “ 其严于名义, 异于以屈节为从权后图者” , 与李陵的投降“ 如冰炭矣” , 对于不肯从权的豫让持赞许态度。我们想, 这也是钱氏在实际生活中律己衡人的尺度。

第54则, 论统治者愚民之术, 焚书坑儒是低层次的, 更狡狯的是宋代晁说之揭示的, 对经典做出符合需要的新的阐释, “ 自为一说, 以授学者, 观其向背而宠辱之” , 使文人才士皆成为听话的工具。而钱氏更指出, 这样做固然可以愚民, “ 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 。观之20世纪中外历史, 可以体会此语之深刻。

《管锥编》这一部分让人阅读时可以细细咀嚼的还有很多, 如第16则、第25则一再讲的人与人交往中, “ 恩德易忘, 怨毒难消” , “ 与(给予)不期众少, 其于当厄; 怨不期深浅, 其于伤心” ; 第52则谈同一梦境, 贵人梦之为祥, 贱人梦之为妖, 是“ 鬼神亦炎凉势利” , 都是感时伤世之言。

《管锥编》是内容丰富的大书, 既可供人查阅, 也能启人沉思, 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具有诱人求索的吸引力和激发力。和世上所有的著述一样, 它存在某些局限和瑕疵。它既不需要人刻意抬高, 也不会因人随意贬低而失去其启悟学人的力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作者已声明无竞争性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1] (清)浦起龙. 史通通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156-158. [本文引用:1]
[2] (美)史华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 程钢译, 刘东校.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11. [本文引用:1]
[3] (德)狄尔泰. 历史理性批判手稿[M]. 陈锋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28. [本文引用:1]
[4] 钱钟书. 谈艺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 38-39, 363-365. [本文引用:1]
[5] (英)柯林伍德. 历史的观念[M]. 何兆武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37-238, 244. [本文引用:1]
[6] 钱钟书. 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M]. 北京: 三联书店2002. 7. [本文引用:1]
[7]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56. [本文引用:1]